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爾巴喬夫與蘇聯解體

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上任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接掌的蘇聯已處於嚴重危機之中:

政治上專制腐敗。最高蘇維埃只是名義上的最高權力機構,所有事務的決定權都掌握在幾個黨魁尤其是總書記手裏。在《戈爾巴喬夫回憶錄》結束語中;戈爾巴喬夫寫道:“我擔任蘇共總書記一職時,我擁有的權力可以和專制帝王相媲美。”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各級官員群體實已墮落成特權階層。現實社會充斥著對人的尊嚴的無恥踐踏和逍遙法外的胡作非為。

經濟上停滯不前。以粗放型經濟增長模式和犧牲農民、農業甚至國民幸福為代價,換回了表面光鮮似與美國相抗衡的超級大國稱號,實際上經濟發展處於停滯狀態。安德羅波夫當政時曾動用情報系統調查國家經濟真實情況。他已不相信政府統計局的數字。克格勃向他報告的資料顯示:20世紀70年代蘇聯經濟開始走下坡路。1982年蘇聯經濟增長率是零。工業勞動生產率不到西方先進國家的1/3;農業勞動生產率是西方的1/5。再加上入侵阿富汗,耗費大量軍費,民眾生活水平連年下降。

文化上思想壟斷。蘇共對社會輿論和思想文化實行嚴控,書報檢查制度剝奪了公民的言論自由、創作自由,大眾傳媒成了官方操縱和擺布人民思想的宣傳工具。70年代流傳“《消息報》上無消息,《真理報》上無真理”的話,是蘇聯社會萬馬齊喑的真實寫照。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不僅在經濟上實行公有制,也把人民的思想國有化了。

戈爾巴喬夫在一次演講時提到,他在接掌國家權力時,蘇聯已經腐敗僵化:“完全由中央控制的國家所有制,無處不在的獨裁的官僚主義體系,政治上的意識形態控制,社會思想和科學中的壟斷,吸走我們最好的資源、包括最好的智力資源的軍事化工業,難以承受的軍事開支危害著我們社會的進步,我們也曾為此驕傲。後果是,我們的社會在經濟和精神兩個方面正在衰敗下去。然而,對於一個漫不經心的觀察者來說,這個國家看起來仍是一副相對健康、穩定、有秩序的圖景。在宣傳魔力錯誤引導之下的社會很難知曉正在發生什麼,它所面臨的最近的將來是什麼。最微弱的抗議的表示也被鎮壓下去,絕大多數人將抗議者視為異類、誹謗者和反革命。這就是1985年春天的形勢,還有著巨大的誘惑力讓人們維持現狀,只做一些表面的改變。這就意味著繼續欺騙我們自己和人民。”

面對蘇聯這樣的社會現實,戈爾巴喬夫何去何從?

人們發現,正是戈爾巴喬夫的價值觀以及領導實施的幾個關鍵性改革措施,推動和加速了蘇聯的解體。

1.民主價值觀是改革的原動力

“我也可以不改革。”戈爾巴喬夫回憶說:“制度本身還具有穩定性,再維持幾十年是可能的。”確實如此。戈爾巴喬夫登上權力頂峰時才54歲,而且身體健康。只要他握緊帝王般的權力,拒絕政治改革,利用壟斷的媒體把自己打造成英明領袖,鎮壓一切反抗,完全能夠墨守成規地幹他幾十年甚至一直到死。

早在執政前,戈爾巴喬夫就產生了對蘇聯制度進行徹底改革的意念。1983年5月戈爾巴喬夫出訪加拿大時,與時任蘇聯駐加大使亞‧雅科夫列夫進行過深談。亞‧雅科夫列夫撰寫的《“改革新思維”與蘇聯的命運》一書提到,戈爾巴喬夫那時就認為,蘇聯社會必須“改頭換面,徹底改變自己的性質”。戈爾巴喬夫說:“不過,我只是在1983年以後才否定關於蘇聯制度等同於社會主義、體現出社會主義優越性這一看法的,而且不是一下子就否定的”(見阿爾奇‧布朗:《戈爾巴喬夫改革與五個轉型》)。

戈爾巴喬夫在演講中提到:“當我同意擔任蘇共中央總書記一職時,我認識到我們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樣生活下去了。”

隨著改革的進展,戈爾巴喬夫的民主理念越發堅定。戈爾巴喬夫的高級顧問、總統助理阿‧切爾尼亞耶夫在《在戈爾巴喬夫身邊六年》一書說:“他是單槍匹馬去推倒龐然大物的,而且是自己決定這樣去做的,甘願自己冒很大的風險,置他已經擁有的可使人心滿意足的政治地位和良好的物質條件於不顧。”

戈爾巴喬夫在回憶錄的結束語裏說:“我從許多人那裏聽到–種意見,說戈爾巴喬夫最大的錯誤在於他把權力拱手讓出去了。這被看做是軟弱的表現;是一次非常嚴重的失敗。的確,迄今為止,在所有的價值衡量表上,喪失權力的統治者都是失敗者。對於這一點,我有不同看法。我不僅有思想准備,而且實際上我有意識地把事情辦成這樣,即到了一定的階段,屆時穩定的民主制度已經建立起來,我國的最高權力機構也就可以易手了。”

可見,徹底的改革不是突發奇想,而是既定思維和價值觀念決定的。

2.整頓幹部隊伍貫徹改革意圖

毛澤東說過:“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就是決定的因素。”戈爾巴喬夫非常重視幹部隊伍的建設,為了組織改革的堅定力量,他上任之後便根據對改革的態度,大膽調整和整頓幹部隊伍。時任美國駐蘇聯大使的馬特洛克在《蘇聯解體親歷記》一書中說,“戈爾巴喬夫的第一個行動就是計劃控制共產黨的最高領導層。”“一俟就任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就竭力設法控制政治局。”戈爾巴喬夫上任半年左右時間,便免去了吉洪諾夫、羅曼諾夫、格裏申等人的政治局委員職務,提升了利加喬夫、雷日科夫、謝瓦爾德納澤等4人為政治局委員;更換了部長會議主席和6位副主席,撤換了40多名黨中央和政府的部長,撤換了近50名共和國州委第一書記。中下層幹部也進行了大範圍的調整和整頓。戈爾巴喬夫的這一措施,為推行改革創造了重要條件。

3.強調公開性,解除輿論控制

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雖是全方位的,但他把主要精力集中到政治改革上,因為政治制度具有決定作用。

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是以公開性拉開帷幕的。他說:“蘇聯共產黨堅決讓黨和人民知道一切,公開性原則是社會主義民主的實質所決定的”。

公開性的推行,勢必要打破輿論控制。統制思想,鉗制言論,是專制社會欺騙民眾、維護特權的普遍招數。戈爾巴喬夫回憶錄中說:“從莫斯科直到最遙遠的邊疆,無論是黨報還是工會、共青團、作家協會的報紙,甚至連漁民、獵人、老戰士組織的報紙在內,不管是什麼人辦的,反正是宣傳部淩駕於所有報紙之上。那時候全體編輯都相信黨的規定是正確的。每月一次或兩次在黨中央宣傳部舉行與總編們的碰頭會,有時部長會議副主席和一些部長也前來參加。會上對報刊發表的文章提出表揚或批評,指示應該寫些什麼和怎麼寫。凡有關報刊的刊期、印數、欄目等事項的任何變動,均需經黨中央書記處批准。中央委員會機關日常‘追蹤’發表了些什麼文章,督導員向領導報告自己的觀察結果和評價,馴服聽話的人得到鼓勵,愛挑刺兒的人受到嚴懲。”

輿論一律和輿論統制,剝奪了蘇聯公民的言論自由和藝術家們的創作自由,舉國上下呈現全民思想一致的虛假現象。戈爾巴喬夫大聲疾呼:人們有權“瞭解有關過去的全部真相。必須廢除關於檔案的禁令,使任何文獻都成為公開性的財富,如實地恢復我們所經歷過的一切的本來面目。 ”

1988年4月17日蘇官方報紙《文學報》第一次透露在斯大林時期有5000萬人被殺害或被判處勞改,約占蘇聯人口總數的1/4。

1988年6月蘇聯《新世界》月刊發表文章,批評列寧廢除私有財產和建立勞改營制度所犯的一些嚴重錯誤,認為列寧為斯大林的中央計劃管理體制和實行大規模鎮壓奠定了基礎。

公開性使原來被出版檢查打人冷宮的作品紛紛出籠,一批揭露集權體制給蘇聯人民造成災難的影視作品、文學作品;歷史著作以及一大批遭到迫害流亡國外的思想家的著作得到開禁。在面對這些被強行塵封的思想與智慧時,戈爾巴喬夫回憶錄寫道:“當時我腦子裏首先想到的是:真可惜,大學時代竟然沒能讀到這一切!是的,我們這一代人缺少精神營養,只准許吃一份單純意識形態的可憐口糧,卻被剝奪了親自去比較、對照不同流派的哲學思想並做出自己選擇的機會。”到1988年底,數幹部以前被稱為特殊作品的著作同讀者見面。

公開性的實行,使蘇聯人民第一次有可能瞭解自己國家的真實歷史,他們知道了二戰前夕《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秘密議定書、二戰期間屠殺波蘭軍官的卡廷事件、蘇英劃分東歐勢力範圍的百分比協定等蘇聯官方諱莫如深的歷史事實。人們知道了蘇聯軍國主義化的真相:“原來,軍費開支所占國家預算的比例並非16%,而是40%!軍事工業系統的產值占社會生產總值的比例也不是6%,而是20%。250個億的科研總經費中,將近200個億都用於軍事設備的研製。”(戈爾巴喬夫回憶錄)重新考察蘇聯歷史和現實,人們猶如從一場持久的神話般的夢裏覺醒過來。

實行公開性的結果,解除了輿論統制和輿論一律,在蘇聯歷史上出現了從未有過的言論自由和社會輿論。拿破侖說過,世界上有兩種力量最大,一是劍,一是思想。而思想力量更大。

4.實行自由選舉和多黨制

戈爾巴喬夫回憶說:“從1988年春到1990年初”,“我們在創紀錄的短時間內進行了自由選舉,建立了議會,實行了多黨制,使組織反對派成為可能--句話,使社會有了政治自由”。

1988年6月,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中央第19次代表會議上指出,十月革命後“取締非共政黨和取消言論自由,是同民主決裂的鮮明標記。”十月革命後建立的政治體制是“黨國”的極權主義制度,“我們現在所遇到的許多困難,其根源也都在於這一體制。”他指出,現行的政治體制“口頭上宣佈實行民主原則,行動上搞的卻是獨斷專行,在講壇上頌揚人民政權,而在實踐中搞的卻是唯意志論和主觀主義。”他強調解決蘇聯問題的關鍵是對政治體制進行根本性改革,“沿著深入且持續的民主方向前進”。

在這次會上,戈爾巴喬夫首次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概念,實質內容是建立“真正的人民政權制度”,實現社會公正。進而,戈爾巴喬夫提出“黨的地位不應當依靠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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