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洋履新 廣東改革再出發

備受關注的廣東省委常委選舉于5月13日結束,新一屆13名省委常委由14名候選人中差額選舉產生。這是廣東省首次差額選舉省委常委。13日下午,中共廣東省第十一屆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選舉汪詳繼續擔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選舉朱小丹、朱明國為廣東省委副書記。

“我們必須破除人民幸福是黨和政府恩賜的錯誤認識,切實維護並發揮好人民群眾建設幸福廣東的主動性和創造性。”5月9日,在廣東省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汪洋稱。第二天,在深圳組的討論會上,談及改革,汪洋說:“現在的環境至少沒有讓人覺得我們比1992年前後、改革開放初期更好吧?”他甚至直言:“燃燒歲月的激情越來越淡漠。”同是在這次會上,汪洋還說,將在廣東進行幹部官員財產申報制度試點,鼓勵記者暗訪,一個好的制度比一個好的領導更重要,改革要從黨和政府頭上開刀……汪洋在報告中說,要以自我革命的勇氣,堅決打破背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的利益格局。

敢想敢說的“少帥”

曾經的過往為如今的敢說埋下了伏筆。作為“少壯派”官員,汪洋的仕途軌跡,似乎平淡無奇,但其出場,卻顯得異同尋常。政情人士分析,汪洋曾歷任安徽省副省長、國家計委副主任;國務院副秘書長、重慶市委書記、廣東省委書記。在地方打滾過,也在中央歷練過,既有鮮明的“團系”色彩,又是難得的財經好手,前途無可限量,未來當有想像空間。

鐵腕改革獲鄧小平賞識

汪洋1955年3月出生於安徽省宿州,1972年參加工作,1988年11月出任安徽省銅陵市委副書記、代理市長。時年33歲的汪洋被當地人稱為“娃娃市長”。但就是這個娃娃市長在貧窮的皖北山區的改革震動了中國政壇。

汪洋當時在電視講話中說:要改變觀念!有人“養魚怕偷”,“做生意怕騙”,就是不怕窮?這與此後中共領導人鄧小平著名的南方談話思想很接近,顯示出汪洋敏銳的政治嗅覺。而銅陵的做法也引起了中央高層,尤其是鄧小平的關注。汪洋還對當地舊體制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打破鐵飯碗、鐵交椅、鐵工資,把住房制度、用工制度、幹部管理、機構設置等都列入改革計劃,還將多家國有企業列入了改革範圍。

但是,這些改革舉措很快就招致了許多保守勢力的反對。為了平息這場紛爭,中央高層放話:可以先行試點。“銅陵改革”讓汪洋獲得了鄧小評的賞識。有說法稱,鄧小平南巡迴京途中在安徽蚌埠停留,並特別召見了汪洋。

整頓官風

2005年底,汪洋空降重慶,正式履新。汪洋到任後,重慶的一個重大變化就是,重慶官風被嚴厲整頓。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是,在重慶2006年遭遇特大旱災時,汪洋到農貿市場視察,菜農坐在地上回答他的問題,隨行人員便態度傲慢地兩次叫菜農站起回話。汪洋突然做出一個出人意料的舉動,他從菜農籮筐裏抓起一個大青椒,轉身砸向該工作人員,事後表示:“今天我對有些工作人員不客氣,幹什麼要群眾站起來說話?我們是人民的公僕,站著的當然應該是我們!”

汪洋最廣為人知的事情是以開明、冷靜、務實的態度解決了重慶“最牛釘子戶”事件。2007年,“釘子戶”戶主楊武爬上孤島般的樓頂大喊:我要見汪洋!輿論一下子將汪洋推到了風口浪尖。汪洋沒有尋求有關部門封鎖媒體的報道,沒有動用執法部門“硬來”,而是指示各方與戶主積極談判,並最終以一種理性、和平的方式圓滿解決了此事,贏得了國內外媒體的高度稱贊。有媒體說,汪洋此舉為各級地方政府解決同類糾紛提供了一個可資借鑒的模板。

“動搖既得利益,有官員到中央告狀”

2007年,任職重慶兩年之後的汪洋,奉調南下,主政廣東。汪洋所面對的挑戰不少,因為今天的廣東已不是以前那個擁抱改革,時刻希望走在前沿的廣東了,而是官場積弊重重。在就任廣東省委書記後召開的第一次省委全會上,汪洋就給各級官員以“當頭棒喝”,一口氣說了22個“解放思想”,並號召各級領導發揚當年“殺開一條血路”的精神。

此外,汪洋還大力推動“雙轉移”經濟戰略,即進行全省產業轉移和勞動力轉移,把落後的密集型企業驅趕到廣東偏遠地區,然後在原有的地方進行產業升級。汪洋還主張企業“該倒的就讓它倒”,讓發達起來的企業去施惠普羅大眾,問題是,受到全球金融海嘯牽連,廣東近年來有五萬多家企業倒閉,龐大的失業潮迫使總理溫家寶站出來表態“該扶的就要扶”,這種中央與地方“互杠”的罕見現象,令外界多所揣測。汪洋說:“不管別人怎麼說,雙轉移要堅決,‘騰籠換鳥’要堅決。千萬不要因為要保增長,不管什麼都繼續上”。改革就有阻力。廣東省國上資源廳一名官員私下告訴《華夏時報》記者,改革就要涉及到傷害某些群體的既得利益,因此有的官員陽奉陰違,甚至還“跑到中央去告狀”。

知情人士透露,廣東雖為改革開放排頭兵,但本土官員的保守意識卻由來已久。比之更甚的,則是廣東官場的貪腐之風。知情人士表示,陳紹基、王華元、許宗衡的落馬,與汪洋的強勢治貪有關。

觀察人士分析,廣東官場歷來排外傾向嚴重,所以中央空降省委書記時,通常以兼任中央政治局委員的方式來強化其權威,以便開展工作。而汪洋是政治局中資歷最淺的委員,雖然有安徽、重慶工作的地方經驗,但這些省市的地位仍難與廣東相提並論,故部分廣東官員對其持聽其言、觀其行的態度,看他到底能否壓得住陣腳。能否帶領廣東走出新天地。

正因如此,在一次省委會上,汪洋還痛斥廣東官員的優越感,要求他們克服自滿情緒,增強憂患意識。同時,汪洋還痛批50名代表缺會,要求紀委嚴查,此舉迅速震懾廣東官場。

“指揮棒”打破GDP崇拜

“江蘇願意超就超吧,我們首先要把結構調整好。”近期,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中共廣東省委十屆十一次全會說的這番話備受外界熱議。

廣東的GDP在2011年盡管首次躍上5萬億元,但GDP排名第二的江蘇,增長速度已經連續幾年超過廣東,這給廣東全國老大地位造成了壓力。但在壓力面前,汪洋繼續淡化GDP。

汪洋2008年6月推出“廣東科學發展評價體系及考核辦法”。這根“指揮棒”打破了CDP崇拜。在考核辦法中,經濟發展指標首次只占30%的權重,4類42個指標,考的主要是經濟、社會、民生、生態等方面的協調發展。在全國率先調整政績考核的“指揮棒”,汪洋的目的顯而易見——那就是為轉型升級撐腰。

在這兩年廣東對下屬21個市的考核中,經濟增速明顯下滑,但產業結構進行了比較好的升級,比如深圳。高科技、物流、金融、文化已經成為深圳的四大主導產業,逐漸告別以前高度依賴加工貿易的粗放型發展模武。富士康這個最大的加工貿易型制造型企業的改變就是深圳轉型的一個典型代表,富士康在這幾年的產業轉移中,將眾多加工貿易型、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重慶、成都、鄭州和武漢等中西部地區,在深圳比重已越來越小。

真正讓汪洋亮出主政廣東核心思路的是在2011年1月6日,廣東省的十屆八次全會上,適逢汪洋主政廣東3年之際,汪洋在總結“騰籠換鳥”各種經驗基礎上提出“加速轉型升級,打造幸福廣東”。

政府要敢於放權突出依靠群眾

在汪洋眼中,“小政府大社會”是未來經濟轉型的基本前提。簡政放權、自上而下地破解行政壁壘;解放思想、大部制、放權強鎮,加強法制,以法制治貪打黑。

“長期忽視經濟發展中發生的矛盾積累的結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給“烏坎村事件”做批示時,曾如是總結。

在類似烏坎村的群體事件中,廣東表現出的寬容與克制並非第一次。2011年11月18日,廣州花都區發生了民工討薪遊行示威。數百名民工打出了“還我血汗錢”、“我要吃飯”等橫幅。此次遊行不僅沒有遭遇警方的阻止,警車還在沿途開路護航,疏導交通。有傳言這一破天荒的事件都得到了汪洋的特批。

在汪洋看來,這些深層次問題難以逃避。過去經濟的騰飛,繞不開土地、資源、密集勞動力。在廣東的農村土地上建起了無數大大小小的工廠。民工、失地農民的權益如何保障,日益枯竭的土地資源如何使用,都需要新的解決思路。

2011年6月,增城市新塘鎮大墩村的本地治保隊員驅趕外地打工者,引發了激烈沖突。在增城新塘事件後,廣東設立社會工作委員會,主要職責是牽頭制定組織實施社會工作總體規劃和重大政策;協調建立健全群眾利益協調、訴求表達、矛盾調處、權益保障機制。數月後,汪洋又宣佈廣東2012年7月開放社團登記。在他看來,要大力培育發展規範管理社會組織,要敢於“讓社會組織接力”。凡是社會組織能“接得住、管得好”的事,都要逐步交給他們。在華南師範大學副教授、中山大學公民發展中心研究員唐昊看來,特別是在廣東這樣經濟發達的地方,社會需求猛增使得政府的公共服務壓力在短時間內驟然增大,僅僅靠政府提供社會服務已經不能滿足社會的多方面需求,因此向社會組織購買服務就成為題中應有之意。

自始自終,汪洋都認為政府要敢於放權,突出依靠群眾。政府只管“該管的事情”,要做到“小政府”又是“強政府”,法冶無疑是重中之重。在汪洋看來,健全依法化解社會矛盾的機制,強化對權力運行的監督制約,是解決深層矛盾的不二路徑。汪洋強調,“要加快推進政治建設法治化,用法制保障和實現人民民主權利。同時大力推進基層民主政治,讓人民群眾行使好手中的選舉權利,選出信得過的好領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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