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應多凸顯「一國」,內地宜常強調「兩制」

十二年,在中國民俗傳統上是一個生肖輪迴。而澳門回歸以來的十二年,在經歷了高歌猛進,也曾有過迷茫跌撞之後,我們也不妨趁著已經經歷過一個輪迴,認真總結經驗,以利再戰,在即將進入的第二個輪迴中,繼續努力,將「一國兩制」事業攀登上新的高峰。

澳門回歸十二年亦即第一個生肖輪迴中,在落實「兩制」方面是較為成功的;而在維護「一國」方面,則曾有過教訓,但亦能回到常軌。實際上,澳門特區成立的十二年來,充分發揮「保持現有社會制度不變」的「兩制」優勢,緊緊把握住澳門特區的各項天生有利條件,再加上中央政府的大力扶持,從而創造出人間奇跡。澳門從一個小城變成了世上矚目的帶有大都市性質的國際城市,各類經濟指數不但在鄰近地區,就是在國際社會上,都是媲美同儕。不少人都在羡慕澳門,是東亞社會中福利最好的地區。盡管仍有這樣或那樣的不如意之處,但總體形勢還是一片光明的。

而在凸顯「一國」方面,則曾走過一段彎路,其責任不但是來自澳門,也同樣存在於內地甚至是中央。實際上,在回歸之初,由於中央某些負責人錯誤理解「不幹預屬於港澳特區高度自治的事務」,而樂於做「守門員」,斷絕了澳門特區與內地以至是中央部會的來往,回歸前絡繹不絕的訪京團基本絕跡。為此,本欄曾予以分析批評。後來香港發生的「七一大遊行」,在某種程度上就印證了本欄的分析批評。這就造成了「港澳回歸,人心尚未回歸」的尷尬情況。

中央成立了港澳工作協調小組之後,改變了過去的失誤做法,加強了對「一國兩制」中的「一國」的理解。實際上,「一國兩制」是由兩個基本概念組成的,它們的關係不是簡單的並列,而是有主有次。「一國」是兩制的前提,「一國」也是兩制的基礎。沒有對「一國」的認同,「兩制」的實行就無從談起[。「兩制」的共存是對「一國」穩定最好的維護,對「一國」發展最好的保障。由此,中央各相關部會以「請進來,走出去」的辦法,邀請特區各類團體及各界人士訪問首都和內地,還為各類團體尤其是青年團體的骨幹開辦了國情培訓班;中央各部會也紛紛組團到特區訪問,強化了特區居民的「一國」認識,這對遏止那些以「兩制」為由,自隔於內地,大搞「獨立王國」,處於類似「變相港獨、澳獨」的迷思,起到了極大的作用。

另一方面,中央政府採取了種種「惠港」、「惠澳」措施,從「CEPA」到「個人遊」,從幫助港澳特區政府和居民戰勝「SARS」到「補淡壓鹹」,無微不至地關懷特區及其居民,突出了「一國」在澳門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隨後,又陸續頒佈《珠三角改革發展規劃》、《橫琴發展總規則》,簽署《粵澳合作框架協議》,國務院批復在橫琴實施優惠政策,及將澳門特區納入國家「十二五」規劃,並賦予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定位,促進澳門建成世界旅遊休閑中心和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發展平臺。這使得「一國兩制」中的「一國」要件,更為清晰明確。

現任特首崔世安,深刻理解「一國兩制」,以「一國」為主體,「兩制」為基礎的道理。他在就職的兩年來,緊緊抓住並舉起「一國」這條「總綱」,來拉動「兩制」各個領域的「目」張,因而更加靠攏北京。有了這個正確認識,澳門的「一國兩制」事業,就必能糾正失誤,少走彎路,總結經驗,繼續前進。

在內地,也曾出現了一種錯誤傾向,以為區域合作實現經濟一體化,就可不要「兩制」的界限。因而這兩年來提出的一些口號,如「珠澳同城化」等,就是模糊了「兩制」的界限。長此下去,就將會削弱「一國兩制」的優越性。

因此,在某種意義上,我們認為,以澳門特區而言,應多凸顯「一國」;而在內地來說,則應多強調「兩制」。這樣,才能使澳門特區更好地實施「一國兩制」,與鄰近地區的區域合作更上層樓。

就在澳門特區慶祝其第一個生肖輪迴生日之時,又一件彰揚「一國」與「兩制」關係的大事,擺在人們的眼前。那就是如何進行澳門的政制發展的問題。

按照政治經濟學的原理,經濟基礎的需要決定上層建築的產生,經濟基礎的性質決定上層建築的性質。經濟基礎的變化發展決定上層建築的變化發展及其方向。上層建築又反作用於經濟基礎。由此,近年澳門特區經濟的長足發展,積累了一定的能量,已到了推動上層建築變革,改善不適應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上層建築之時。其中,既有屬於澳門特區高度自治事務的公務員體制改革、加強法治等;也有屬於「一國」範疇的澳門政治體制發展的事務。處理好這些事情,上層建築又反作用於經濟基礎,為澳門特區經濟未來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更佳的政治體制架構條件。

因此,澳門政治體制發展更多地凸顯了「一國」的地位。這是因為,澳門是直屬於中央人民政府的地方行政區劃,盡管澳門特區擁有比內地省級行政區劃較為寬鬆靈活的政治和社會體制,但卻並非是「政治實體」,也沒有所謂「主權在民」、「還政於民」以及「剩餘權力」之事。除了是對外事務和國防事務是屬於中央政府的主管範疇之外,凡是涉及到澳門特區政制範疇內的事務,包括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立法會選舉議員產生的辦法,都是中央政府「有權管」的事務。

因此,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喬曉陽強調,澳門政改需要開展「五部曲」:首先要由澳門行政長官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報告;全國人大常委會收到報告後,會根據澳門實際情況及澳門基本法的規定作出決定;隨後由特區政府提出修改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法案到立法會;經過全體議員三分之二通過後,經行政長官同意,上報全國人大常委會備案及批准。這「五部曲」,就是凸顯了「一國」與「兩制」的互動,但以「一國」為主導。也是一個「從下至上,由上到下」的反復過程。

作為「第一步曲」,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已去函全國人大常委會,請求就澳門特區修改兩個選舉辦法要求釋法;而全國人大常委會將於本月底開會,其中一個議程就是就此進行審議並作出決定,從而完成「第二部曲」。這就確立了澳門修改兩個選舉辦法,涉及到中央政府的權力。對此,澳門中聯辦主任白志健強調,處理政制發展問題,時間再緊亦需要做足「五部曲」,立法是嚴謹工作,法律程序一步都不能少。

有澳門特區的政治團體今日要趁澳門回歸十二周年,尤其是已經啟動「政制發展五部曲」,發起政治遊行,提出政改的具體方案。這當然是他們行使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之舉。但是,卻未免有「本末倒置」之嫌。因為按照「五部曲」,首先要處理的,就是中央審議特首崔世安的信函,確定是否需要修法的問題;在確定之後,本是在全澳徵求對修改兩個選舉辦法的具體做法的意見。而在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行使相關權力之前,政治團體卻要施加壓力,並提出具體方案,則未免有「搶閘」,及「貪政制發展之功為己有」之嫌。

按照香港二零零三年「釋法」的經驗,中央政府曾派出代表團到香港與各界人士進行座談,其中國務院港澳辦的代表,是時任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的徐澤。現在,徐澤是澳門中聯辦的副主任;而澳門中聯辦主任白志健,則是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的成員。有此經驗豐富的「一國」的代表「座鎮」,相信澳門的「政制發展五部曲」,將會順利完成。過程中即使是出現某些「雜音」、「噪音」,也改變不了「政治發展五部曲」的主旋律。

(發自湛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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