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保官員直面“北京霧都說”

杜少中坦承,北京空氣質量已改善,但仍不令人滿意。“通過這次數據爭議事件,我們感覺到,對公眾的環境信息服務應該更符合大家的感覺”

“唐代詩人杜甫曾在其8世紀的詩作中提到了‘秋高氣爽’一詞,但今天的北京證明他錯了”——對於前不久北京遭遇的大霧圍城,新加坡《海峽時報》發出了這樣的感歎。而一場圍繞北京空氣質量的激烈“論戰”也在互聯網上展開:由於民眾感受與北京官方公佈的空氣質量數據“打架”,以鄭淵潔,薛蠻子,張泉靈等名人為首的“炮兵連”在互聯網上一度輪番對空氣質量“開炮”,北京市環保局副局長、新聞發言人杜少中因在微博上數度“接招”成為“紅人”並似乎樂在其中。

北京空氣質量依然“靠天吃飯”

11月7日,本報記者在北京市環保局見到了杜少中。這些天在微博上忙於釋疑、“論戰”的他,面對多家媒體,情緒略顯激動,這或許與近日不少國外媒體或機構對北京空氣質量的指摘有關。

的確,任何一位中國的環保工作者,看到“中國的首都正在與倫敦爭奪世界‘霧都’稱號”的說法時,恐怕都會坐不住的。提出這一說法的西班牙《阿貝賽報》在11月5日的文章中稱,因為人們已經好幾天看不到太陽,甚至50米以外的建築物都被陰霾所籠罩。這不是田園詩般的秋日美景,而是遮天蔽日的嚴重污染。

外媒的評價似乎很不留情面,新加坡《海峽時報》認為,“北京這個秋天濃霧重重,空氣質量下跌至奧林匹克運動會以來的最差水平。” 法新社甚至稱:北京成了全球污染最嚴重的首都之一。

對於外媒的質疑,杜少中在回答《國際先驅導報》記者提問時強調,奧運後北京空氣質量保持穩定,部分指標有所改善。不過,他坦承,霧天對北京空氣質量有影響。

杜少中解釋,在沒有霧的情況下,空氣質量可能是2級,有霧時,污染物容易積累,空氣質量可能下降為3級。霧容易導致污染加重,而污染可造成霧天延長。因此從某種角度說,北京的空氣質量尚未擺脫“靠天吃飯”的被動。

他指出,空氣質量不理想的根本原因在於排放高。這點與外國媒體的一些分析不謀而合。美國《洛杉磯時報》指出,車輛的快速增加抵消了北京為改善空氣質量所作的努力。

公佈PM2.5數據,已做好硬件準備

除質疑北京空氣質量外,媒體還將焦點放在了兩個數據的“衝突”上——大霧天氣期間,美國駐華大使館與北京環保局均公佈了有關空氣質量的數值,前者的結果是“有毒害”,而後者的是“輕度污染”。

據悉,測出北京空氣質量指數“有毒害”的監測站是美國駐華大使館內自設的,專門用於檢測可深入肺部的懸浮顆粒PM2.5(尺度小於2.5微米的顆粒物)的數據,並且每隔數小時就在網上公佈一次。

英國廣播公司(BBC)網站曾說,美國使館公佈的數據成了北京人察看空氣質量數據的一個新渠道。甚至有報道稱,美國大使館公佈的數據在某些時候和普通市民的感受更為接近。

對此,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朱彤在接受《國際先驅導報》採訪時表示,在市民的直觀感受方面,北京的空氣污染是比較嚴重的,這一點毋庸置疑。

但對於兩個數據的差異,他認為,北京報的是該市整體污染水平,而美國大使館報的是其一個站點的污染水平。用北京環保部門公佈的綜合全市27個空氣質量監測子站數據24小時的平均值,和美國使館一個監測點位的小時最高值比較,從而對一個區域的空氣質量做出評價是沒有意義且不科學的。

不過,朱彤教授認為,北京目前採取的有關標準相對寬鬆,從長遠發展來說,中國的空氣質量標準應該和世界發達國家現在和將來要採取的標準看齊。

有國內媒體報道稱:“今年以來,空氣質量的‘國家標準’修訂會密集召開。多個跡象表明,PM2.5納入日常監測幾成定局”。但正如美國《華爾街日報》網站在11月4日的報道中所說,很多人尤其想知道北京何時開始公佈PM 2.5的監測結果?

對此,杜少中告訴本報記者:“我們一直在做對PM2.5的監測,但制定標準和規範,需要國家行政主管部門組織專家論證,並聽取社會意見,需要一個過程。”當然,在杜少中看來,有必要公佈PM2.5數據。他透露,北京目前在硬件上已基本做好了準備。

他補充說,即使公佈了PM2.5數據,原來的PM10(尺度小於10微米的顆粒物)也有必要繼續監測,因為兩者有很好的相關性,反映了不同的污染源。

對於美國《華爾街日報》在題為《霧霾、官僚含糊其辭加劇了北京的灰暗》一文中所指,北京方面在空氣質量數據上的信息公開、服務工作不夠理想,杜少中坦言:“通過這次數據爭議事件,我們感覺到,對公眾的環境信息服務應該更人性化,更符合大家的感覺。例如空氣污染指數116,無論按中國標準還是依據國外標準,該數據均算超標,都屬於污染,我們既應該讓大家隨手可得監測數據,又應該對大家很好地解釋這些數據。”

值得注意的是,11月8日,北京市環境保護監測中心開始對普通市民正式開放,市民通過電話預約便可實地參觀獲取空氣質量監控數據全過程。

外界肯定北京的環保努力

事實上,對於近年來北京在環保方面做出的努力,國外媒體也同樣予以了關注。美國《大西洋月刊》在近日的報道中這樣評價,“中國政府在改善環境方面所作的事情比外界所知的要多。”

此前,美國《紐約時報》也刊發長篇報道,介紹最近10年來北京環保努力。報道說,“在每天新增1500輛,總共擁有400萬輛汽車的情況下,北京被視為空氣污染嚴重的城市之一,可能並不為奇,但是,令人驚奇的是,即便在此情況下,北京的空氣也正變得越來越清潔”。

北京市環保局向本報提供的資料也印證了這些說法。數據顯示,今年1至10月,北京空氣質量優良天數達239天,占78.6%,比舉辦奧運會的2008年同期增加7天;其中,一級天數達63天,超過2010年全年一級天數總和,比2008年同期還多12天。

當然,在杜少中看來,這種改善還不夠令人滿意。他近日在微博中寫道:“北京空氣達標天1998年只有100天(27.4%),2010年是286天(78.4%)是事實。但過去一年增長5個百分點,現在一年只能一兩個,一年還有20%左右天不達標。煤煙、尾氣、揚塵、工業減排的進程還在持續,可幾個霧和污染攪在一起的天,像是要過不去了。”

不過,對於有國外媒體報道稱北京存在“特供空氣”的說法, 杜少中予以否認。美國《紐約時報》曾撰文指出所指,北京為高幹在家中和辦公室安裝一流空氣過濾設備,為其提供“特供空氣”。

杜少中對本報記者表示,在互聯網上也有一些人詢問他的空氣是否“特供”,他認為,這類問題是缺乏空氣質量常識的人在炒作,空氣過濾設備對提高空氣質量的作用有限,因此談不到所謂“特供空氣”。

北京要避免重走“倫敦霧都”老路

持續數日的大霧,讓生活在中國的英國《每日電訊報》記者彼得•福斯特聯想到了狄更斯小說中描寫的19世紀英國——鐵路密佈、工廠轟鳴、河水泛著紫色……工業化時期,英國也曾被大霧籠罩多年,直到1956年,英國才引入首部空氣清潔法令。福斯特擔心,中國能否避免重蹈西方的覆轍?

一個重要的事實是,中國發展經濟所付出的環境代價不容小覷——英國《每日電訊報》稱,中國經濟發展所造成的環境污染導致國民肺病發病率飛速上升。而環境的破壞也給中國造成了經濟負擔。世界銀行的最新數據顯示,中國因環境問題付出了經濟代價——中國為空氣和水污染所付出的已占其GDP的5.8%。

對此朱彤教授指出,中國在經濟發展方面,用二三十年走過了西方發達國家約一兩百年走過的路。西方國家經歷上百年發展所出現的環境問題,在中國幾十年中集中出現,所以解決中國解決類似問題的難度比西方國家大。

杜少中則表示,多年來,北京儘量避免重複西方大城市“錯誤”,尤其在工業方面,北京做了很多調整、搬遷、轉產的工作,今後還將繼續這方面的努力。目前,北京較突出的問題在於燃煤、機動車、揚塵。將這三個問題解決好,才有可能避免西方城市工業化走過的老路。

而西方國家曾出現的環境問題,可為北京及中國其他城市提供解決這些問題的依據。朱彤教授認為,中國現在所處的社會發展階段,使其已有足夠的資源來進行空氣污染的控制。如果能在短時間內把一些先進的污染控制理念、足夠的資金和技術用在環境污染控制上面,那麼就能縮短中國走西方這條路的距離。

同樣值得注意的現像是,中國公眾的環保意識逐漸增強。今年10月,民間環保組織達爾文自然求知社開始組織志願者自測北京空氣中的PM2.5,並在其網站上公佈結果。有分析認為,民間的自發舉動測的不是空氣質量,而是民意的分量。因此朱彤教授強調,如何讓公眾對環境問題的關注越來越多地變為政府在治理環境問題上更大的決心,這正是中國需要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經驗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政府應把公眾的健康,以及公眾對環境的關注,擺到更重要的位置,不要為了發展而犧牲環境。

( 謝來 崇珅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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