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羅湖橋，相當長一段時間裏，這兒是意識形態中國的“鼻孔”。偌大的中國除了北部與蘇聯接壤的關口外，便只有這座與香港相連的小橋，維繫著與外部世界的溝通。

止步 新中國唯一的“南大門”

62年前的10月19日，新政權誕生後的第18天，解放軍的一支先頭部隊打到深圳河畔的羅湖橋頭，離被港英政府統治的香港僅一橋之隔。兩廣縱隊司令員曾生對率軍南下的葉劍英說：“不用動用四野的其他兵團配合，單靠我們兩廣縱隊就足以解放香港。”葉劍英回答：“你也知道這個情況，沒有交給我們解放香港的任務啊。”

據史，毛澤東曾向葉劍英面授機宜，明確提出南下大軍必須止步於羅湖橋以北40公里的樟木頭一線。9個月後，在周恩來的親自批示下，深圳公安檢查站（羅湖邊防檢查站前身）成立，羅湖橋成為新中國唯一的“南大門”。

又十幾年，“解放香港”的聲音再次出現。

當時，“文革”之火一度波及香港。羅湖橋南岸，香港的左派人士發起了激烈的反英抗暴運動。羅湖橋北岸，紅衛兵小將們湧到橋邊聲援，並在駛往香港的載貨火車尾部綁上稻草人，寫上“打倒戴麟趾”（時任香港總督）。紅衛兵還曾試圖搶佔開往香港的火車，聲稱要“沖過羅湖橋，佔領香港島”。

周恩來瞭解到這一情況後，迅速作出批示：“文革”只能到深圳河以北，深圳河以南不可以搞。

“其實在建國初期，幾位國家領導人曾專門就是否要止步羅湖橋的問題咨詢過很多熟悉香港情況的專家。”廣東省社科院原院長張磊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最終中央做出了保留香港自由港地位暫不收回的決定，希望這裏成為新中國的‘鼻孔’，保留一條通往外部世界的經濟、政治、外交通道。”

在他看來，如果將兩次“止步羅湖橋”的批示連起來解讀，不難發現這座小橋在決策層眼中的重要戰略地位。

根據《香港通志》副主編劉蜀永教授的研究成果，第一次南下大軍“止步羅湖橋”後，香港獲得了穩定的發展環境，50年代的工業化熱潮得以發生；而在第二次紅衛兵“止步羅湖橋”的歷史節點後，港英當局也開始反思當時的治理策略，並開始在醫療、教育、社會福利、住房等各方面進行社會改革，香港進而完成了70年代的經濟、社會發展上的飛躍。

“正是因為內地當初刻意為香港保留了一個自由開放的發展環境，才能有改革開放後香港對內地技術、資本、管理等多方面的反哺局面。”張磊說。

事實上，俄羅斯前總統葉利欽在對比中國和俄羅斯改革時，曾感慨道：我們的經濟體制改革為什麼不如中國穩妥和成功？關鍵是他們有一個香港作為參照物。

過橋 門打開了

某種意義上，羅湖橋是丈量這個國家開放程度的一把標尺。

抗戰中，在交通上佔據特殊地位的羅湖橋數次因飛機轟炸而遭遇斷橋之劫。但即使是在那般的兵荒馬亂中，來往深港兩地的載客火車仍然暢通無阻，車內還設有酒吧區與觀景廂，內部採用拋光柚木，配以軟墊座椅。每逢春節，車廂便會擠成沙丁魚罐頭，滿是探親旅客。

然而在羅湖橋成為新政權的“南大門”後，過橋不再是件隨隨便便的事情了。

建國初期，為防止敵特的滲透，直通的客運火車停運，從內地去往香港的人員開始受到嚴格限制，往往只有公務人員才能獲得去港配額。

而港人返鄉則必須填寫“回鄉介紹書”，且在過關時所有的行李都要被拆開分檢，並逐一登記在冊。當時邊檢人員上班往往帶著螺絲刀，遇到可疑旅客便撬一撬鞋底幫子或箱子的隔層板，查找是否存在密寫藥粉。

由於通關時要人人過篩，等待時間短則幾個小時，長則一天。返鄉探親的香港人都偷偷稱深圳為“心震”。羅湖橋頭逐漸熱鬧不再，人流最少的時候，一天來往不過50人左右。

在那段物質匱乏、糧食短缺的時日，如果趕上節日返鄉，許多港人會扛著笨重的行李過橋，米上頭放麵粉，麵粉上頭放紅油，往往還要帶上做好的帶魚、魷魚、紅燒肉。

橋頭送別時，若是穿著的衣服稍好，便會被內地親友扒掉留下，赤膊返港。有的人連鞋子都要留在家裏，光腳過橋。後來這些都被邊檢站明令禁止，他們便穿著家裏的破衣、拖鞋回去，仍是將稍好的行頭留給內地家人。

“文革”中，羅湖橋頭各處插滿紅旗，牆壁上懸掛著毛主席照片和詩詞。原本為旅客們擺放行李騰出的幾十平方米空地，豎起了一座刻有毛主席語錄的石碑。那時，來往深港兩地的旅客、探親者、過境農民，都要在過橋的時候背誦毛主席語錄。有的人大字不識一個，便被要求回家背熟後再來。飛機頭、高跟鞋甚至喇叭褲都會被邊檢站的工作人員視為“帝國主義”的標誌。香港博物館原總館長丁新豹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景：“抓住香港客，如果他的褲子比較窄，找一個玻璃瓶丟進去，要是不能掉下來，就可以認定不是好人。”

橋上也曾發生過另一些值得注意的小事。

1971年4月10日上午10點左右，金髮碧眼的斯廷霍文第一個走上羅湖橋，接著，一支美國乒乓球代表團用了18分鐘全部走上羅湖橋。橋的北端，迎接他們的是一副寫有“全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的紅色標語。

4天后，在北京的人民大會堂裏，面對一位美國資深記者對於中美關係的提問，周恩來說：“現在，門打開了。”加重語氣，他又重複了一遍：“現在，門打開了！”

1978年，鄧小平發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講話。第二年的羅湖橋上，便出現了幾位特別的過橋者。

一個叫劉天的港商坐著2元錢一次的載客自行車過了橋，在一片黃泥地中找到了深圳市的臨時辦事處。因為沒有找到賓館，當晚劉天睡在了一間辦公室的長桌子上。而在白天，他剛剛談成了建立深圳第一家合資酒店的大生意。

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羅湖口岸出現了一個“走學童”群體。他們清晨身著樣式各異的香港校服到香港上學，下午5點再準時返回深圳的家。20年間，這個群體的數量從500多人變成了5000多人。

去年年底，羅湖橋上有了另一個新鮮的群體。他們同樣早早便過橋赴港，通常拎回大大的購物口袋，塞滿的卻不是以往赴港遊客熱衷的奢侈品和化妝品，而是1.1港元一包的天然海鹽、30港元一大瓶的家庭裝飄柔洗髮水，甚至28港元36包裝的得寶紙巾。當然，通常還會有一桶大大的有機醬油。人們為這些誓與內地飛漲的物價對抗到底的深圳市民們起了一個有趣的名字——赴港打醬油的。

（林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