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前40年，狠鬥私批修，甚至’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也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改革開放後，人的拜金主義又越來越厲害。我們經歷了兩個時代，從極其沒有自我走向極端自我，不變的仍是人性的坍塌。

“文革”武鬥，我打死過人

“喂，我是黑子。請問找我什麼事？”

2008年的一天，王冀豫接到了自己插隊時的夥伴、《工人日報》老記者吳琰的電話。

吳琰向他轉達民間學者王克明（他倆共同的朋友）的請求。王克明正組織一系列稿件，預備出書。而這批稿件的作者，必須親歷“文革”，以自己刻骨銘心的體驗，對那段歲月有所反思。

王冀豫毫不猶豫地答應了。更痛快的是，他在電話那廂坦言：“’文革’武鬥中，我打死過人。”

“我心想，我算找對人了。”儘管，吳琰聽後大為震驚。那次組稿，她極少遇到如此率性的作者，“對於在’文革’中的作為，有些人會刻意掩飾，還有些人想徹底忘記。”不久，她便收到了王冀豫寫的《背負殺人的自責》–

我是“大院”長大的孩子。所謂“大院”，潛臺詞就是幹部子弟聚居區。……

1967年8月5日，中午。那天，天空混沌。與我同住空軍大院的師院附中（即北京師範學院附屬中學，現為首都師範大學的附屬中學）同學常某某急匆匆到我家：“糧校（即北京糧食學校）的’四•三派’階級報復，昨天把我們學校’老兵’高三的唐某某在路上綁架了，學校軍代表斡旋，今天中午才放。在裏面他被毆打、侮辱。他們還正在這條路上抓捕毆打穿軍裝的同學呢。現在正召集各大院’老兵’找他們算賬。”

我積極響應，並招了幾個本院的同學騎車趕往翠微中學，與二十幾個在校門口的同學匯合後，一群人騎著車向師院附中進發。

我們砸了校體育器材庫，工具庫，將體操棒和大鎬把等打人的東西翻出來，人手一件，沖出校門。我們到了糧校附近，最初雙方沒有實際意義的交手，都在試探。……一個小時後結果來了，一輛滿載人員的卡車出現在我們的背後。對方的柳條帽、工作服、標槍和棍棒使很多看熱鬧的師院附中同學“傻了”。

我心裏很藐視這些不中用的“好學生”，給他們做個樣子，撿起一塊鵝卵石，跳起來扒住卡車的大箱板，沖起哄架秧子的人群大叫：“打呀！”掄起來對車上的“四。三派”同學亂砸。這是一場武鬥中真正的膠著，雙方混在一起大概有一兩分鐘，勝敗即成定局。我盯住砸我石頭的同學狂追過去。我在他毫無反應的狀況下，一棍擊中了他後腦部，死了。

踏上救贖之路

“當校醫告知，他沒救了。我一把揪住醫生的衣領問，他真的沒救了？！”

“我猶如五雷轟頂，渾身發抖。從心裏想往外喊–我不是故意的！事實卻永遠不能改變–我殺人了。”

如今，60歲的王冀豫，軍人般穩坐，面無表情地訴說。

10歲時，王冀豫才意識到“人是會死亡”，他第一次“害怕極了”。

大人們淡定告誡他，是的，人確實會死。但《鋼鐵是怎樣煉成》裏說，人的一生應該這樣度過，要為解放全人類的壯麗事業獻身。稍大，他和他的夥伴同志學會了穿皮鞋猛踹“階級敵人”。搞武鬥，他是王朔筆下的“動物兇猛”，要如“林彪說，槍一響，老子今天就死在戰場上”。“一個活生生的人居然被我狠狠打死了，他不該死的，我真的非常非常內疚。”王冀豫袒露。素日天不怕、地不怕的他，開始惶惶不可終日。

“那種滋味難受極了”–“我想到抗美援越。我想多殺美國鬼子，以洗清自己的罪孽，興許能重新變成好人。”當然，這也是為圓他兒時的“英雄夢”。1967年9月18日，王冀豫踏上南下的列車，他要去海南島當兵。在海南島，他待了兩個多月，曾經阻止了一場武鬥。“一派頭目要拿刀紮另一派搶槍的人。我沖上前去，一把攥住他的手腕，奪下那把刀。那人其實很渾，可我殺過人，我知道他這麼幹，一定會後悔。”王冀豫每每想起那幕，都稱自己特別勇敢。奔赴前線的請求未被批復，北京又不斷傳來消息–警方正在追查兇手。於是，他給家人寫信，他殺了人，要投案自首。“我是一個殺人犯。”他相當平靜。雙手銬上的時候，驀地釋然。

在河南農村，價值觀被顛覆

1968年年初，王冀豫被押送回北京半步橋監獄。“我早想到了死刑，我非常服。”他肯定道，那次蹲監獄於他，“關鍵及時，恰如以後人生的每一步。”

王冀豫像一個文盲，掉進了一所“大學”裏。以前為了塑造成“忠誠的革命主義事業接班人”，骨子裏尚武的他也在讀書，“但要好看才行，比如《八十天環球旅行》、莫泊桑、傑克•倫敦，《紅樓夢》我可看不進去。”監獄裏多是政治犯。他們勸他，好好看看吧，那可是一本大百科全書。他們為他講解羅曼•羅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雨果的《悲慘世界》、《九三年》，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戰爭與和平》……

“在這樣一個’淡泊以明志，寧靜而致遠’的環境，這樣一群人對我的轟擊就是要讀書，動腦子，像他們一樣善於表達。”王冀豫說。1968年9月27日，王冀豫轉入中央學習班。那裏聚集的更是政治犯中的“精英人物”。他直喻自己升入“EMBA”，或者“黨校”。1969年春節前夕，王冀豫從學習班放出。不久，王冀豫執意回到農村，抱著“投奔延安革命聖地”的心境，來到河南駐馬店的“最窮的縣”–新蔡。那裏有鄧英淘（原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鄧力群之子，現社科院經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吳琰（中宣部教育處處長吳寄寒之女）。“回頭一想，我生命中結緣的人，多是思想境思高於他人。”

那時，吳琰跑來找王冀豫，“黑子，你上我們徐營去吧。我們小隊更苦。”

“行！哪兒苦上哪兒。”他二話不說，扛起背包就走。

麥收的一天，一個村民熱情招呼，老王，晚上你過來喝酒。今天隊裏有人降生，從此又是144口人了。

這也沒多大事呀？他不明就裏。

“有。我們隊在人民公社成立時是144口人。可到1959年，就餓死了73口人。直到今天，我們才恢復到最初的人數，”村民說。

王冀豫方知，包括他住宿的羊倌家，在那個年月，一家餓死了8口人，只剩羊倌一人。

“羊倌結婚後，生了兩閨女。還是餓，我把自己每月的糧票給了他，餓誰也不能餓孩子。”他頗心酸。困難時期，他們一幫大院子弟正享受保育院與在小學寄宿教育制，“除了饞，真沒挨過餓”。日後，他和吳琰常聊，我一個無法無天的人，確實被徐營事實給震住了。

我不信懺悔，只信仰真話

1979年，王冀豫返城，進入北京特殊鋼廠當工人。上世紀80年代初，他到深圳經商；1989年，在京承包下稻香湖馬場，牧馬至今。

“我不認同’懺悔’這個詞，懺悔有用麼？”王冀豫反問。

1969年，他被放出後，從未見過王彥宏的父母親，“警方不讓我們相見，怕再生鬧派系間的矛盾。恐怕他們現已不在人世。”這個硬漢聲音低沉。當年武鬥的很多情節，如煙消逝，“但有一種情緒至今還能感受到，就是”仇恨“！”一如他在文中描述，“好像我們的體能、智能都超水平發揮。其實以往的團隊訓練，集體主義精神往往在一個最荒誕的時代總能發揮得淋漓盡致，猶如希特勒的納粹德國。”

這篇《背負殺人的自責》發表後，在美留學的女兒讀到，很是鬱悶地對他說，原來你過去那麼壞啊？“我怎麼跟她說明這些？她受西方教育浸染，她能理解’文革’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從’文革’之初，從我打死王彥宏的一刹那，不得不承認，我靈魂的異化就開始了。伴隨其間，有金觀濤、鄧英淘等人不斷地對我塑造。點點滴滴的積累，直至徐營時，它發生了突變。這個異化讓我接受普世價值，認識到什麼才是民主、自由、理性。”

“當人在一個虛假的世界裏，有什麼比真實更值得追求？我有信仰，我信仰真實的力量。就像我在農村和老百姓待在一起，我感到我是真實的。就像我的馬，它們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喜歡讓你騎，偏不讓你騎。它恣意使性，不會暗中害人，不會虛偽地說，我是傷害了你，但我不是故意的……”

2008年冬至，他為已逝的奶奶和父親，還有王彥宏燒紙。

輪到燒給王彥宏時，火就是點不著。他急道，不用你原諒，我欠你的！恨我，也別和自己過不去。

（鼓書、 張嘉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