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家超:澳應對兄弟城市負道德責任

澳門大學博彩研究所所長馮家超認為,博彩業已植根澳門,全社會已學會“與狼共舞”。不可否認,博彩業對經濟、社會的影響不可輕視。澳門因博彩而發展,亦給周邊城市帶來這樣那樣的問題,為長遠發展計,澳門應負起道德上的責任。

至於非博彩元素在澳門的發展,馮家超認為,這些元素必須集聚才能產生協同效應,以創意招徠,才能在競爭中脫穎而出。

博彩對城市負影響不可輕視

澳門以中西文化交融、世界文化遺產多而聞名於世,更以博彩創造經濟飛速發展的奇跡,令世界矚目。不過澳門的確為博彩業的發展付出代價,博彩業對經濟、社會多方面產生了不利影響。馮家超指出,在經濟層面上,博彩業的發展,尤其是大型博彩企業的進駐,在社會資源競爭中排擠中小企業,拉高生產成本,令中小企發展舉步維艱,尤其令低附加值的企業競爭力大減。不過值得慶幸的是,政府已關注到這問題,推出一系列的扶持措施,在人力資源上向中小企傾斜。企業也逐漸對本身重新定位,充分利用已有資源,銳意開拓人力資源,譬如眼見難有年輕人入行,轉而培訓中壯年人。可以說,澳門正在學會與蓬勃發展的博彩業“與狼共舞”。

至於博彩業對社會的其他負面影響,馮家超認為“遠未解決,不可等閒視之”。其中最為明顯的是問題賭博和病態賭徒的增加,統計資料顯示,澳門15至64歲人士中,有問題賭博的比例從2003年的1.78%一直增加至2007年的2.6%,到2010年已達到2.8%。總體數字雖只有1萬人左右,但這1萬人後面每人都有3到5人的家庭,即在澳門或多或少受問題賭博影響的人總數已有幾萬,佔總人口一成左右。馮家超說,雖然博彩研究所聯同政府部門和民間團體已開展了三年負責任博彩的推廣活動,但只能希望減低問題賭博的增長,並不能達到根治的目的。

博彩業的一些固有特性在社會上形成急功近利和對物質要求越來越高的價值觀,社會固有道德受到挑戰。這些負面影響表現在博彩從業員自殺頻現,及博彩高利貸犯罪活動的增加上,澳門治安有惡化跡象。

應對兄弟城市負道德責任

馮家超說,澳門因博彩而發展,亦須因博彩承擔一定代價。“賭城”名號其實在一定程度上使澳門形象受損。澳門旅遊及博彩的顧客絕大多數是內地同胞,在澳門博彩引致的貪污、挪用公款等犯罪行為或衍生的病態賭徒,最受影響的是內地,澳門卻坐收大量財富,必然引起澳門與內地兄弟城市間的矛盾。馮家超稱,“澳門各方面發展離不開內地的支持,以一般人的思維看,於情於理澳門應當對受影響的內地城市負起點責任,雖然在法律法不可能有規定,但道德責任還是要負起的。”

他建議澳門在博彩收入屢創新高下大方些,對因在澳門博彩而引起兄弟城市間的問題多一份承擔,比如建立病態賭徒通報機制,甚或提供跨境支援和治療。不過,馮家超指出,這其中涉及政策和主管部門對接等問題,需要政府間的協調。他同時提出在經濟層面的另一個付出,或者說是合作。尤其在區域合作大勢所趨下,澳門可考慮以適當的形式與兄弟城市在民生、公共設施、跨境福利事業等方面合作,發揮澳門資金充足的優勢,積極參與,如澳門注資參建珠海竹銀水庫、大藤峽水利樞紐是很好的例子,這不僅對流域內的城市有利,更對澳門穩定供水大有幫助。“這些互利雙贏的項目可以多一點做”,馮家超說“澳門多出點錢沒問題,相信市民能理解,因為這對澳門長遠發展有利”。

非博彩元素應集中發揮協同效應

社會批評博彩業未能履行增加澳門非博彩旅遊元素的承諾,作為研究澳門博彩業的專家馮家超認為,雖然並無證據顯示是否真如批評所指存在這些問題,但可以肯定政府當初決定開放博彩業時準備是不足,未能預見博彩業發展一段時間後對澳門的影響,以及非博彩元素的重要。但現在最重要的不是糾結於過去,而是要面向未來。他建議政府接下來運用賭數目的規限調增路城區非博彩元素,同時做好續約的準備,在博彩合約到期後續約時明定對非博彩元素的要求。

對未來非博彩元素的增加,馮家超希望政府有策略、有重點的規劃。他指出,大家你提一個項目,我提一個項目,各個風格迥異,看似選擇多了,其實是沒有選擇。“現在是區域競爭的年代,中國和亞洲以旅遊為目的的城市不少,只有將一些有吸引力的項目策略性的聚在一起才能形成整體的氛圍,產生吸引力,吸引到旅客”。比如表演,只有一兩個項目難吸引真正有興起的客人,表演項目多了,遊客才會聞名而來。調查顯示,訪澳遊客中,對風險和冒險的偏好較高,因此可以考慮以此為重點,將類似的項目集中起來,才能吸引更多有此偏好的客人。現在的市場已不是過往那般以顧客需求為導向,而應該以創意帶領顧客,以供應引出需求。特色的氛圍形成後,不僅可鞏固原本客源,亦可開拓更多客源。

說到這裡,馮家超強調,橫琴開發為澳門安置非博彩旅遊元素提供了很好的契機,希望政府未來審批時有所作為,作好規劃,不能只放任自由申請。

(本報記者王希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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