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熱”在大街上

在共產黨的歷史上，“發現毛澤東”的人可真不少：30年代共產黨的一群高級領導人在遵義發現了毛澤東的軍事天才；40年代劉少奇和彭真在延安發現了毛澤東思想；到了60年代和70年代，全中國人民都發現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然後是80年代，鄧小平主持重新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但現在辛鳴要說的不是這些，他的出發點是，在經過了70年的血雨腥風之後，中國人還沒有徹底瞭解毛澤東的價值，還有必要再“發現”。他“發現”的是眼前這一場“毛澤東熱”。

其實發現“毛澤東熱”是用不著什麼學問的——它就在大街上。《紅太陽》錄音帶在各個大城市裏銷售，人人都看見了。包裝圖案上寫著“毛澤東頌歌”，正面是天安門，背面是故宮地面的老磚。那上面有《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有《毛主席的光輝》，有《毛主席的著作像太陽》，有《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有《毛主席的話兒記在我們的心坎裏》，總共30首，的的確確，都是歌頌毛澤東的，當年唱遍全中國。

中國唱片公司上海分公司出版這盤帶子的時候，他們說也就能賣個七八萬吧。北京王府井書店訂了2000盒，發貨的那個人給搞錯了，只送來200盒，一個小時就被賣光了，書店急電打來，說再要2000盒。湖南有個個體戶也拿走了500盒，一邊走還一邊說：“紅太陽的故鄉，能賣不掉嗎？”還不到一個星期，七八萬盒就賣光了。看來所有人都低估了毛澤東的力量，他們還以為“小虎隊”的告別磁帶《再見》會佔領那時候的市場呢，現在看來，還是《紅太陽》厲害。出版社趕緊又製作了30萬盒，不夠，50萬盒，還是不夠，結果是一個月賣了100萬盒，開創大陸歌曲磁帶的銷售新紀錄。

“要不是滿目西裝、牛仔，到處新潮、精品，差點以為時光倒流，回到了先前的時代。”上海有家報紙這樣說。《青年報》的編輯覺得此事蹊蹺，就在這個月的最後一天找來一群讀者，想問個究竟。編輯問大家，為什麼《紅太陽》那麼熱？大家都說，《紅太陽》喚起了大家的懷舊情緒，還說中年人不僅是懷念毛澤東，更多的是懷念自己的青春歲月。

像章成了“毛澤東熱”的最初徵兆

北京的家家戶戶不約而同地翻箱倒櫃，把壓在底層的毛主席像章找出來，少則數十數百，多則成千上萬。這都是20年前那場“個人崇拜運動”的產物，而今居然燦爛依舊。大人們一邊對孩子講述當年自己如何省吃儉用，買下這些花花綠綠的東西，國家又是如何傾全力製造這些東西，把造飛機用的鋁材也拿出來造主席頭像，總共造了35億個，弄得毛主席呼籲“還我飛機”。可是除了毛本人，所有人都說他的頭像還是比飛機重要得多。後來他老人家與世長辭，他的頭像也就歸於沉寂。到了80年代，六塊錢一公斤，撮堆兒賣。現在，這些故事和這些像章，就成了“毛澤東熱”的最初徵兆。90年代開始的時候，形形色色的毛澤東頭像走出千家萬戶，重新擺在商店的櫃檯上。

香港《開放》雜誌的編輯發現了這個跡象，就去追蹤“懷毛熱”的起源，結果追尋到廣州街頭的一樁車禍。這雜誌說，兩車相撞之後，一輛車上的人全死了，另一車上的人卻安然無恙，後來發現那是因為司機座中掛著一幅毛澤東像，“於是毛成了趨吉避凶的大菩薩”。這故事明顯具有杜撰性質，不過，那時候大城市裏，出租車司機們的確都把毛澤東的頭像懸掛在前擋風玻璃上，來取代那些更古老的吉祥物。

有足夠的證據表明，中國人對毛澤東的懷念，是由《紅太陽》的歌聲激勵起來的。一個36歲、戴著黑邊眼鏡的北京人，馬京軍，從這時候開始了他的收集毛澤東像章的歷程，直到8年以後，他已是北京市體委體育運動技術學校校長，家裏的毛澤東塑像，也有了6萬多枚，包括各種金屬、塑料和陶瓷為原料的頭像，半身像和全身像，掛盤，以及一個掛鐘。那時候收集毛主席像章的人真是不少，至少還有一個人和馬京軍齊名。他叫陳德，家裏收藏著6萬枚像章，還嫌少，曾經為了追尋一枚毛澤東的像章，從北京趕到瀋陽，從瀋陽趕到鞍山，從鞍山又趕回瀋陽。他說那像章是一個新疆的民間藝人在駱駝骨頭上用手工浮雕製成，實在罕有，所以不弄到手就不肯罷休。

北京人把這種人叫做“發燒友”。如果可以這麼說，那麼讓他們“發燒”的是“毛澤東像”而不是毛澤東。這兩者是有區別的，就如同“音響發燒友”感興趣的是音箱和放大器的質地，而不是音樂本身。不過，“毛澤東熱”還是迅速彌漫著，那些直接和間接同毛澤東沾過一點邊兒的人，這時候都開始撰寫文章，回憶那些令人終生難忘的時刻。

研究““毛澤東現象”成了一個現象

書店裏面，寫毛澤東的書都放在最顯眼的地方。魏巍現在筆下的“最可愛的人”，不是志願軍戰士，而是毛澤東，或者說那些“最可愛的人”都是配角，主角是毛澤東。這位作家寫了《地球上的紅飄帶》。郝明麗，一個身材高挑、眉清目秀的山東女孩兒，沒有見過毛澤東，但是她在泰山上認識了毛澤東的孫子毛新宇，就嫁給了他。郭建設，一個一向善於觀察普通人的攝影者，現在開始細緻入微地尋找毛澤東的靈魂。在他拍攝的照片上，毛澤東的形象總是和芸芸眾生形成對照，異常鮮明，令你感受到世間凡人對於神明的嚮往和期待。其中一幅照片描述了一個相當具體的場面：山村農舍裏，幾個孩子在讀書，頭頂上是毛澤東的半身像。照片說明是：“毛主席在照護著山娃娃。”

研究“毛澤東現象”也成了一個現象。那兩年曠新年一直在北京大學埋頭讀書。這個眼睛深陷而顴骨凸出的小個子，是湖南湘鄉人、毛的同鄉。想來是因為這個緣故，他把主要的精力用來研究“毛澤東現象”。

在“發現毛澤東”的潮流中，電影導演們到處尋找長相像毛澤東的人。蘇聯人那些歌頌列寧和斯大林的電影給了他們靈感。他們一口氣拍出《巍巍昆侖》、《開國大典》、《毛澤東和他的兒子》、《毛澤東和他的鄉親》、《開天闢地》這些電影。還有一部更輝煌的電影《大決戰》，耗資巨大，規模空前。它所記述的“遼沈”、“平津”和“淮海”三個戰役，構成了毛澤東軍事生涯的最輝煌的階段。

電影極盡渲染鋪張。有200多個有姓有名的演員，至於那些參加拍攝的無名者，累計有335萬人，涉及14個省、市、區的50多個縣市，此外還有12萬海軍、空軍和陸軍的官兵，還有33個師團的坦克、火炮、車輛、飛機和艦艇，還有軍事院校和武裝警察。《中流》雜誌的一個記者為此歡呼不已，說這些電影“一而再，再而三地引起‘轟動效應’，在年青一代中，獲得空前成功”。那時候的電影院的確是毛澤東的天下，半數以上的電影與他有關。一個相貌和毛有幾分相似的人，古月，因此也“偉大”起來，甚至在銀幕下面也被當成“毛澤東”。他在體育場裏提高嗓音，學著毛的步態手勢和聲音，喊了一聲：“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於是全場都激動起來，掌聲雷動。他到湖南去尋覓領袖風範，長沙、湘潭、韶山，一路受到熱情擁戴，毛的鄉親們迎接他的到來，就像迎接毛澤東本人回到故里。他在西柏坡見到李訥，李訥握著他的手久久不放，說那手很像她的父親。他在北京晉見党的高級領導人，卻被請到中間座位，那位子過去一向是毛澤東的。

但是有一個人對此不以為然。“人家都說我像主席，化妝師說，我比古月演主席好化妝。”他這樣說。他是北京大興縣留民營村一個農民，叫張占林，長相的確像毛澤東，喜歡穿中山裝，喜歡左手叉腰，做出一派高瞻遠矚放眼天下的樣子。所以方圓多少裏的人都知道這村裏出了一個“毛澤東”。這個“假毛澤東”在32年前見過真毛澤東，當場發現毛的揮手幅度不超過耳朵，端坐如鐘，落落大方。正是這次見面，讓張覺得他與毛形同一人：“毛主席身高一米八二，體重一百一十公斤，我身高也是一米八二，體重也是一百一十公斤，就是腰圍比主席肥上兩寸。”

“毛澤東熱”席捲全國

無論是古月還是張占林，都不能代替人們尋找毛澤東的真身的熱情。對於這一點，毛澤東的同鄉人具有最明晰的感受。

過去革命的年代裏，中國這塊土地上湧現出無數具有強烈政治意味的地方，叫做“革命聖地”，包括陝西的延安、江西的井岡山、貴州的遵義、河北的西柏坡、山西太行山深處一個叫五台的山溝，當然第一位的“聖地”就是湖南長沙韶山沖。60年代和70年代，中國人如果有機會離家遠遊，要去的不是九寨溝，不是黃山，不是張家界，不是香格里拉，不是江南水鄉，不是“百萬人看上海”，不是東北的長白山天池，不是海南島的天涯海角，而是這些革命聖地。

到了80年代，“革命聖地”被冷落而“旅遊勝地”走紅，現在，90年代開始的時候，至少有一個“聖地”重新輝煌起來，那就是韶山沖。一個小個子湖南人，文輝抗，長時間地擔任韶山管理局局長一職，“毛澤東故居”當然也在他的管轄內。此人兢兢業業，恪盡職守，按照門票的銷售數量，逐年計算出參觀人數，一絲不苟。結果是：1990年，平均每天有2500百人來到這裏，到了1991年，就有2850個人了，總計這兩年裏增加的人數，比整個80年代還要多。

大概就是在這時候，住在“毛澤東故居”旁邊的湯老太太花一塊七毛錢買來一袋子綠豆，由此開始了她的事業。她在自家門前煮了一大鍋綠豆稀飯，賣給來參觀的遊客，一毛錢一碗，大受歡迎。於是湯老太太一發不可收，把“食粥攤”變成了“毛家菜館”。又過了一年，“毛家菜館”走出韶山走出農村，佔領了全國所有的大城市，有200多家——就像當年的毛澤東從這裏出發走向城市一樣。“毛家菜系”中，屬豆豉辣椒、紅燒肉、武昌魚和火焙魚最為經典，又以後者最具毛家特色。小魚全都出自毛澤東故居前的那片荷塘，長及寸許，洗淨曬乾，以文火焙乾，然後放入竹筒，置於燃燒的蒿草上，煙薰火燎之後，再用油炒。看來湯家老太太是讀過權延赤的書了，因為這些菜幾乎都是那些書裏描述過的。遊人瞻仰毛澤東的故居，然後品嘗綠豆稀飯的清純和“毛家菜”的鮮辣肥膩，滿意而去。

“毛澤東熱”已經席捲全國了。

一個人，不論他多麼了不起，離開了權力，離開了勢力，離開了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