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鄧小平生命的最後時刻

江澤民坐鎮京城

1997年2月,全體政治局常委都接到通知不要出京,留在家中待命。不是發生了什麼意外變故,而是一個既定的進程日益迫近終點:鄧小平走到他生命的最後時刻,醫院的報告說他已經病危。自從1994年春節以後,他就再也沒有公開露面了,境外的媒體就像那個高喊“狼來了”的孩子,至少100次說他“病危”,他卻在京城裏自己那個四方形的院落中,過得既舒服又灑脫。而這一次,“狼”真的來了。

“非常時刻”到來了

只有他的家人和党的新一代領袖們知道這個消息。根據醫生解釋,他的心臟健康,肝脾也好,沒有老年人常見的糖尿病或者前列腺炎,致命的問題發生在神經系統,這在醫學上叫做“帕金森綜合征”,是一種沒有辦法根治的疾病。

1996年12月的一個清晨,他一覺醒來,覺得呼吸不暢。按照過去多年的習慣,他本應走到衛生間裏去洗臉刷牙,然後坐在一個小方桌子邊開始吃早餐。秘書通常在這時進來,把他要用的東西放在辦公室裏一一眼鏡、手錶、放大鏡,還有一摞文件和報紙。他把這一天剩下的大部分時間花在辦公室裏。他喜歡看地圖,喜歡翻字典,有時候看看《史記》或者《資治通鑒》,但他更喜歡看《聊齋》。他喜歡打橋牌、游泳、看人家踢足球,但他最經常的運動是散步。每天上午10點鐘,護士就會進來。提醒他出去散步。可是這個早晨,他覺得自己什麼也做不了了。咳嗽不止,令他不能正常呼吸,不能下嚥食物,更無法完成他的這些活動。身邊的醫生已經不能應付這個局面,只好把他送進醫院。

從他的家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醫院(也叫三O一醫院),不過十公里,可是在那一天,這是世界上最漫長的十公里了。“沒有想到,他這一走就再也沒有回來。”卓琳後來這樣說。他的車子經過京城最重要的街道長安街,一路向西駛去。這是一個非常時刻,可當時沒有人意識到這一點。中南海裏一些最重要的領導人,在1997年1月份還到外地去巡視了。多少年來,中國人判斷政治氣候冷暖的一個依據,就是黨的領導人是否在公開場合露面,現在看到這些人的行蹤,他們就覺得天下太平,卻完全沒有注意到黨的最重要的領導人江澤民始終坐鎮京城。那些已經出京的領導人們,也不像往年那樣和四方百姓共度春節,全都縮短行程,匆匆趕回京城。

在醫院看《鄧小平》

元旦那天下了小雪,把京城變成一片白色。可是在三0一醫院,看不到一點喜慶氣氛。鄧小平的病房設在院子南端十棟小樓的頂層,病榻周圍總是站著很多人,還有些醫生護士進進出出,但有時候只有隨身醫生黃琳和他在一起。他看到電視裏面正在播放一部紀錄片,就凝神看起來。有一陣子,他的精神好一些,可還是看不清楚電視屏幕上那個遠遠走過來的人是誰。“那邊,走過來的那個,”他問,“是誰啊?”

黃琳笑了:“那個是您啊。”那個人走近了。他終於看到了自己,動動嘴角,笑一笑。黃琳告訴他,這電視片名叫《鄧小平》,是中央電視台剛剛拍攝的,有十二集呢。他什麼也不說,只一集一集地看下去。黃琳知道他耳背,聽不見,就俯身靠向他的耳畔,把電視裏面那些頌揚他的話一句句重複出來,忽然感到這老人的臉上綻出一絲異樣的羞澀。

他從早到晚陷在疾病的折磨中。難得有這樣的表情露出來。黃琳曾見過這樣的病,那是很折磨人的,有些人會呻吟,有些人會叫喊,可是“他是個非常堅強的人,”黃琳說,“我能體會他臨終前還是比較痛苦的,但一聲不吭。就是這樣,而且我覺得他很平靜。”他有時候昏昏沉沉地睡著,有時候異常清醒。還是不說話,他已經不再評價別人,也不再在意別人對他的評價。黃琳覺得他一定明白自己已經病人膏盲,問他還有什麼話想說。他在1992年說了那麼多話,現在總該再給中國人留點什麼吧!黃琳這樣想。可是那幾個星期他沒有再談那些話題,他淡淡地回答:“該說的都說過了。”

最終時刻到來了

2月7日是正月初一,老人沒有回家,病房的醫生和護士也沒有回家,都在近旁房間裏守著,一呼即來。他的親人坐在沙發上,意識到大勢已去,全都默然不語。’整座樓一片寂靜,就像是死神已經降臨。93歲的老人又挺了12天,到2月19日,呼吸功能已經衰竭,只能借助機器來呼吸。醫生趕緊向政治局報告,按照規則,還應向新聞界公佈消息,可政治局覺得不能驚慌失措,尤其不能危及大局的穩定。在中南海的工作人員都沒有看出什麼異常。上午,喬石按原計劃主持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審議了三個條約和兩個協定。前一天,李鵬還會見了美國前參議員貝內特.約翰斯頓。

卓琳帶著全家人來向他告別。四天以前,她就寫信給江澤民,轉告“鄧小平的囑托”:不搞遺體告別儀式,不設靈堂,解剖遺體,留下角膜,供醫學研究,把骨灰撒在大海裏。現在,她心裏明白這是最後的告別了,當時她只想說:“老爺子,我在喊你!你聽見了沒有!”可是他什麼也聽不見了。勞累的一生已經終止,戰鬥的日子已成往事。他的心臟停止了跳動,那時是21時08分。當晚京城晴空萬裏,皓月當空。

向鄧小平告別

最先向遺體告別的是他身邊的那些工作人員。“眼睛一閉,總覺得首長還在辦公室坐著。音容笑貌老是擺脫不了。一王士斌說,“說實在的,就是跟家裏人一樣,跟自己父母一樣。”另一個人是黃琳:“他的角膜也貢獻出來了,遺體也捐作醫學研究,最後,骨灰也撒到祖國的大海裏去了。”說著說著就又哭起來,“他什麼都沒有留下,所以我想只能是把他默默地裝在我們心裏。”他的確什麼也沒有留下來,秘書接到命令,把他留下的衣物全都燒了,烈火青煙中,看到一件帶著窟窿的內衣,眼淚再次掉下來:“這麼偉大的一個人物穿著破了的衣服。誰能相信啊?”

宣武門大街上的新華社夜班值班室,得到了那份早就准備好的訃告。一陣混亂之後,大家終於想起該做什麼,於是立即中斷正常的新聞,把那份訃告播發出去。那天深夜,睡覺晚的人如果打開電視或者收音機。都能聽到播音員哽咽的聲音。

第二天淩晨,全世界都知道了。播音員在電台和電視上哀聲宣告,一遍又一遍,幾百個城市裏面,哀樂一刻不停,公共汽車全都披著白花和黑色絲帶。香港的38個地鐵站,哀樂持續了十分鐘。在北京,三O一醫院附近的五棵松路口。成了人們聚集的地方,市民知道他的靈車將從這裏走過,就在那裏等著。

2月24日,星期一,早上9時34分,一輛麵包車駛出醫院,載著靈柩,披著黑紗。在警車護衛下,緩緩西行。街兩邊站滿人群,靈車一過,悲聲四起,藍天忽然陰雲密佈,哀樂徘徊在都市上空。

(凌志軍/文)

發佈留言

發佈留言必須填寫的電子郵件地址不會公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