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從“文革”中走出的中國，開始將經濟建設作為自己的中心，GDP一時成為衡量經濟發展快慢的“硬指標”，當人們把目光聚焦在“硬指標”的時候，導致了貧富差距拉大，社會不公等現象的發生。

人們在重新思考一個常識問題：經濟發展到底為了什麼？

早在2006年，胡錦濤主席在耶魯大學演說時就明確提出要“關注人的價值、權益和自由，關注人的生活質量、發展潛能與幸福指數”。溫家寶總理近年來也多次強調：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讓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

現在，“幸福”已經成為各地政府工作報告以及“十二五”規劃中的高頻詞。

告別GDP崇拜，締造幸福中國，已經到了付諸實踐的階段。“幸福指數”作為一種政治導向的輪廓正在不斷清晰，而且正在轉化為全社會的行動。

走到盡頭的“唯GDP”

沒有GDP是萬萬不能的，但唯GDP也是萬萬不行的

2011年2月14日，情人節那一天，日本內閣公佈了最新的經濟數據，2010年度日本名義GDP總值為54742億美元，這一數字較中國同期少4044億美元。幾乎所有的國際媒體均在數據發佈後迅速發聲：持續數十年日本經濟總量僅次於美國的歷史已被終結，新興的中國，已經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早在2007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三的時候，每個人其實都已經很清楚，高速發展的中國超過經濟逐步萎縮的日本，僅僅是時間問題。然而由於中日特殊的歷史關係與現狀，這仍然引發了巨大的波瀾。甚至有人撰文考據稱，歷史上中國的GDP曾經三超日本，分別是直至清末漫長的封建社會、二戰剛剛結束以及20世紀60年代初期。

事實上，GDP(國內生產總值)的概念來自1953年聯合國發佈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SNA)及其附表”，它是這一體系的核心指標。在經過1968年與1993年的兩次修訂之後，SNA系統已經成為當前國際最主流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被稱為經濟學界最後一位通才的薩繆爾森對GDP讚譽有加：“雖然GDP和國民經濟核算似乎有些神秘，但它們確實是20世紀最偉大的發明。如同人造衛星探測地球上的氣候，GDP描繪出一幅經濟運行狀態的整體圖景。”連曾長期執掌美聯儲的格林斯潘也說，是GDP“把秩序帶給了本來是混亂的世界”。

然而從GDP誕生的那一天起，對它似乎難以取代的尊崇地位的爭議就從未停止，20世紀另外一位舉足輕重的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早就警告世人，應遠離對GDP的迷信。“GDP是充滿窮人的富裕”，在來到中國的一次演講中，斯蒂格利茨如是說。

GDP的光榮與夢想

與其他重要經濟模式一樣，1949年之後的中國最早使用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脫胎于前蘇聯，即物質產品平衡表體系，簡稱MPS，這一體系適用于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國家，MPS與西方國家通行的SNA相比的主要區別，是SNA將服務部門與物質生產部門等同看待，而MPS僅核算工業、農業、建築業、貨物運輸業和商業五大物質生產部門。

但是MPS在中國的推行也並不順利，現任國家統計局副局長許憲春曾專業於國民經濟核算工作多年，他回憶稱，在MPS的平衡表編制工作剛剛起步的時候，“恰逢大躍進時期的反教條主義運動。這些平衡表的編制工作受到了批判，並以過分繁瑣為由停止了多數平衡表的編制。”而在隨後的“文革”十年中，“統計機構被撤銷，統計工作人員被下放，國民經濟核算工作已經完全陷入停頓狀態”。

改革開放之後，統計工作重新逐步回到正軌，到了1985年，國務院才正式開始在中國探索實行SNA體系，GDP的概念從此在中國的官方話語體系中出現，但當時主要的指標概念仍為MPS下的“國民收入”，GDP僅僅作為一個附屬性指標存在，一直到1993年，國家統計局才取消了國民收入指標，GDP正式成為中國國民經濟核算的核心指標，並迅速成為社會熟知的熱詞。

細心的人會發現，GDP在中國的地位確立幾乎與十四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目標確立同步。在1991年，中國的GDP剛剛突破兩萬億元人民幣，但是從1993年，即GDP正式成為核心指標的那一年開始，中國GDP持續五年每年都上一個萬億元的臺階，一直到亞洲金融危機前的1997年，中國GDP達到了74462.6億元。在經濟危機的短暫回調之後，2002年GDP首次突破10萬億元大關，在接下來八年中，中國經濟總量的增長則開始以十萬億元為單位實現連級跳，到了剛剛過去的2010年，中國GDP已經逼近40萬億元，到達了以往難以想像的高峰之上。與GDP的光榮與夢想隨之而來的，是中國“大國崛起”從話語領域進入國際政治的現實層面，以及每個人都難以忽視的物質生活的極大變化。

但是中國的GDP高速列車在行進之中，始終沒有擺脫軌道上那些惱人的障礙欄：人均GDP呢？社會公正程度呢？環境的犧牲呢？資源的過度開發呢？收入分配的方式呢？人民的幸福感呢？甚至，GDP數據本身的可信度呢？

早在好幾年前，就已經有不少人笑稱，“GDP是個水貨”，因為已經多次發生過這樣的怪現象：地方公佈的GDP總和高於國家統計局公佈的全國GDP數據。

以去年為例，全國31省市GDP加總之和為43.0038萬億元，而國家統計局公佈全國GDP為39.7983億元，高達3.2億元的差距占全國GDP數值的比重8.05%。

在扭曲的數據之下，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吳曉靈甚至曾經極端地建議，“由於統計科學性和地方幹部扭曲的政績觀，應該取消地方政府GDP的統計”。但是看起來，這種情況還將持續下去，國家發改委已經在全國“兩會”前確認，“十二五”規劃中依然有關於GDP增速的硬性要求，正因如此，大部分專家均認為地方很難不提GDP指標，“如果地方都說不要求GDP，那麼中央目標怎麼實現？”

肯尼迪的疑問

很多學經濟學的學生大概都還記得，在曼昆的《經濟學原理》中，他引用了羅伯特•肯尼迪在1968年競選總統時激烈批判GDP的言論：

“(GDP)並沒有考慮到我們孩子的健康、他們的教育質量，或者他們遊戲的快樂。它也沒有包括我們的詩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穩定，沒有包括我們關於公共問題爭論的智慧或者我們公務員的廉正。”

因為曼昆的大名，這段話廣為人知，經濟學家梁小民正是它的譯者，也是最早把曼昆介紹到中國來的學者。在他看來，GDP是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中最為重要的關鍵詞，他回憶，當年正式使用GDP，是理論界的一大進步，“因為馬克思是反對把服務業算入經濟總量的”。梁小民堅持認為，對GDP的追逐帶給中國的貢獻不可抹殺，當前所謂的GDP反思，所需的只把“唯GDP”中的這個“唯”字去掉而已，“GDP是基礎，沒有它什麼都談不上，GDP也是一座橋，關鍵的是我們要知道橋那邊通往哪里。”

這樣的反省也已經在官方話語中出現，在官方熱推的“可持續發展”和“和諧社會”概念之下，更多官員開始敢於公開批評GDP的局限性。2010年4月，許憲春以官方身份在《求是》上撰文名為《GDP：作用與局限》，文中稱“僅憑GDP這一指標來評價國民經濟的發展狀況，並不能得出全面正確的結論”，理由列舉了不能全面反映社會進步、不能反映經濟發展的質量差異、不能反映資源環境的變化等等。文章一出，即刻引發了外界對於中國經濟轉向的各種揣測，但許憲春迅速通過官方媒體做出了回應，稱媒體曲解了他的本意，他再次引用了薩繆爾森將GDP稱作20世紀最偉大的發明之一的話語，又強調“可以說，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個更科學的指標能夠取代它”。

隔著時空，許憲春也許是曼昆的追隨者。在上述那段肯尼迪話語的後面，曼昆做出了自己同樣精彩的回答：“GDP沒有衡量我們孩子的健康，但GDP高的國家負擔得起孩子更加好的醫療保健。GDP沒有衡量孩子們的教育質量，但GDP高的國家負擔得起更好的教育制度。GDP沒有衡量我們的詩歌之美，但GDP高的國家可以教育更多公民閱讀和欣賞詩歌。”

梁小民也同意這一觀點：“GDP不是萬能的，但沒有GDP卻是萬萬不能的”。

誰能取代GDP

回溯幾年前，在國民經濟核算中加入環境因素的綠色GDP概念曾紅極一時，卻遲遲未能進入操作層面，幾乎已被確定“胎死腹中”。早在2006年，經濟學家厲以甯就提出，中國應當實行有利於可持續發展的新的GDP核算方式，將發展中涉及的自然和社會成本都考慮進去，比如應當扣除安全生產事故、突發事件以及司法腐敗帶來的各項損失。

誰能取代GDP，這一直是經濟學界的老話題。薩繆爾森提出了一個“純經濟福利”的概念，即在GDP中減去污染、環境破壞這些對社會福利有負面作用的項目，再加上家務勞動、閒暇價值這些有福利貢獻卻沒有計入GDP的項目。但也有很多人認為，這種方式在操作上根本不可能實現。

同樣作為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一直關注福利經濟學的阿瑪蒂亞•森認為，目前不大可能發明一種全新指標取代GDP，他認為只可能以GDP為關鍵性指標，再將環境和生活質量等因素加入其中，建立綜合指標庫。

事實上，聯合國早已開始這樣的嘗試，1990年，聯合國在《人文發展報告》中首次提出了人類發展指數(HDI)，這是一個以“預期壽命、教育水準和生活質量”三項基礎變量組成的綜合指標，阿瑪蒂亞•森正是HDI編制者之一。在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2010年，聯合國發佈第二十個報告，中國在169個國家的HDI排名中僅名列第89位，這一年的報告首席撰稿人庫魯格曼在提及中國的時候說：“經濟增長本身並不一定能自動帶來醫療和教育的改善”。

作為當前世界幾乎唯一一個拋棄了GDP模式的國家，不丹在1970年就提出“國民幸福指數(GNH)”，這個小國甚至有一個“不丹全民幸福快樂委員會”，委員會的重要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