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知青往事

「上山下鄉的經歷,使我對基層有了深刻的了解。」

央視一套熱播的電視劇《知青》正成為一個話題。伴隨著對這部電視劇的討論,人們的關注點也逐漸超出劇情本身。劇中主場景「坡底村」搭建在陝西省延川縣--這裏,正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家副主席習近平曾經下鄉插隊的地方。

習近平並非唯一有知青經歷的國家領導人。在現屆政治局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組織部部長李源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共重慶市委書記張德江等領導人,都曾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與當時的知識青年一起上山下鄉。

而在省級地方領導人中,有過類似經歷的人數更多。據《華商報》報道,目前100名省級正職官員中,有46人曾經下鄉插隊當知青。

從1968年12月毛澤東發出最高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算起,一直到1980年,共有1700萬知青由城鎮奔赴全國各地的山區、農村。如此規模巨大的由城市向農村的人口流動,在中國歷史乃至世界歷史上,都成為一樁史無前例的事件。而這場運動給中國帶來的影響,仍在持續。

哭泣的列車

習近乎清楚地記得那趟由北京發出的列車。「全部都哭啊,那整個專列上沒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那是1969年的1月份,習近平還不滿16歲。

和習近平同一時期由北京下鄉到延安的開國大將羅瑞卿之女羅點點,也看到了一列哭泣的列車:「從北京站上火車的時候,月臺上哭聲一片。來送行的知青親屬們,人人一張悲痛欲絕的臉,車上要走的人更是哭得抬不起頭來。」

半個月前的1968年12月20日,詩人食指寫下著名的詩歌《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描述了知青們離開北京時的悲痛與迷茫:「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一片手的海洋翻動;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一聲雄偉的汽笛長鳴。北京車站高大的建築,突然一陣劇烈的抖動。我雙眼吃驚地望著窗外。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們即將離開的北京,頗不平靜。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正滑向暴力的方向。嚴重混亂的理論宣傳,已經使人們,特別是青年學生分辨不清正確與錯誤的界限了。

當時習近平和羅點點是「黑五類」分子,父親被打倒了,如果在北京待下去,很可能受到波及。「我不走才得哭啊,我不走在這兒有命沒命我都不知道了,我走這不是好事嗎?」2004年,接受延安電視台采訪時,習近平回憶道。

1968-1969年,也成為知青運動的「黃金時代」,近500萬名知識青年,由城市遷移到農村。王岐山、李源潮、張德江均是在這個「黃金時代」開始了自己的知青生涯。而在另一個下鄉高潮期的1973-1974年,李克強也由安徽合肥下到安徽鳳陽縣大廟公社東陵大隊做知青。

艱苦歷練

綠色的列車,由北京站到陝西銅川,走了30多個小時。之後知青們下車,換乘解放牌大卡車奔赴延川縣,要到達梁家河這樣溝溝叉叉裏的小村莊還要再搭上老鄉的毛驢車。

15個白白淨淨的北京知青,坐著農民的小驢車,由文安驛公社大院趕到了梁家河,他們大都十六七歲的年紀。年紀最小的習近平就是他們中間的一個。一開始,他並不適應知青的生活。

皮膚敏感的習近平,首先要跟無處不在的跳蚤們戰鬥。「我這個皮膚很過敏,一咬就是成片的紅包,最後紅包就變成水泡了,水泡就爛掉。哎呀,痛不欲生啊!」

當地的飲食,他也不習慣。剛開始什麼都不愛吃,「五穀雜糧那哪是五穀雜糧,就是糠菜半斤糧」。

距離他不遠的王岐山,也在吃著同樣難吃的飯食。

王岐山被分到了陝西省延安縣馮莊公社康坪村。當時農活特別重,在這個土地稀少的村莊裏,漫山遍野、溝溝壑壑能種莊稼的地方,都被種上了水稻、高粱和豆子。天還濛濛亮,知青們就出工了,像王岐山這樣的男知青,要從村子裏擔著130斤左右的糞上山澆灌田地。山上的麥子成熟了,再背上兩三捆、150多斤的麥子下山到村裏。

幹這樣重的活,吃得卻不好。康坪村的村民高志強回憶說,王岐山這些知青常吃的是高粱、黑豆、麩皮和在一起熬的粥,「像喂豬娃一樣」。

不過他們都堅持過來了。習近平很快適應了當地的飲食,也不怕跳蚤咬了,勞動能力提高了很多,成了當地最壯的勞動力,「我幾乎那一年365天沒有歇著,除了生病。下雨刮風我在窯洞裏跟他們鍘草,晚上跟著看牲口,然後跟他們去放羊,什麼活都幹,因為我那個時候扛200斤麥子,十裏山路我不換肩」。

就在他們跟麥子高粱跳蚤打交道時,遠在千里之外的李源潮,正跟其他知青一起,在荒涼的灘塗上開荒建房。1968年,18歲的李源潮由上海下放到位於江蘇境內的海豐農場插隊勞動。當時他被分在了仿部隊建制的慶豐二隊。

1998年,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李源潮帶著妻兒從北京回大豐農場「探親」。他回憶起當年在這裏挖河挑泥時的情景:工棚就建在海堤邊,有時夜裏會突然漲潮,海水一直漲到床邊,被子全濕了,人要趕緊往堤上跑。

雖然逐漸適應了當地的生活,但出身帶來的陰影,仍然對習近平產生著影響。

梁家河村的老支部書記梁玉明回憶說,盡管習近乎踏實肯幹,受到大家的好評,但是在那個特殊的歲月裏,因為父親習仲勛的所謂問題影響了他,不管是人黨還是回城都遇到不少波折。

習近平回憶,自己曾寫過10份入黨申請書,「由於家庭的原因,都不批准我」。直到第11次,公社把他的入黨問題交到縣裏去研究,組織上按照中央「父母有問題,不影響子女」的精神才予以批准。他於1974年1月在梁家河村正式入黨,不久以後又被選為大隊支部書記。

坎坷返城略

從1970年秋季開始,針對知識青年的招工就頻繁起來,習近平的同伴們陸續離開了梁家河村到工廠和事業單位上班,最後只剩下受到家庭牽連的習近平。

從1968年到1980年,整個知青上山下鄉運動過程中,下鄉與返城的情況並列存在。一邊有大批知青由城鎮下到農村去,另一邊,下鄉的知青也在想辦法離開農村。最初,招工、招生和徵兵是知青調離的主要途徑。1973年以後,以「病退」(患嚴重病殘)、「困退」(家庭有特殊困難)名義返城的知青才顯著增加。

王歧山就是以招工這種形式離開了馮莊。1971年,他被招到陝西博物館,兩年以後到西北大學歷史系上學,從1976年開始又在陝西省博物館工作了三年,直到1979年被調往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歷史研究所做實習研究員,才回到北京。

習近平決定要上大學。「我那時一邊當著村幹部,一邊總想著有機會我還是想上學深造一下,因為讀書讀得太少了。」

在鄉下插隊時,習近平就是出了名的愛讀書。

他到延川插隊,還帶了一箱子書。箱子很沉,幫他拎行李的農民還以為北京知青帶來了金元寶。

梁玉明回憶說,習近平給他留下了極深的印象,他愛看書,讀磚頭那麼厚的書,好多都是馬列主義理論。吃飯的時候捧著書不肯放下,在那間大約20幾平方米的窯洞裏,他點著煤油燈,常常讀到後半夜。

上山下鄉運動開始不久,統一的招生考試、擇優錄取的辦法就被廢除了,而是改用「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和學校複審相結合的辦法」招收學生。習近平的出身問題,又成了一道障礙。

當年清華大學在延安地區有兩個名額,其中一個分給了延川縣。習近平把3個志願都填了清華,「你讓我上我上,不讓我上就拉倒。」他回憶道。「縣裏將我報到地區,縣教育局領導仗義執言為我力爭;清華來招生的人不敢做主,請示清華。」

當時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被下放到洛陽的耐火材料廠,「耐火材料廠開了個‘土証明’:‘習仲勛同志屬人民內部矛盾,不影響子女升學就業。’」有了這個証明後,習近平終於被清華錄取了。

1977年8月,鄧小平拍板恢復高考。通過廣播知道這一消息的李克強喜不自禁,慶幸自己趕上了一個新時代。他立刻找到相關課本,起早貪黑,積極備考。

他考上北京大學法律系。

恢復高考第二年,李源潮考上復旦大學數學系。後來,他與李克強共同在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門下攻讀博士學位。1991年8月,厲以甯把李克強、李源潮、孟曉蘇3位在職博士生以前的碩士論文整理成一本書,並為書的其他章節作了補充,定名為《走向繁榮的戰略選擇》。

那些插過隊的朋友

習近平沒有忘記梁家河村的鄉親。

1992年秋天,時任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書記的習近平再次回到梁家河時,他給每戶人家帶了一隻鬧鐘,讓它提醒孩子們按時上學。

兩年後,村民梁玉明到福州探望習近平,被熱情地請到家裏。習近平夫婦親自下廚,為老鄉做了滿滿一桌子菜,好多菜是陝北風味的。梁玉明說,每次見到習近平,他都對老鄉特別熱情親切,並且對陝北的老酸菜念念不忘。

村民們還曾給習近平寫過三封信,都得到了他的回復。2007年8月28日,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習近平回信說:「我離開梁家河村已有30多年了,從1992年回到梁家河村看望鄉親們到現在也有15年了,但我始終不曾忘記在梁家河村度過的難忘的7年,始終不曾忘記那片曾經勞動,生活過的土地和朝夕相處的鄉親們。」2008年7月12日,他又回信說:「去年人均收入達到30000多元,很不容易。希望你們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因地制宜搞好開發項目,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使生活更加寬裕。我始終關心著大家,希望有機會回去看看。」

2011年5月2日第三次回信,他說:「村裏從實際出發,發揮資源優勢,發展特色農業,拓展增收渠道,鄉親們的收入進一步增加,生產生活條件進一步改善。對此我深感欣慰。向全村父老鄉親們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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