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坐鎮京城

1997年2月，全體政治局常委都接到通知不要出京，留在家中待命。不是發生了什麼意外變故，而是一個既定的進程日益迫近終點:鄧小平走到他生命的最後時刻，醫院的報告說他已經病危。自從1994年春節以後，他就再也沒有公開露面了，境外的媒體就像那個高喊“狼來了”的孩子，至少100次說他“病危”，他卻在京城裏自己那個四方形的院落中，過得既舒服又灑脫。而這一次，“狼”真的來了。

“非常時刻”到來了

只有他的家人和党的新一代領袖們知道這個消息。根據醫生解釋，他的心臟健康，肝脾也好，沒有老年人常見的糖尿病或者前列腺炎，致命的問題發生在神經系統，這在醫學上叫做“帕金森綜合征”，是一種沒有辦法根治的疾病。

1996年12月的一個清晨，他一覺醒來，覺得呼吸不暢。按照過去多年的習慣，他本應走到衛生間裏去洗臉刷牙，然後坐在一個小方桌子邊開始吃早餐。秘書通常在這時進來，把他要用的東西放在辦公室裏一一眼鏡、手錶、放大鏡，還有一摞文件和報紙。他把這一天剩下的大部分時間花在辦公室裏。他喜歡看地圖，喜歡翻字典，有時候看看《史記》或者《資治通鑒》，但他更喜歡看《聊齋》。他喜歡打橋牌、游泳、看人家踢足球，但他最經常的運動是散步。每天上午10點鐘，護士就會進來。提醒他出去散步。可是這個早晨，他覺得自己什麼也做不了了。咳嗽不止，令他不能正常呼吸，不能下嚥食物，更無法完成他的這些活動。身邊的醫生已經不能應付這個局面，只好把他送進醫院。

從他的家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也叫三O一醫院)，不過十公里，可是在那一天，這是世界上最漫長的十公里了。“沒有想到，他這一走就再也沒有回來。”卓琳後來這樣說。他的車子經過京城最重要的街道長安街，一路向西駛去。這是一個非常時刻，可當時沒有人意識到這一點。中南海裏一些最重要的領導人，在1997年1月份還到外地去巡視了。多少年來，中國人判斷政治氣候冷暖的一個依據，就是黨的領導人是否在公開場合露面，現在看到這些人的行蹤，他們就覺得天下太平，卻完全沒有注意到黨的最重要的領導人江澤民始終坐鎮京城。那些已經出京的領導人們，也不像往年那樣和四方百姓共度春節，全都縮短行程，匆匆趕回京城。

在醫院看《鄧小平》

元旦那天下了小雪，把京城變成一片白色。可是在三0一醫院，看不到一點喜慶氣氛。鄧小平的病房設在院子南端十棟小樓的頂層，病榻周圍總是站著很多人，還有些醫生護士進進出出，但有時候只有隨身醫生黃琳和他在一起。他看到電視裏面正在播放一部紀錄片，就凝神看起來。有一陣子，他的精神好一些，可還是看不清楚電視屏幕上那個遠遠走過來的人是誰。“那邊，走過來的那個，”他問，“是誰啊？”

黃琳笑了：“那個是您啊。”那個人走近了。他終於看到了自己，動動嘴角，笑一笑。黃琳告訴他，這電視片名叫《鄧小平》，是中央電視台剛剛拍攝的，有十二集呢。他什麼也不說，只一集一集地看下去。黃琳知道他耳背，聽不見，就俯身靠向他的耳畔，把電視裏面那些頌揚他的話一句句重複出來，忽然感到這老人的臉上綻出一絲異樣的羞澀。

他從早到晚陷在疾病的折磨中。難得有這樣的表情露出來。黃琳曾見過這樣的病，那是很折磨人的，有些人會呻吟，有些人會叫喊，可是“他是個非常堅強的人，”黃琳說，“我能體會他臨終前還是比較痛苦的，但一聲不吭。就是這樣，而且我覺得他很平靜。”他有時候昏昏沉沉地睡著，有時候異常清醒。還是不說話，他已經不再評價別人，也不再在意別人對他的評價。黃琳覺得他一定明白自己已經病人膏盲，問他還有什麼話想說。他在1992年說了那麼多話，現在總該再給中國人留點什麼吧！黃琳這樣想。可是那幾個星期他沒有再談那些話題，他淡淡地回答:“該說的都說過了。”

最終時刻到來了

2月7日是正月初一，老人沒有回家，病房的醫生和護士也沒有回家，都在近旁房間裏守著，一呼即來。他的親人坐在沙發上，意識到大勢已去，全都默然不語。’整座樓一片寂靜，就像是死神已經降臨。93歲的老人又挺了12天，到2月19日，呼吸功能已經衰竭，只能借助機器來呼吸。醫生趕緊向政治局報告，按照規則，還應向新聞界公佈消息，可政治局覺得不能驚慌失措，尤其不能危及大局的穩定。在中南海的工作人員都沒有看出什麼異常。上午，喬石按原計劃主持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審議了三個條約和兩個協定。前一天，李鵬還會見了美國前參議員貝內特.約翰斯頓。

卓琳帶著全家人來向他告別。四天以前，她就寫信給江澤民，轉告“鄧小平的囑托”：不搞遺體告別儀式，不設靈堂，解剖遺體，留下角膜，供醫學研究，把骨灰撒在大海裏。現在，她心裏明白這是最後的告別了，當時她只想說:“老爺子，我在喊你!你聽見了沒有!”可是他什麼也聽不見了。勞累的一生已經終止，戰鬥的日子已成往事。他的心臟停止了跳動，那時是21時08分。當晚京城晴空萬裏，皓月當空。

向鄧小平告別

最先向遺體告別的是他身邊的那些工作人員。“眼睛一閉，總覺得首長還在辦公室坐著。音容笑貌老是擺脫不了。一王士斌說，“說實在的，就是跟家裏人一樣，跟自己父母一樣。”另一個人是黃琳：“他的角膜也貢獻出來了，遺體也捐作醫學研究，最後，骨灰也撒到祖國的大海裏去了。”說著說著就又哭起來，“他什麼都沒有留下，所以我想只能是把他默默地裝在我們心裏。”他的確什麼也沒有留下來，秘書接到命令，把他留下的衣物全都燒了，烈火青煙中，看到一件帶著窟窿的內衣，眼淚再次掉下來:“這麼偉大的一個人物穿著破了的衣服。誰能相信啊？”

宣武門大街上的新華社夜班值班室，得到了那份早就准備好的訃告。一陣混亂之後，大家終於想起該做什麼，於是立即中斷正常的新聞，把那份訃告播發出去。那天深夜，睡覺晚的人如果打開電視或者收音機。都能聽到播音員哽咽的聲音。

第二天淩晨，全世界都知道了。播音員在電台和電視上哀聲宣告，一遍又一遍，幾百個城市裏面，哀樂一刻不停，公共汽車全都披著白花和黑色絲帶。香港的38個地鐵站，哀樂持續了十分鐘。在北京，三O一醫院附近的五棵松路口。成了人們聚集的地方，市民知道他的靈車將從這裏走過，就在那裏等著。

2月24日，星期一，早上9時34分，一輛麵包車駛出醫院，載著靈柩，披著黑紗。在警車護衛下，緩緩西行。街兩邊站滿人群，靈車一過，悲聲四起，藍天忽然陰雲密佈，哀樂徘徊在都市上空。

（凌志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