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是為人民打天下，不是為自己打天下，不然這場革命的偉大在哪兒？共產黨不僅是為人民打天下，還要為人民服務，而且你的權力還應該讓人民中間的其他人來競爭。”

“五一”勞動節，呂彤羽在全國政協禮堂操辦了一次“紅二代”聚會，以紀念於70年前發生在冀中的一場對日軍反掃蕩戰役。到會800多人，氛圍熱烈，這讓呂彤羽挺高興。他把儲存著800多張現場照片的iPhone遞給《南風窗》記者翻閱。

“我們身上有個特點，就是主人翁感很重，都想做點事兒。”呂彤羽是開國上將呂正操的長子。在北京，像他這樣的“紅二代”頗具規模，每年都會舉辦不少活動。聚到一起，也是家事國事天下事，無事不談。人雖已老，操心的事兒卻也不少。

“現在社會問題比較突出，個別官員敗壞了黨的聲譽。我們確實有一種擔憂，怕有朝一日父輩們打下來的江山被端走。”開國上將陳士之子陳人康說，“如果經營得不好，治理得不好，完全可能，這不是沒有歷史教訓啊。”

俗話講，時過境遷、人走茶涼，這些遠離權力中心的“紅色後代”們，身上的光環也褪得差不多了，漸趨邊緣化。他們中消極一點兒的，除了在圈內宣洩宣洩，回頭生活照舊；積極的那部分人，依然不甘於袖手一旁空議論，期望以自己的方式對時局發生影響。

操心官場

當總後勤部政委、劉少奇之子劉源把軍內一位腐化的中將查辦之後，他對總後幹部集體的講話很快就在“紅二代”中間傳閱開來。一位同是軍中將領的“紅二代”心潮澎湃地賦文一則力挺：

“這是最後的鬥爭，所以，必須挺起胸膛；這是最後的底線，因此，必須表明立場。只要我們還期待，共和國的大地明天依然灑滿陽光；只要我們還堅信，共產黨仍舊是民族的希望…… ”

這則短文，很能代表一部分“紅二代”的心聲，因為家庭出身的緣故，他們相當珍視共產黨的形象和聲譽，只是他們之中手操權柄的人畢竟少數，無從像劉源那樣直接施放力量，因而像陳人康這種身在草野的開國元勳後代，就只能歎息自己年輕時沒有花心思去混個一官半職出來。

“我要是當官的，我也敢像劉源那樣，最起碼從我這個地方，不能讓買官的上來，像我們這樣的人敢說話，要說也沒太深的背景，無非就是父輩的原因，而且本身也要立得正，要同流合污，他也反不了貪。”

陳人康做過軍隊裏的營職幹事，1985年百萬裁軍之前，轉業到一所大學工作，呆了28年，當了一個副處級工會幹部。轉業後，也不是沒有機會躋身顯貴之列。他父親1995年去世前是中央軍委顧問，先後有3個軍委副主席是其部下。有領導曾告訴陳士，子女中有想回部隊的，不妨開口。且根據當時的情況，開國元勳的子女中至少有一人可以當上將軍，但這些情況在陳家沒能發生。

60歲的陳人康，原來平平淡淡地過日子，心態上也沒啥問題，無奈耳聞目睹，慢慢就有了想法。今年5月，他母親去世，一些世交的元勳後代來家弔唁，有人跟他講到，家裏分了個房子，連工作人員用房在內總共不下800平方米，還是個毛坯房，光裝修費用就得160多萬，工薪階層的收入水平，正為上哪兒去找這一筆錢發愁呢。

“我們打天下的都這樣了，你們坐天下的一些幹部倒有點兒人五人六了。現在有些人的住房，800平方米1000平方米，住得了麼？我希望他們不要太奢侈，不要太脫離人民。你是公僕啊。”

陳人康試圖通過現身說法將老一輩人不為官不圖利的優良傳統灌輸給下麵的黨員幹部。他們和江西幹部學院合作組建了一個紅軍後代授課團，每年3月到11月，“紅二代”們輪流上井岡山給全國各地的基層官員講課，樂此不疲。在課堂上，陳人康發現有些學員聽了父輩們的事蹟掉眼淚，談心得體會時，有的人甚至保證，回去後不再貪了。這讓他堅定了對這種教育方式的信心，“我們不求管他一輩子，哪怕能管他一陣子也行。”

弘揚老一輩革命精神以期對現實社會有所裨益的做法，目前已被多數紅色後代所推廣。

他們的一些聲音，“紅二代”中有人估摸著上面應該能聽到，因為響動已經弄得比較大。在他們這個階層，實際上缺少正式的渠道將意見向上傳遞。儘管由於家世背景，個別人也有這樣那樣的人際圈，有事兒也可以走走這些關係上達“天庭”，但那畢竟都是私人門路。而非正常的黨內機制，否則他們也犯不著滿世界去呼籲。

回到草根

話語力量的衰微，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紅二代”群體的身份乃至於觀念上的分化與變遷。他們中有的人掌了權，有的人經了商，而更多的人則基本是平頭百姓。這個群體與權力的距離不是慢慢拉開的，而是一旦不在位子上，迅即就拉開了，不過，在呂彤羽看來，這種平民化的恢復無須大驚小怪，開國將帥們當年也都是草根出身，“中國壓根兒就是一個草根的國家，不是二代階層的國家，心態失衡那是神經病，是一種無知”。

呂彤羽1965年在地空導彈部隊當過一年兵，同期在那個部隊歷練的還有陳毅、粟裕和彭真等人的兒子，這種生活打磨讓呂彤羽受到極大影響。後來他轉業到了中國航天科工集團，單位裏將帥子弟不少，隨著環境變動都走了，唯有他奉守庭訓，原地踏步，忙活大半輩子，一個副局級做到頭。有一段時間領導想給他挪到正局級崗位上去，回頭徵求父親的意見，呂正操說一個人不在當多大的官兒，主要看你幹了多少事兒。呂彤羽就沒再挪窩兒。如今開著一輛老舊富康車在北京城裏東跑西顛，也不覺得有何不妥。

“我們老了以後，對歷史觀的理解越深刻。二代不生活在底層，對社會的理解有很大偏差，要回到社會共識中，還要經過很多磨煉。你談的道理，最好社會能接受，別空話說一大堆，紅歌唱得高高的，社會卻在看笑話。”

“紅二代”中也有自視甚高的。在今年一次“紅二代”聚會上，個別人在發言中指斥當前社會一塌糊塗，今不如昔，以“老共產黨人後代”的名義要求加以糾正。一位前領導人的兒子私底下便向呂彤羽揶揄了一句，“都以為自己是根蔥”。

“都以為自己是秉承大事的人，年紀那麼大了，你又沒從政，具體矛盾又沒有處理過，卻這個不是那個不是，指指點點，非要下一個很大的結論，我當然不贊同。任何矛盾的背景都是極其複雜的，我們國家發展到這個程度，你說全靠貪腐能走到今天？”雖然和左派右派的人都有交往，但呂彤羽幾乎從不摻和這種口水紛爭，“你不在其位而謀其政，本身就是添亂，直接介入到實際事務中絕對是不合適的。”

呂彤羽代表了一部分冷靜內斂的“紅二代”。幾年前，他們家一個在遼寧海城搞客運的姑表親，因為同行間的矛盾被人打死了，非要他出面辦一下此事，弄得他很為難。考慮到呂正操生前發過話，家裏人不要和地方上任何利益集團產生瓜葛，否則不論對錯，打死都不管，呂彤羽決定不過問。

草根視野和平常心，削弱了那長久為外界所臆想而在多數二代身上實又不存在的神秘感與特殊性。和很多同齡人一樣，他們不過就是一群退休或接近退休的老頭兒，而稍微年輕一點的二代們，多半也和芸芸眾生一樣，要在社會上謀生活。

“現在社會對我們紅後有很大誤解，把我們妖魔化了，還以為我們是高高在上的特權階層，這是一種認識差距。”原海軍顧問、開國少將蔡長元之子蔡小心說。

從2005年開始，蔡小心一直在網上打假，揭露一些騙財騙色的假紅後。至今打假近200起，有時也會遇到作風敗壞的真紅後，兩個人在網上打得不可開交，對方甚至揚言要上北京來找他麻煩。

“貴族”不永遠

“紅二代”們的處事方式及其價值取向，也是因人而異，因環境而異。毛澤東時代，高幹們將自家孩子放在社會底層是一個普遍做法。“文革”後，共產黨在這方面抓得也緊，僅1980年代，中央高層為端肅風紀，就拿不少高幹子弟開過刀。嚴打時，執法人員直接開進中南海抓人的情形也不是沒有過，好幾個高級領導的子女甚至包括一位元帥的親屬均因在外面胡搞而被判刑以至槍斃，特權現象有所收斂。

但這些畢竟都是非常措施，警鐘也不可能持續不斷地敲，這些二代們，不同的人格和行事方式很大程度上塑造於不同家庭的家風。呂彤羽就說，作風檢點的幹部子弟往往得益於良好的家庭教育。 “二代中不少現在做高幹的，社會上對這些人的反映還是不錯的。”俞正聲的父親黃敬和呂正操的關係非常好，1950年代學校裏挑選俞正聲給毛主席獻花，怕過於出風頭影響到孩子心理，黃敬說什麼也不讓，把俞正聲拉到天津去了。呂正操家裏4個孩子，兄弟姐妹之中誰要倚仗一下家裏的關係，互相就會被看扁。

身處二代圈中，呂彤羽也知道個別因父蔭而被硬端上位子的“紅二代”熱衷於比附的德性，“你爸爸還不如我爸爸，你不如我聰明”，缺少起碼的謙卑心，不能腳踏實地幹事，在他看來，這種人多半會在優越的環境中被葬送。“現在高幹子弟就像舞臺上的演員一樣，很扎眼，千萬隻眼睛盯著你，什麼事兒都藏不住，你要是以為誰也管不了你，目空一切，你非栽不可。”

隨著時代推移，所有人最終都將回復到作為一個社會個體的原初狀態，在規則與秩序面前，人與人之間的差殊會逐漸推平，這是人類社會不斷向前發展的規律。如原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之子紀坡民所說，平等才是社會進步的潮流，不會有永遠的貴族。

“我們1964年當兵，和別的戰士吃的穿的拿的一模一樣，但毛主席還不滿意。後來到北京接觸一些高幹子弟，你知道李雪峰的老太太成天是怎麼訓她孩子的麼？‘你們這些高幹子弟，有什麼了不起的！’就這樣。”

紀坡民偶爾也會參加一些“紅二代”組織的活動，發現其中一些人的觀念有點落後，表現出來的姿態讓他無法接受。

“我爸爸當年參加革命了，所以當將軍，當將軍我們這些人才在北京住著，才有今天。有些人就這個想法。”紀坡民說，“共產黨是為人民打天下，不是為自己打天下，不然這場革命的偉大在哪兒？共產黨不僅是為人民打天下，還要為人民服務，而且你的權力還應該讓人民中間的其他人來競爭。要允許別人也有為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