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我國CPI指數同比升幅達到6.4%，又回到2008年6月的同期水平。僅三年時間，從一個高通脹又進入了另一個高通脹。

回想2008年，通脹一度達到令人吃不消的程度，由於2008年下半年美國爆發了次貸危機，我國的通脹才逐漸減緩下來。

2009年則物價相對平穩，連續幾年的通貨膨脹終於失去了肆虐的淫威，人們不再為物價持續上漲而擔心了。暴漲的房價也停止了躁動，終於看跌了，一些低收入群體看到了買房的希望。但正在人們為通脹的退隱而高興的時候，猛烈刺激經濟的措施又將稍稍平靜了的物價拉升了起來。

我們是否放棄了外儲升值的好機會？

本來美國爆發金融危機，正是中國調整過熱經濟的好機會，也是中國廉價和低價利用國際資源的好機會。2009年，石油價格已降到30多美元一桶，有機構預計還要降至15美元一桶。從2008年初的一度140美元一桶，到2009年的可能15美元一桶，這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多麼好的廉價利用國際資源的機遇啊。

咆哮多年的鐵礦石價格也降下來了，出口國終於要看中國的臉色了。對於中國這樣一個儲蓄大國，國際市場大宗商品降價是最好不過的事情。因為產品降價意味著中國外匯儲備巨大升值。按石油價格計算，中國的外匯儲備要升值五六倍。

2009年對中國來說是一個逢低吸納的好機會，中國何必去刺激經濟、拉抬世界物價呢？依仗多年來巨大的外匯儲備，利用國際市場降價的時候，大量進口外國的便宜貨便可大賺一把。但中國放棄了這個機會。經過一場發錢拉動還是投資拉動的討論，中國最終選擇了4萬億的刺激經濟方案。

結果，原油價格從30多美元重回100美元，而每噸棉花的價格從2008年底的1萬元上漲到2010年底的3萬元，國際大宗商品的價格被中國的刺激政策又拉升了起來。我們拯救了別國，自己卻付出了進口的巨大代價。

是否忽視了調整國內貧富差距的重要性？

4萬億經濟刺激的核心是靠投資帶動經濟增長。當國外紛紛向居民發錢以消費刺激經濟時，中國卻對發錢這一最有利於低收入群體和調整經濟結構的經濟措施敬而遠之。

過去中國經濟的高增長主要建立在出口拉動上，由於金融危機，西方國家陷入經濟衰退，訂單大減，使中國一些出口企業陷入困境，也使國內一些相關企業出現生產過剩。彌補這一缺口不外乎投資與消費兩種手段。筆者當時的觀點是中國應適當地轉向消費拉動，因為連續多年的投資拉動已使我國的經濟結構出現了畸形。世界經濟危機的出現是中國進行經濟轉型的好時機，其目標是縮小社會群體的收入差距，改善低收入群體的生活狀態。

而發錢刺激經濟，正是中國調控經濟的新手段，既可改善低收入群體的生活，又可調整出口偏大的畸形的經濟結構。根據消費需求來進行投資，使投資合理化，這是我們求之不得的目標。但是4萬億刺激方案將主要財力物力投向了基礎設施建設。這使得一些大企業、大財團獲利甚豐，強者更強，弱者更弱。接下來的通脹加劇了社會的貧富分化。

調整結構某種程度上又成了一句空話。

過度刺激與再次通脹相互關聯？

4萬億刺激經濟計劃帶動出地方政府十幾萬億的配套資金，使銀行在2009和2010兩年間放出20多萬億的信貸資金，2011年的信貸規模能控制在8萬億內就不錯。這與2008年之前年份的信貸規模相比整整多出兩三倍。2006和2007年，信貸規模僅有三四萬億都導致了2008年的高通脹，而2009和2010年更高的信貸額，怎能不引起2011甚至2012年的通脹壓力？

因此，儘管自2010年底以來，中央政府接連出臺緊縮銀根的措施，6次上調商業銀行準備金率，8個月內5次上調銀行存款利率，通脹卻沒有減弱，反而節節升高，其根本原因在於兩年間貨幣量的激增。氾濫的貨幣中還包括近幾年裏從海外湧進的熱錢，熱錢的參與更導致中國流動性的寬裕和通脹加劇。

兩年來的投資拉動目前已初見成效，京滬高鐵已經開通，目前卻在虧損中運行，兩萬多億的貸款不知何時還清，其他一些項目也要密切關注其效益。隨著新一波世界經濟下滑和國內緊縮政策，是否出現新一輪的生產過剩值得注意，然而滯脹，即通脹與經濟疲弱同時出現卻已有表現。

就像一個人患了內虛外熱的病，物價不斷上漲消耗的是國民財富的體力。通脹是社會財富重新分配的表現，接下來將是一部分社會群體消費乏力，一些企業生產過剩。所以，通脹既可以拉動起經濟增長，也可以導致經濟衰退，並且帶來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社會效果。這個時候反思當年的刺激政策，就感到這是一場過度的虛驚。回顧三年來的經過，它再次考驗了我國宏觀經濟調控的水平。

不過在中央政府一連串的緊縮政策下，這一波通脹已是強弩之末，也是不爭的事實，但中國經濟最好不要在波峰浪穀中反復運行。

(仲大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