遷徙前夜高層舊影

“二二八”的紛爭剛剛過去不久，1947年10月，國民黨在南臺灣的鳳山設立了訓練基地，以補充前線兵員。負責此事的是曾經的抗日名將孫立人。

孫立人于清華土木工程系預科畢業後即前往美國，入讀普渡大學，並進入美國弗吉尼亞軍校學習，畢業後又曾遊歷歐洲，考察英、德、法等國軍事。這些經歷讓他具備了良好的現代軍事素養，而其身上所散發的美式風格，也讓他在當時大半出身黃埔軍校的將領中顯得特立獨行。這樣的風格為他招攬來很高的人氣。

從1948年下半年起，孫立人不斷地將臺灣所訓練的新軍送往海峽對岸，送往國共內戰的火線上。

臺灣逐漸變成了國民黨政府的重要基地。大陸的戰事愈演愈烈，到了1948年年底，長江以北全線解放，蔣介石面臨著交出權柄的壓力。就在此時，他把目光轉向了與大陸隔著幾百里海峽的臺灣。他決定要更好地經營這個孤懸海上的“大後方”。於是，這一年的12月29日，正在臺灣養病的陳誠接到了來自蔣介石的人事調令。

陳誠是蔣介石的愛將。他是浙江青田人，畢業於保定軍校，從很早起就受到蔣介石的賞識，33歲就當上軍長，抗戰後晉為一級上將，並憑著其才幹和受重任的程度，一向有“小委員長”的稱號。宋美齡甚至將幹女兒譚祥嫁給了陳誠。

既是心腹又是幹女婿，陳誠在蔣介石的心目中分量之重由此可見。

陳誠上任了。他所面對的臺灣，已全然不同于陳儀所面對的臺灣。此時的臺灣比1945年剛剛光復時更加凋敝，雖然曾以生產稻米和甘蔗著稱，此時的米糧價格卻一再飆升，通貨膨脹極為嚴重。當時臺灣的農糧和土地問題與國共內戰爆發前的大陸極為相似，於是剛剛接任臺灣省主席的陳誠，很快宣佈了一個叫“三七五減租”的計劃。他決心要在臺灣標本並治，以迅速安定農村，避免共產黨的勢力介入臺灣。

這項措施自然受到了農民的歡迎。農民獲得了實利，同時也提高了糧食生產的熱情，臺灣的經濟基礎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但此刻，另一個大問題依舊擺在陳誠面前：人口。

1945年10月國民政府接收臺灣時，臺灣只有600萬人口，但到了1949年年初，短短3年多人口就暴增了一百多萬，而人們還在源源不斷地遷徙而來。面臨這抵擋不住的遷徙人潮，陳誠開始犯難：臺灣的大門打開還是關閉？這是一個問題。在徵求大家意見之後，就決定來試試入境管制。

這個決定得到了蔣介石的支持，因為他需要一個穩定、堅固的臺灣。於是，臺灣社會彌漫著一股管制之風，連政府高官入台也都受到限制。陳誠的措施有效地將混亂的局勢導向正軌，但他並沒有料到，一場曠日持久又驚天動地的大遷徙，正在歷史的正前方等著臺灣。

子民寫照

在臺灣慢慢穩定下來，成為國民黨的軍政基地後，無數的大陸人在炮火中開始遷徙。只是那時候，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沒有料到，遙遠的臺灣竟會是此行的終點。

這些人中極為引人注目的一群，是跋涉千里的流亡學生。中國學校自抗戰開始的遷移狀態，因戰爭的繼續而沿襲著。

1948年8月，整個中原地區處於大戰前的沉寂，解放軍的第一次大規模城市攻堅戰——濟南會戰正在醞釀中。家住山東菏澤的高秉涵剛剛小學畢業，就要告別家鄉，跟隨流亡學校去江南了。

高家還有兩個女兒，日本侵華時離家參加抗戰，一去就沒了音訊，此番母親又要親手送走年少的兒子。只是當年剛剛13歲的高秉涵，還懵懂不識離別的滋味。開始跟著學校輾轉南行。而此時，17歲的黃如藻也進入濟南第四聯中，隨著學校由山東一路南遷。

黃如藻：當時兵荒馬亂，所以我們學校也宣佈，要把學校整個遷到外面去。母親不願讓我們走，但又不能不讓走，而且在我本人來講，我是一定要走的，所以母親也不能不舍，就這樣在兩相矛盾之間，我們還是跟著學校走了。

高秉涵跟著學校穿越大江大河，遷往戰火尚未延及的南方。但走到無錫，他不慎走散，與校方失去了聯繫。他記起了臨行前母親對他的叮嚀。

高秉涵：一定要跟著學校。如果學校解散，要跟著國軍走，國軍不回來，你千萬不要回來。遵照母親的叮囑，他最終一路循著國軍敗退的痕跡到了臺灣。和他一樣跟隨著部隊往南撤退的還有14歲的莊惠鼎，他跟著父兄一起離開山東老家，往南穿越淮河流域時，是1948年11月——國共雙方正在這一帶展開大規模的會戰。

莊惠鼎：當時七十八軍軍部裏的人跟我父親是朋友，所以他們撤退，我們就以老百姓的身份隨他們部隊撤退。我們住的那個村莊，晚上的時候就聽著對方的炮“轟隆”就出了炮口，然後聽到炮彈的聲音，“咻咻咻”，越來越近，“咻咻咻”到了頭頂上，“轟”，就爆炸了。這些流亡學生穿越了千山萬水，見證了時代風雲巨變，成為那個時代最典型的標記。

就在他們因前途迷茫而向南轉移的同時，還有很多人在為是否去臺灣而猶豫。這些先一步走向臺灣的人，多半是政府高官、社會名流及有錢家庭，由他們開始，帶動了整個社會遷移臺灣的熱潮。但“二二八事件”所帶來的肅殺氣氛讓很多人踟躕不前。

不過，時局還是推動著一波又一波的人趕來相對穩定的臺灣。1948年冬天，11歲的嚴雋泰隨著家人來到臺北，與先期來台的父親團聚了。

在嚴家的背後，一艘又一艘船頻繁地往返於上海和臺灣之間。來自上海的富家女子司馬秀媛，也擠在人潮中奔赴遙遠的新天地。

張典婉(司馬秀媛之女)：太平輪是個豪華客輪，在光復以後，曾經是一個很棒的商船和旅遊船，但是在逃難的過程裏，據我母親形容，其實並不是那麼舒服的。第一，風浪大，因為那已經是下半年了，秋冬季；第二，整個吃食、居住環境都非常差，每個人都擠上船，能夠分到船票就已經不得了，都是逃難般塞上那艘船。上船的人都是所謂當時的社會精英，其實每個人都是以難民的身份到了臺灣。

有票的人爭先恐後地上船，沒票的人也拼命地往船上擠，每一次從上海港口駛出，船上都載滿了遠遠超過其准載人數的人。就在司馬秀媛被送抵基隆後，太平輪在下一次出航的路上與上海榮氏家族的貨輪建元輪相撞，船上超過900人罹難。

這一事件震動全國，太平輪也因此被稱為“中國的泰坦尼克號”。但悲慘的事故並不能阻止人們逃離的腳步，無數人依然湧向碼頭，期待著抵達彼岸。

渡海而去的黃金與文物

1948年11月30日的晚上，一紙密令送進了位於上海外灘的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的辦公室。密令毋庸置疑來自蔣介石，此時的他正在為將來的事宜全力部署。

第二天，12月1號，年輕的水手范元健參與執行了一項神祕的任務。

範元健工作的“海星”號是一艘美國巡防艦改裝的緝私艇，噸位大約是700噸。停靠在碼頭邊後，他發現，很多木箱被抬到了船上。運送上船的，正是在蔣介石指揮下緊急南遷的黃金。

兩天后，“海星”號載著大約200萬兩黃金抵達了臺灣的基隆港2號碼頭，幾部大卡車早在岸邊等候多時，貨物一到，即刻搬卸。

這只是被運走的黃金中很小的一部分。此後的時間裏，蔣介石一直在加緊將黃金往臺灣運送，大陸多年積累的財富被源源不斷地送往臺灣。而在運送黃金的同時，熱衷文化道統的蔣介石也將目光轉向了南京總統府幾裏之外的朝天宮，那裏存放著50萬件從各地輾轉而來的故宮文物。

幾乎沒有費多少思量，他就決定了這些文物的命運：和黃金一樣，運送臺灣！

但這項決議遭到了當時的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的強烈反對。一時間，他與支持政府決議的學生莊嚴，幾乎斷了師徒關係。

1948年12月20日，莊嚴來到南京下關的碼頭上。他帶著自己的家人，隨著第一批共772箱故宮文物一起登上了海軍總司令桂永清派出的“中鼎”號登陸艦。

“中鼎”號在海上跛行了五天后，才蹣跚地將文物運抵基隆碼頭。和黃金一樣，它們下船後立即被守候在岸邊的卡車運走，並用火車送到北臺灣的楊梅暫時存放。

在“中鼎”號運送文物的同時，更多的文物正在加速打包，徹夜不停。第一批文物運抵後不到兩個星期，第二批文物共3824箱又被搬上了招商局的“海滬”號，跨越海峽向臺灣而去。

而身在臺灣楊梅的莊嚴在此時接到了老師馬衡的一封信，信中說：此後故宮文物在台，兄須好自為之。如此包含著無奈與責怪、託付與期待的一句話，讓莊嚴心中感慨叢生。但無論如何，此時的莊嚴已沒有了退路，第三批文物已打包好，正在等著被送上遠行之路。

此時，已是1949年1月。

國民黨軍隊在長江以北全線敗退，內部要求蔣介石下臺的聲浪越來越高。蔣介石在此情此景之下，更加快了運送黃金和文物的步伐。1月10日，被任命為臺灣省党部主任委員的蔣經國奉命來到上海與俞鴻鈞會晤；16日，蔣介石親自召見俞鴻鈞，安排黃金運台事宜。一批又一批的黃金被秘密運出，即使1月21日蔣介石在一片責難聲中宣佈下野，俞鴻鈞也於同時從中央銀行總裁的職位上卸任，運送黃金的事情也完全不受影響，數百萬兩黃金源源不斷地運抵臺灣。

從1948年年底到蔣介石父子離開大陸為止，到底運了多少黃金？確切的數字沒有人知道。不過據李宗仁回憶，在陳誠接任臺灣省主席之後，當時國民政府監察院的秘密報告顯示，單單黃金部分就有390萬盎司被送到臺灣，價值5億美元。

這些中華瑰寶讓成千上萬的人在臺北“故宮博物院”流連忘返，而那些殘留在裝運箱上的遷徙痕跡，則隨著歲月的流逝而越發緘默了。隨同文物遷台的故宮人員也在歷史的夾縫中慢慢老去，當年蔣介石的一個決定，讓他們從此改寫了自己的命運。

陳列在臺北“故宮博物院”的文物，透過時空的變遷，正靜靜地訴說著一九四九年的那一段遷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