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在“文革”中期也常對身邊的人說道：“我不能反潮流，但總能抗潮流吧！”
胡德平太忙了。
他是胡耀邦的長子，原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現任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日程安排得滿滿當當。
我先後三次與他的夫人王豫穎聯繫預定訪談時間，在所接觸的一個多月時間裏，顯示胡德平似乎根本沒有週末。於是，我們最後約定“兔年”春節後再訪問。沒想到好消息不期而至，1月26日，王豫穎發來短信息說，可以在1月28日，農曆臘月二十五來訪問。
胡德平的家與中南海一牆之隔，沿著長長的南長街一直向北。從臨街的門進去，轉過幾個門就到了胡家。這是胡耀邦生前住過的地方，胡德平和兄弟胡德華等一起照料母親李昭。警衛領我進入一個辦公室，牆角堆放著一大堆未拆包裝的書籍。不久，胡德平來了。他指著那堆書說，正好昨天(2011年1月27日)剛出來這本書，我送你一本，你參考著寫吧，節省一下時間。
我從胡德平先生手中接過他的新書《中國為什麼要改革：思憶父親胡耀邦》。這是胡德平最近幾年的作品集。與父親胡耀邦一樣，胡德平勤思敏行，經常在主流報刊上刊發文章，一是研究父親胡耀邦的思想，二是對經濟領域發表觀點和建言。我訪問的其他領袖人物後人，多是遺憾以前沒有與長輩好好談心。胡德平不同，他不僅與父親交流思想，而且及時記錄下父親的談話內容。在胡德平撰述的文章中，來自自己當時與父親談心後的“日記”，成為第一手的珍貴史料。這個習慣或許與胡德平北大歷史系出身有關，他深知，父親這樣一位領袖人物，他的一言一行都是深思熟慮的。
對於我提的一些問題，他說，子女說父輩的經歷，說不好，也許會有傾向性。另外，有些事情我沒有切身經歷過，有的雖然我經歷過了，但是也是斷斷續續的。他解釋說，我更願意談觀點、談胡耀邦的觀點，他對現在形勢的預判，他的民富觀念，他對反腐的看法等等。
比如，胡德平曾回憶說，1982年，父親認為東歐的一些改革，“包括我們認為是最成功的匈牙利的改革，他說未必成功”。胡德平回憶說，父親是這樣解釋的：他們的改革，他們的經濟的改變，仍然處於一種盲目的狀態之中。“現在世界上有三種做法，中國到底要走哪條路，他希望(全黨)來探索。一個就是蘇聯的高積累、低消費、剝奪人民，強制發展生產的道路，他說這個我們不學。同時，在蘇聯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又出現一個高舉債的情況，借來的資金多用於消費而不用於生產。他說這條路，我們也不能走。第二條路是資本主義的路，我們不走。就是過度的競爭，讓人都異化、都變形了，完全追求利潤了。他說這個我們也不能學。第三個就是中國的社會主義道路，究竟應該怎麼走，生產和消費應該怎樣來配備，他說這個我相信五年、十年我們要走出一條新路來。
20世紀80年代，黨內的一些領域出現腐敗現象，引起了胡耀邦的高度重視。胡耀邦提出要抓大案要案、端正黨風，要從自己身邊抓起、從中央抓起。胡啟立曾回憶說，“(胡耀邦)在首都八千人大會上發表了激動人心的講話。這件事震動之大，得罪人之多，老實說，我當時是為耀邦捏一把冷汗的。但耀邦是義無反顧。我至今記得，一次陪耀邦在中南海散步，耀邦對我說，貪汙腐化，以權謀私能否制止，關係到黨的生死存亡。他一連用了三個‘最’，要用‘最大的決心，最大的毅力，最大的韌性’，狠狠地抓，堅持到底。”
胡德平回憶說：“父親反腐是認真的，胡啟立的一篇文章說到這事了。他說，抓這件事不能討好，不能怕得罪人，‘寧可一家哭，不可一路哭’，‘寧可得罪個別人，不可得罪十億人’。父親這句話的意思是反腐要及早展開，展開得早、態度堅決，可以挽救更多的人。如果搞得晚，不進行這方面的鬥爭和糾正，這樣的腐敗行為會越來越面積大，那時候再動手就是一路哭了。”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而自此之後，人們對胡耀邦的懷念綿延不絕。胡德平說：“父親口碑好，和當年平反冤假錯案有關。另外他大量啟用中青年幹部，他主張要大批的中青年幹部上來。至於幹部子弟，尤其是開國元勳的子弟要關照愛護，但是幹部子弟如果要提拔要先下去鍛煉，在機關裏一步一步提升不行。”
“紅小鬼”的牢騷話
1952年7月，父親從南充川北區黨委調北京工作，一行四人，其中有秘書曹令中、警衛員藍天祿和我。
父親上京時的興致很高，意氣昂揚，真有一股事事爭上游、處處比先進的勁頭。那時也有“小廣播”，人們風傳他要去政務院建築工程部任常務副部長。我想，傳言比較可靠，因為這事是我外祖母告訴我的，她都知道，可知傳言範圍之廣，可信度也就大了。為此，耀邦同志十分興奮，能為全國城市搞基礎建設，為老百姓修建房屋，這是多麼有意義的事情。
在北京翠明莊，有一天我看到父親匆匆從外邊回來，徑直一人走進客房，一下坐在床上，右腿盤在床邊，左腳垂落在地，半晌沒有言語。沉思一會兒後，他慢慢抬起頭來，面帶一絲笑意看了看我，仿佛自言自語地說道：“我的兒子都這麼大了，還讓我做青年團的工作？哼，沒有想到，真沒有想到……”邊說邊搖頭，一掃來京時的興奮。
事後不久，聽周圍的同志們講，那天是劉少奇同志找他談話，分配他到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工作。對團中央第一書記的人選，有兩位候選人，一為胡耀邦，一為陳丕顯。名單上報黨中央時，毛澤東同志圈定了胡耀邦。父親當然服從了中央的決定，但他獨自一人發的輕微牢騷，恐怕只有我一人知道。
第二年，毛主席在團代會召開之際，說到怎麼選拔青年幹部。團中央提名的團中央中央委員，30歲以下的只有9個。經毛主席、黨中央審議後增加到六十幾個，毛主席認為人數還不多。他說三國時期，周瑜是個“青年團員”，孫權任命他為東吳統帥，老將們不服，孫權的任命不改，結果周瑜大敗曹賊，火燒曹營連環戰船。他認為幹部的威信是逐步建立起來的。群眾對領導者真正佩服，要靠在革命實踐中瞭解。他還詼諧地說有“小廣播”是因為“大廣播”不發達，團中央的威信已經相當高了，有些人還不佩服，慢慢會佩服的。“‘小夥子’剛上臺，威信不高，不要著急，不受點批評不挨點罵是不可能的”。
毛主席說的“‘小夥子’剛上臺，威信不高”所指何人呢？我認為這裏既指個體，又指群體。紅軍時期的“紅小鬼”就是一個群體，現在這批倖存下來的“紅小鬼”都變成了“小夥子”，成為黨政軍中的領導骨幹。
“紅小鬼”在“文革”時期先由江青叫響。1966年8月她在群眾大會上先說胡耀邦從“‘紅小鬼’變成‘膽小鬼’”。1967年4月她在“為人民立新功 ”的講話中又氣急敗壞地把陳丕顯“紅小鬼”罵作“黑小鬼”。另一個“紅小鬼”譚啟龍在黨的九大之前還未解放。不管怎麼罵“紅小鬼”，似乎在革命人民的心目中，“紅小鬼”仍是一種親昵溫暖的愛稱。陳丕顯的同輩人和上級都不叫他名字，總叫他阿丕。難怪《長征組歌》的作者肖華上將在“文革”中被迫檢討時，總要說一句“我是一個‘紅小鬼’！”
1929年，陳丕顯、譚啟龍、胡耀邦同時參加革命，譚15歲、胡14歲、陳13歲。他們都做過地方兒童團的工作。三個人在肅反過程中都被打成過“AB團反革命分子”，丕顯叔叔又多了一項罪名——“參加了社會民主黨”。他們三個人最後均僥倖存活下來。
“文革”一來，一時天旋地轉，人倫顛倒，批判、奪權、鬥爭席捲全國，無所不在，無孔不入。“反動路線”要鬥，“走資派學術權威”要鬥，“黑五類”要鬥，“紅小鬼”要鬥，“劉、鄧”要鬥，還有帶槍的“劉、鄧”最後也跑不了。我父親1966年8月就被停職打倒。
父親的痛哭失態，我只見到一次，那是1967年“文革”之中。祖母去世，他還關在團中央大樓中。當我告訴他祖母去世的消息時，雖然有些驚訝，但仍很鎮靜。一路上，我騎車，他坐三輪，其表情也還平靜。到了醫院的太平間，母親己在此等候多時，我站在他們身旁，正準備三鞠躬，和祖母作最後告別時，他張了張嘴，突然用家鄉話喊了聲：“娘老子，兒子送你來了！”一句未了，“哇”的一聲痛哭起來，頓時淚如雨下，鞠躬之時，全身微顫。我沒有一點思想準備，一時不知所措，一邊抬頭看看祖母清臒遺容，一邊從旁瞅瞅父親那神態，淚水也湧出眼眶。走出醫院，他輕輕地念了一句唐詩：“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回到家中，他複又平靜下來，告訴外祖母、母親和我，祖母在土地革命時，當過鄉蘇維埃的婦女委員。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黨逐漸明確了所要從事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端正了黨的指導思想。我父親先是大膽為解放老幹部而效力，後又為識別、選拔年輕幹部和四化幹部而努力。因為他知道改革開放的事業不是一代人所能完成的。中國共產黨要用自己的腦子想問題，走自己的路，真正將中國建設成一個民富國強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寄希望於從實踐中湧現出來的優秀年輕人。他明白自己也是一個過渡性的人物，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創的事業是一個未竟的長期事業。
“失業”何必說成“待業”
“文革”初期，和父親的談話，我總是張口一個階級鬥爭，閉口一個無產階級專政，他開始還耐著性子聽。1967年上半年一天晚上，父親問起北大、社會上的“文革”情況，我又一次念經似的說起階級鬥爭長、階級鬥爭短的老套套來。這一次，他開口了，開始語氣非常平靜：你翻翻《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有篇文章叫《必須注意經濟工作》。毛主席在蘇區紅軍時期就說，“要造就一種熱烈的經濟建設的空氣，不能見到誰談經濟建設，就要罵為‘右傾’。”突然他加重語氣，把手一揮，大聲說道：“德平！你不是老說階級鬥爭嗎？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中還說經濟建設‘這是一個偉大的任務，一個偉大的階級鬥爭’！”我還想辯解些什麼，但卻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這個事雖然父親沒有完全說服我，但是對“文革”的懷疑，從這也開始了。
早在前一年的1966年8月，團中央已經改組了。中央文革有人說，“團中央修到家了”，也就是說右得不能再右了。現在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