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還是右：盪在秋千上的人

胡喬木不是簡單的所謂‘極左派’，也不是佈滿心機的政治家。他是個一個沒有自由的筆桿子……在中國，一旦當上“筆桿子”就要被異化成機器，很難有自己的聲音，而胡喬木能有自我之音就很難得。

知識界對胡喬木評價的分歧，主要發生在1979年《苦戀》事件之後。其時，正是改革開放開啟之時，人們多年積蓄的對“文革”及”兩個凡是”等的強烈不滿，在文壇上引發了一場以揭露和控訴為主旨的文學創作高潮。《苦戀》公映時，議論更是沸沸揚揚。當時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遏制或抵制了一些帶有“左”的傾向的批評，並一再重申他的一貫主張，即再也不能以一部作品和某些言論加罪于知識分子了，更不能任意發動一次政治運動。

不過，有人卻不這麼看。1981年8月，在由中宣部召集的在京文藝界黨員領導骨幹會議上，胡喬木講話長達3個多小時，多次提到《苦戀》，並對文藝界提出了嚴厲批評。對於當年批《苦戀》，曾彥修(人民出版社社長)以為：“1982年，1983年，1984年，1985年，胡喬木和x x x做的一些事，知識分子都非常反感，動不動就觸網，頗有寸步難行之感。”不過，曾彥修又說：“胡的外表與內心似乎大有矛盾之處。胡的一生表現出來的似乎全是政治，似乎全是蘇聯的政治與毛的政治。但他內心的許多想法，似乎又不－定是如此的。胡的詩‘如此江山如此人，千年不遇我逢辰’的晚年心理狀態似乎不甚好懂了。胡的心裏究竟是怎麼想的，在我同他的某些接觸中，感到他的內心世界有時似乎與他公開表露出來的東西並不那麼一樣。”

所謂知父莫若子(女)，胡木英說：“我父親的思想是非常開放的。不少同志反映說，喬木在私下談話、在研詞中、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寫作班子中司，說出的話，很多觀點、很多道理，是很超前的。如朱鎔基總理1994年的一次講話中就說：‘我在上海工作的那段時期，當我和他談到改革開放中出現的一些新事物的時候，我發現喬木同志都很清楚。他在不斷地思考這些問題，他很能夠接受新事物，甚至比我們的思想還開放。”’

對於“一生為政治服務”的胡喬木來說，他的一些反思和表達，無疑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比如，幾乎在“《苦戀》事件”的同時，是他率先在中宣部召集的思想戰線問題座談會上發表了著名的講話，即他一次公開、正式地指出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存在的問題：“應該承認，毛澤東同志對當代的作家、藝術家以及一般知識分子缺少充分的理解和應有的信任。以至在長時間內對他們採取了不正確的態度和政策……”但隨後，他又開始“兩頭不靠岸”，成為蕩在秋千上的人－－有人說他是“左爺”。有人則說他是“右爺”。

晚年陷於進退失據的窘況

1984年11月中旬，胡喬木在王夢奎(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經濟組副組長)等人陪同下赴改革開放的前沿－－廣東調研。王夢奎後來回憶說：“胡喬木的晚年，正值中國社會發生大的變革。胡喬木曾經為這種社會變革作過理論論證和熱情鼓吹。但中國的社會經濟變革的廣度、深度和速度超過包括胡喬木在內的絕大多數人的預料。社會變革所伴生的消極現象使胡喬木深為憂慮。他對實際經濟問題缺乏深入研究，對於社會經濟變化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變化缺乏充分的准備；他從理論上或者邏輯上或許意識到了，但面對紛繁的社會經濟變局仍然難免不知所措……”

也是在那一次的廣州之行中，王夢奎敏銳地覺察出了胡喬木的兩重性。他回憶說：“我感覺到胡喬木有已種明顯的失落感。党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老一輩領導人的大批復出是一種過渡現象，最高領導層不能不從年齡結構上進行調整。新的領導人有自己的筆杆子，胡喬木失去了依託。既然連器重和提攜胡喬木的毛澤東，連不計較胡喬木在‘文革’末期‘批鄧’中的表現、排除異議而重新起用胡喬木的鄧小平，都說胡喬木‘固執’，新的領導人誰還能夠很順手地用胡喬木這支筆呢?胡喬木不免陷於進退失據的窘況。胡喬木逝世前不久在重病中寫的一首詩裏，發出‘晚年遭遇頗離奇’的感嘆，並且說‘自古功成身合退’。如果功成身退，及時離開政治的前臺，他的晚年或許會過得更灑脫輕松些，留下的遺憾也會更少。”或許，在一個新舊交替的歷史過程中，這是避免不了的現象。

“是駿馬，也是被馴服的老牛”

吳江(原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回憶說：“胡喬木是一個多方面的人，一個複雜的人。有時他居高臨下，讓人覺得如同晴天霹靂；有時又能與人平等談心，談話中背大段大段普希金和托爾斯泰的話，記憶力驚人。有時‘左’得出奇，出手傷人，有時又表現出一點人情味，能賜人以某種溫暖，例如他力主將吳祖光清除出黨，而又自己親身登門將退黨書送到吳祖光的手裏，以示尊重，如此等等……”

不久前，劉再複(曾是《文學評論》主編)在一篇緬懷胡喬木的文章中回憶道：“早在1987年反自由化運動中，他(胡喬木)就多次保護過我。那時《紅旗》正在拿我祭旗，批判我的主體論。胡喬木知道這些後，站出來為我說話。不過真正感受到他的關懷還是漂流到海外之後。還在芝加哥大學的時候，幾位國內的朋友告訴我，說胡喬木多次地保護我和李澤厚，說他對前北京市長陳希同在‘平亂報告’中的胡亂點名很不滿意，特別是點了我和李澤厚的名。他對一些朋友說：李澤厚和劉再複是搞學術的，這次被捲入了政治，也不能隨便點他們的名。聽了這消息後我很是感謝的。我也知道在這個時候發出另一種聲音不容易。”

也許，有過這樣經歷的劉再複對胡喬木的兩重性就多了一層認識，他又回憶說：“到海外之後，才矢口道胡喬木仍然背著‘極左’的名聲，不少文字仍然抨擊他。讀了這些文章，總覺得他們把胡喬木有時理解得過於簡單，有時又理解得過於複雜。其實，胡喬木不是一個那麼簡單的所謂‘極左派’，也不是一個複雜得布滿心機的政治家。他是個很有才華的思想者，又是一個沒有自由的筆杆子。前者占上風時他像一匹駿馬，後者占上風時他卻像一頭馴服馴良的老牛。但不管怎樣，在他的性格深處，一直還保留著一點書卷氣。因為有書卷氣，也就難免在政治風浪中把握不住自己，搖擺於兩端。我在‘文革’後期，參加籌辦與《紅旗》抗爭的刊物《思想戰線》時，就看到他作為這一刊物的設計者而不斷左右擺動。到了‘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的時候，本是鄧小平熱烈支持者的他，卻驚慌失措地揭發了許多鄧小平的言論。可是，鄧小平並沒有因此而拋棄他，反而把他推向中國思想文化界的領導地位……在中國，一旦當上‘筆杆子’就要被異化成機器，很難有屬於自己的心靈和屬於自己的聲音，而胡喬木能有自我之音就很難得。”

（散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