胡錦濤總書記的“七一”講話雖然過去半月有餘，但從國內外的反響來看，影響頗佳，蓋因講話沒有回避中共當前在治國理政中所面臨的問題、矛盾和挑戰。如果說，總結經驗和教訓是為了更好地前進，那麼，關鍵就看有沒有勇氣正視現實，直面挑戰、糾正失誤。

政黨也好，政府也罷，是要有點危機意識的，尤其在一黨長期執政的條件下。戰爭年代毋須說，中共曾遭受過多次重大挫折，即使在取得全國政權乃至改革開放後，在領導人民探索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也由於對客觀規律的認識不足，出現過一些重大的政策失誤，付出了很大代價。不斷的挫折和困難培育了中共難得的危機意識，使得中共能夠靈活應變，依靠變革，依靠群眾，從而最終都能安然度過困境，並開創更大局面。

然而，中共每次在挑戰面前的化險為夷是否意味著以後遇到類似或更大的困難時都能順利、從容過關？歷史可能不會簡單地重複。誠然，過去的經驗有助於問題的解決，但現實來講，中共今天面臨的挑戰有著全新的形式，是過去革命和建設年代所沒有過的。如果還基於過去的經驗以為能戰勝所有挑戰，勢必會滋生出不必要的樂觀情緒，從而淡化或遮蔽對問題的認知。

這些問題和挑戰也就是總書記在“七一”講話中所警示的四大考驗和四大危險，即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精神懈怠的危險、能力不足的危險、脫離群眾的危險、消極腐敗的危險。在黨執政的條件下，面對這些挑戰和考驗儘管不需要像革命年代那樣出生入死，然而廣大黨員幹部是否有足夠的意志抵禦各種誘惑，能否從長期的安逸中振作精神，拜人民為師，提高治國理政的本領，等等，從目前看，答案並不輕鬆。

首先，經過長期的經濟發展後，今天的物質財富極大豐富，再也沒有過去的物質匱乏之苦，但由於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黨和政府主導著社會經濟的運行，權力隨著財富的增長深入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因此，其所擁有的經濟實力和財力比過去大大提高，掌控的各方面資源大大增加，這使得權錢交易的廣度和深度都是過去無法比擬的，從而客觀上增加了腐敗的機會。

其次，改革前的中國是一個政治、經濟、文化高度同質化的社會，而改革開啟的社會轉型使中國社會出現前所未有的分化，利益群體大量湧現，成員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這直接導致社會的生產生活方式、管理理念、社會結構與道德價值系統等都受到嚴重衝擊，增加了党執政和治理的難度。

第三，儘管在社會轉型中，党和政府加強了自身建設和對黨員幹部的紀律要求，但由於意識形態吸引力的弱化、普遍而嚴重的道德滑坡，有法不依執法不嚴而導致的法度虛化，社會核心價值觀的缺失等，從而使得相當一部分黨員幹部喪失了應有的理想信念，精神懈怠，無法帶領群眾繼續前進。

總之，改革開放以來，雖然我們創造了人類歷史上少有的高增長，但也付出了極大的成本和代價。而當前又正處於改革開放的攻堅時期，經歷著人類歷史上空前廣泛的社會變革，舊的矛盾和問題未來得及解決，新的矛盾和問題又應運而生。在這樣一個多種矛盾和問題疊加的特殊時刻，黨和政府必須向每個黨員幹部灌輸憂患意識，使每個黨員幹部充分意識到前進路上的困難，從而時刻做好準備，迎接更大挑戰。

從人類歷史的發展趨勢看，中共若要謀求長期執政、永續執政，國家若要長期繁榮和長治久安，長遠和根本而言，只能是實行民主。儘管民主在不同國家不同階段的實現方式和路徑不同，但無論對中共還是中國而言，求民主之心不能動搖，民主的方向不能偏離。

民主不僅是一套理念，還是一套治理機制，一套生活方式。如果說，民主的完整徹底實現還有賴時日，需要創造各種條件，那麼，就當下而言，必須把民主的觀念和一些具體做法貫穿於以下兩個問題的解決，這兩個問題是當前乃至今後一段時期影響黨的形象和中國發展，迫切需要優先解決的重大挑戰。它們是：重建黨與群眾的密切聯繫，重新贏得人民的支持；不遺餘力地做好反腐敗工作。

居安思危，時刻懷有危機意識，過去是中共戰勝各種艱難困苦，走向勝利的保證，今後中共要戰勝各種挑戰，同樣離不開全黨的憂患意識。從這一點說，危機意識是中共最可貴的執政品格。只要我們建立起了回應群眾訴求的制度化機制，決策和行為公開透明，開放群眾對政治和公共事務的參與，切實尊重和維護民眾的民主權利，切實推進法治反腐，中國的未來將會更美好。

（鄧聿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