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中畢業，我得到北京市頒發的「金質獎章」，被保送上四中高中。

「紅二分白五分」

到四中報到時，學校指定我做班里臨時負責人，開學後就當上班團支部書記。孔丹(時任中其中央調查部部長的孔原之予)和李三友也都是所在班的團支部書記。

1965年，四中、六中和八中鬧學潮——提出學校搞的是修正主義教育。這幾個學校的學生都是串著的，聞風而動。北京市的中學本來不搞「四清」，學生鬧起來直接給中央寫信，為控制局面，北京市派來了工作組。他們怎麼寫的信，開始並澀艮我們打招呼，我們是後來被卷進去的。

當時的主流思想，一是階級鬥爭，一是「反修防修」。這兩條給我們的影響很深，而學校的「四清」，正是把這兩條結合起來了。當時挑頭頭鬧事的主要是高三的一些高幹子弟，他們認為學校里有階級鬥爭，有的老師出身不好，重點栽培出身不好的學生，而革命子弟被排斥，再就是鼓勵走白專道路。他們由此認為，學校應該搞「四清」，搞階級鬥爭。

學潮越鬧越大，很多高幹子弟都參與了。北京市市委書記彭真認為可能是中央有人借此整他，表現得很強硬，也很謹慎。他讓萬里，張文松牽頭，最初把工作組放到學校外面，分別找人談話，就像進了敵占區似的。後來工作組進了學校，軟硬兼施，到我們班的工作組長孫岩，是中宣部副部長林默涵的夫人，延安老幹部。她完全以前輩的口氣跟我談話，說:「你們這些孩子的父母我都認識，你怎麼樣？聽說你剛開始不太主張在學校搞階級鬥爭？這是對的嘛。」她還表揚我說，這里就我政策把握得好。

後來萬里在中南海訓話，他嘲諷、調侃，語氣嚴厲，底氣也足，訓得我們沒脾氣，只能靜悄悄聽。他說:「你們老說紅二分比白五分好，我看還是白五分好。」後來，鬧學潮的領頭學生也挨整了。邱承光(邱會作之予)當時是主要的學生領袖之一，他很聰明，學習成績出色。「四清」結束時，邱承光不斷寫檢討，總也過不了關。盡管高考的准備時間很短，卻考得很好。

學潮結束後，在中學生中開始發展黨員，孔丹和後來當過衛生部副部長的餘靖是1965年入黨的，他們是北京中學第一批學生黨員。我幹1966年2月入黨，與李三友同一批。馬凱比我們高一屆，本來要留蘇，因生病沒去成，留校當老師，也是最早的學生黨員。黨員學生晚上也要留下來，跟黨員老師一起開支部會，學習文件，跟老師的待遇差不多。

「文革」之初

對我來說，「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個信號就是《人民日報》批「三家村」的社論，火藥味十足。

「文革」一開始，在中學主要批判校領導執行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劉少奇和鄧小平決定派工作組，剛派下來沒幾天，毛主席回到北京，說工作組派錯了，又宣佈撤回。7月底，在北京召開的「文革」積極分子大會上，毛主席接見我們。當時，劉少奇檢討說「老革命遇到新問題」，鄧小平坐在那里講話，他第一句就說:「和大家平等，坐著講。」毛主席突然走進會場，在主席臺轉了兩圈就走了，也許是全場掌聲雷動，沒法說話。沒幾天，毛主席走出中南海，在府右街對群眾說:「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這些都在傳遞強烈的信息。那時社會上已開始亂起來，但尚未大亂。聯想到黨內鬥爭，毛主席說的「赫魯曉夫就睡在我們身邊」是什麼意思？可誰也沒有意識到「文革」是要打倒劉少奇、鄧小平，頂多認為這些領導跟不上形勢。

「北京四中文化革命委員會」(簡稱「校文革」)是校領導垮臺後成立的，工作組進來又重新改組了。「校文革」是選出來的，孔丹是主任，我和薄熙永(薄一波之予)等是副主任，委員包括各年級的代表。 傅洋、傅亮(彭真之子)也在四中，我跟他們兄弟倆不太熟，彭真出事了，我們對他們一視同仁。後來我們「串聯」去上海，傅洋還來加入我們的行列。不久，我們的父母也都先後出事了，當年沒有幾個幹部是漏網的。看報紙就能看出名堂，誰上了天安門就說明還在臺上，沒有名字的就是下臺了。

海澱區的中學成立紅衛兵組織後，有很長時間，四中還沒有紅衛兵組織。四中紅衛兵組織是怎麼成立的？是高一的學生劉輝宣，他算是比較激烈的，在會上叫板說:各校都成立了紅衛兵，你們在革命大潮中相形見絀了。他提出要成立紅衛兵。後來紅衛兵中流行的那首「老子英雄兒好漢」也是他編的(「文革」後他以禮平的筆名寫了《晚霞消失的時候》，對「文革」和紅衛兵運動做了深刻反思，用真、善、莢來認識科學、宗教和藝術，在20世紀80年代文壇產生了很大影響)。順勢而為，我們成立了四中紅衛兵組織，頭頭兒也是選出來的，記不清具體是誰，可能也是孔丹和我們幾個。

「文革」開始時，四中只有「老紅衛兵」一派，首領也都來自「校文革」。這一點跟別的學校不太－樣。這些人都在學校當幹部，受到傳統教育的影響，有理性與秩序的意識，無法接受失控的混亂狀態。

近觀毛澤東

「八‧一八」毛主席第一次接見紅衛兵那天，我們頭天晚上到勞動人民文化宮集結待命，第二天清晨在金水橋前維持秩序。上天安門是臨時通知的，我們都沒這個准備。後來有些不是首領的也上去了，隊伍里不少人有意見，就亂了。孔丹上了天安門，我沒上去，在金水橋前維護秩序。總理特別細心，他大概有所聞，就帶著雍文濤(北京市市委副書記)等下來接見我們，說他代表主席來感謝我們，還和我們一起合影。總理在中間，我們簇擁在兩邊。金水橋一長溜人馬，總理分段跟我們照相。後來我到新華社要到了這張照片。

「八‧三一」毛主席第二次接見紅衛兵，剛走下天安門，有個外地學生試圖攔專車。紅衛兵們認為衛戍區不負責，威脅到毛主席的安全，當場打了那學生。四中有個紅衛兵，原是八一學校的。他上課經常犯迷糊，老師叫他起來回答問題，他頂撞老師說:你講的是什麼呀？我都聽不懂。反倒把老師弄哭了。那天和衛戍區的爭執中，他扇了黃作珍(北京衛戍區政委)一個耳光，把黃嚇壞了，可他卻成了「英雄」。

「九‧一六」毛主席第三次接見紅衛兵，我上了天安門。上天安門時，廖漢生跟我們講，不要爭著跟主席握手，影響主席身體。那天有兩件事情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其一，毛主席走過來時，舉著手看著我們。我們離得很近，見到毛主席很激動，高聲歡呼，但秩序尚好。不過讓我驚訝的是，毛主席的目光中流露出不快的神情，憑我的直覺，其中包含憂慮、煩躁，甚至是厭惡。他就這樣看著我們。面對這瘋狂的場面，他恐怕也感到擔憂了。這一印象非常深刻，我事後跟很多人都說過這感覺。

其二，就是毛主席跟劉少奇長談。當時，我們站在漢白玉欄杆上，下邊主席臺上站了一排人，最中間就是毛主席和劉少奇。兩人長談主要是毛講劉聽。毛主席講話時還打手勢，好像是一場認真的談話，似乎完全不顧及這種場合所特有的氣氛。回想起來很奇怪，毛主席在和劉少奇掰的時候，怎麼還會談了那麼時間？到底說了些什麼？

（秦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