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於本月十日公佈第一波「立委」提名時，以「第二次寧靜革命」來形容親民黨的這一行為，聲稱「問題不在藍綠，而是在國會及領導，親民黨的參選人要掀起第二次寧靜革命」。

由於八月二十二日是新黨成立十八週年紀念日，而新黨自成立以來就認為自己是「寧靜革命」的「受害者」，故而宋楚瑜的「第二次寧靜革命」論引起新黨的敏感反應，鬱慕明主席就連續多天舉行記者會予以質疑。鬱慕明的主要論點包括，一、第一次「寧靜革命」是國民黨的主流與非主流之爭，當時就是由李登輝和宋楚瑜主導，但宋楚瑜現在卻說「問題在領導、問題在國會」，似乎忘了當初「萬年國會」是誰去改革的，為何現在會變成這樣？這是否意味著第一次「寧靜革命」是否失敗？」二、宋楚瑜喊出要進行第二次「寧靜革命」，是否意味著又要和李登輝合作，讓「台獨」、「黑金」舊勢力復辟？親民黨是否也要跟進「棄馬保台」、「去中國化」？希望親民黨和宋楚瑜應對外「說清楚、講明白」，不要迴避問題。三、宋楚瑜提出的第二次「寧靜革命」內容，包括了對政府體質的改革，宋楚瑜是否要爭取「行政院長」的職務？ 新黨創辦人之一的李勝峰也痛批說，宋楚瑜主張「三黨不過半」，下一句不就是「院長有希望嗎？」「寧靜革命」一向是李登輝的專用名詞，宋楚瑜現在既然要使用，但為何沒有提李登輝的名字？

新黨既然自認為是第一次「寧靜革命」的「受害者」，其「批宋」的語調也就較為激烈，甚至是上綱上線到「要與李登輝合作」，讓「台獨」、「黑金」舊勢力復辟的高度。對此，親民黨頗不以為然，該黨文宣部副主任吳崑玉就以《什麼需要「第二次寧靜革命」》為題在報章上撰文駁斥道，宋楚瑜主席提出「二次寧靜革命」的概念後，引發各界不同的迴響，有人認為這是選「總統」的白皮書，有人則望文生義，或還活在古早時代，認為這是跟老李合作的訊號，我只能嘆一聲：「燕雀安知鴻鵠志」啊！他還表示，親民黨之所以要提出「二次寧靜革命」的構想，是基於這是一種近乎革命的全面改造，卻必須在體制內不流血的完成。

第一次「寧靜革命」是從威權到民主的「體制過渡」；第二次「寧靜革命」則是一種「體質」變革，要從觀念、作法、到行為，從政府、經濟、到社會，全面性的調整台灣體質，以讓台灣迎向劇變的挑戰。

但親民黨大將劉文雄對兩次「寧靜革命」的解讀是——第一次「寧靜革命」是把「萬年國會」拉下來，第二次「寧靜革命」是要把「國會」換下來，卻是「出賣」了宋楚瑜和吳崑玉：原來宋楚瑜將親民黨要參選「立委」，爭取使親民黨回復「第三大黨」地位的「一黨之私」，無限擴大為「近乎革命的全面改造」。這就難怪，政大台灣文學研究所所長陳芳明指出，宋楚瑜個人的進退，在民主社會原屬尋常的事，並不值得訝異。但如果把自己的復出形容為「二次寧靜革命」，就不免是誇大其詞。這種膨脹的語言，正好顯示他的性格已然改變。他在電視上的誇誇之談，強烈暗示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是以他個人的意願為轉移。現在他回到政壇，對藍綠陣營都表示極大不滿，卻對自己的全身而退沒有任何檢討。在戰場受傷累累的戰士，看他紅光滿面歸來，又看他自信滿滿宣佈要進行「二次寧靜革命」，卻距離人民就越來越遙遠。

實際上，所謂「寧靜革命」，按《現代用語導讀》的《政治／外交／法律卷》詮釋，此詞的原始意義，出自二十世紀初期的意大利共產黨創始人葛蘭西，意指統治階級為了鞏固政權的穩定，削弱人民因政治改革停滯而起的革命能量，往往會策略性的進行不損其統治基礎的體制內改革。經過半個世紀，「寧靜革命」一詞卻有了新的解釋，用以指涉部分開發中國家正在進行過去所沒有的社會改造運動，且以和平方式進行而未引起流血革命，引起國際政治觀察家的注意。

一九九三年九月間，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白樂崎在美國波士頓的一場公開演說中，即以「寧靜革命」一詞形容台灣近年的政治民主化改革成績。一九九四年五月間，台灣「新聞局」以《寧靜革命》為書名，出版一本評述台灣的「憲政改革」成效的專書，包括資深「中央」民代退職的「國會」生態改造、一機關二階段的「憲法」十八項條文增修工程、開放「總統」直接民選的落實「主權在民」，但對國民黨內主流派與非主流派之間頻起流派爭鬥的「不寧靜雜音」，書中則未引入。一九九四年八月，李登輝首開先例接見夙被視為異議團體、「台獨」色彩濃厚的「世界台灣人同鄉會」代表時，即以《寧靜革命》一書贈以「世台會」成員，顯示李登輝對其主政期間所推動的「憲改」成績相當滿意且自信。

出版《寧靜革命》一書，是時任「新聞局長」的胡志強的政治資本。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日，胡志強曾以親筆題簽贈送筆者一本《寧靜革命》的精裝本。胡志強在該書的「序」中寫道，這幾年來，台灣地區在政治、社會、文化及傳播方面的重大變革與進步，意義更為不凡；其中若干發展甚至可以稱得上是中國五千年歷史上之首創，而被視為「歷史的開端」。這些變革與進步，也許是因為沒有以流血為代價，也未帶來劇烈的社會動亂，所以在國際上，反而沒有引起廣泛的報導與高度的重視。雖然邱吉爾曾說過，巨大的改變，鮮有不經過流血、流汗和流淚而達成，可是在台灣地區所完成的重大變革，卻能在沉靜、理性，並且和平的過程中完成。

《寧靜革命》一書中，就收錄了以「寧靜革命重要推手」自傲的宋楚瑜所撰《中華民國台灣的政治發展（一九八五至一九九二年）》一文，其副題是「一個局內人的觀點」，可見他是以「局內人」的親身經歷來論述「寧靜革命」，並把「寧靜革命」視為自己與李登輝親密合作所誕生的「親生兒子」的。正因為如此，他才念念不忘「寧靜革命」，並喊出「要掀起第二次寧靜革命」的口號。

不錯，「寧靜革命」在推動台灣地區的民主進程方面，確是有重大貢獻；但與此同時，卻又為日後李登輝籍著「修憲」，以「主權在民」的口號大搞「去中國化」，甚至是製造機會讓民進黨上臺埋下了禍根。

因此顯見，宋楚瑜的「第二次寧靜革命」，確實是自我膨脹,只是把「寧靜革命」中的一小部分內容－－「國會改造」,來作為自己要推動第二次「寧靜革命」的標的——「換掉國會」，真是令人有「英雄遲暮」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