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政府對保釣表態拿捏得當掌握分寸

香港保釣船「啟豐二號」勇闖釣魚島,港澳和大陸五名保釣人士分別手持五星紅旗和青天白日旗踏上釣魚島的土地。這是繼十六年前香港保釣人士「長毛」梁國雄和台灣保約人士新黨籍臺北縣議員金介壽分別手持五星紅旗和青天白日旗登上釣魚島後,中國人又一次展示了釣魚島是中國的領土,台灣方面對釣魚島掌有行政管轄權的事實。

今次保釣行動,澳門也與有容焉。澳門居民伍錫堯也參與了此次保釣行動,這是澳門居民首次登上釣魚島。他在日本警方對其實施非法扣捕時,表現了中國人大無畏的精神,高呼「釣魚島是中國的」、「日本人滾出釣魚島」。在中國政府對日本施加壓力之下,日本政府不敢貿然以「刑事罪」起訴保釣英雄,只能是將包括伍錫堯在內的保釣英雄「遣送」回國。伍錫志堯返回澳門時,受到英雄式的歡迎。澳門特區政府也發表聲明,對在釣魚島被日方非法抓扣的十四位中國公民,包括一位澳門居民,能能夠安全離開日本感到高興。澳門特區政府對外交部以及外交部駐澳門特派員公署在解救澳門居民的過程中所作出的努力表示感謝。

在整個事件過程中,澳門特區政府積極面對,與外交部駐澳門特區特派員公署聯絡,特區政府一直與外交部駐澳門特派員公署保持密切聯繫,關注事態發展,並表態隨時作出相關配合,爭取被扣留的澳門居民盡早安全返回。特區政府還聲明,全力支持國家外交部要求日方不能有任何危及中方人員、財產安全的作法的宣示。但仍有人不滿意,認為特區政府「軟弱」,不若香港特首梁振英般強硬。

這種心情,當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恐怕也陷入盲區,就是對《澳門基本法》有關與澳門特區有關的外交事務是由中央政府負責管理,特區政府只有在中央政府「授權」之下才可依法自行處理有關的對外事務的規定,認識不清。

對此,本報《兩岸觀察》專欄上週五《保釣行動成了兩岸四地一場政治大戲》一文就曾分析認為,港澳保釣人士是英雄,但在某種程度上,卻又成了北京和香港特區政府大棋局中的棋子。對北京來說,一方面,必須展示保衛國家領土的作為,否則會引發強烈民粹,不利於中共「十八大」順利召開;另一方面,面對複雜雜的國際形勢,及必須遵守「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承諾,又不能貿然進行直接的行動。因此,原定於廈門出發的大陸保釣船未能按時出發,就是基於這個考慮。在此情況下,港澳保釣船的順利出發,尤其是保釣人士的成功登島,就解決了上述兩個問題。正因為如此,過去一直阻撓保釣船出海的香港警方,今次卻在裝模作樣地攔阻了一下之後,就予以「放行」了。這也可說是香港特區政府配合北京的統一部署。

獲悉保釣人士被日本警方拘捕後,香港特首梁振英召見了日本總領事隈丸優次進行交涉。鑑於不久前香港旅行團成員在菲律賓遭到槍殺時,香港曾在是否擁有「次主權」問題上發生過激烈的爭論,梁振英此舉確是有一定風險的,因為《香港基本法》規定此項對外交涉權力應由外交部駐香港特派員公署行使。但看來似是中央政府已經按照基本法規定,授權梁振英「自行處理」此一突發事件,這就使得梁振英可以紓解在推動「國民教育」問題上的被動困局,佐證香港人完全可以在愛國議題上有所作為。而且,也為他已陷入低迷的形象,起到加分作用。

《兩岸觀察》又分析認為,澳門特區政府的表現也不錯,及時發表了聲明,表達了明確的態度,起碼是沒有失分,並有利於緩解與「激進反對派」的矛盾。而且,由於領區及於澳門的日本港澳總領事館的館址不在澳門,省去特首崔世安「召見總領事」之舉,沒有抵觸中央政府所負責的外交事務權力,因而是最拿捏得當的表現。

對此,香港也有一些評論持同樣的觀點,香港《信報》上週六就刊出署名「餘錦賢」的文章指出,在「啟豐二號」擱淺釣島而保釣勇士上岸隨即被日方官員拘押之後,特首梁振英在當天夜晚即傳召日本駐港總領事,表達對港人被扣之關注。此一動作,令不少評論員指行政長官有行使「次主權」之嫌,抵觸了外交事務由中央負責的規定。以CY對《基本法》之熟悉及深明中央權威不可侵犯,他自然不會貿貿然私下決定傳召日本領事。此一動作,肯定曾徵詢了中央意見後才行事,故此他召見日領事的時間在夜晚,正是因為要跟北京溝通,幾上幾下之後才可傳召,因而時間已拖延到深夜。

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助理教授譚志強上週五在接受澳門電視台專訪時也指出,澳門特區政府在今次保釣事件中的做法符合國際法,香港特區政府的高調表現,是要籍此轉移視線,澳門沒有這方面的需要。根據《澳門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區的外交和防務由中央政府負責處理,特區政府能夠做的是與外交部駐澳特派員公署溝通。

實際上,《澳門基本法》第十三條規定,「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與澳門特別行政區有關的外交事務。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在澳門設立機構處理外交事務。

中央人民政府授權澳門特別行政區依照本法自行處理有關的對外事務。」由此,與澳門特區有關的外交事務,應當由外交部全權處理。為了方便外交部處理與澳門特區有關的外交事務,外交部在澳門特區設立駐澳門特區特派員及其公署,作為外交部的代表及辦事機構,其主要職責是負責處理與澳門特區有關的外交事務。因此,澳門特區政府的做法,是拿捏得當、掌握分寸的,充分尊重中央人民政府對與澳門特區有關的對外事務的權力。

在這裡,還必須指出的是,正如《信報》作者江麗芬上週六在《保釣的政治現實》一文中所言,在保釣委員會成員當中,不少都是中聯辦門外示威常客,抬著棺材追究「六四」責任的示威人士,有的甚至被國內列入不受歡迎人物、早已被褫奪回鄉證不能返回內地,他們早被「邊緣」於一角。只是,萬料不到,一登釣魚島,卻登上保釣「勇士」的稱號。政治,從來都是那麼現實!

而澳門保釣英雄伍錫堯,也是街頭遊行常客,並曾參與發生警民暴力衝突的「五一」遊行。在二零零九年的第三任特首選舉中,他發起集資在香港報章刊登廣告,反對崔世安參選特首。而崔世安積極與外交部駐澳特派員公署保持密切聯繫,關注事態發展,隨時作出相關配合,爭取被扣留的澳門居民盡早安全返回。這是不計較個人嫌隙,顧全大局的表現。

在這裡值得一提的是,吳國昌、區錦新、陳偉智等三名「反對派」議員今次也表現得體,在致函香港駐日總領事館,表達對日本警方強行拘留澳門特區居民伍錫堯的強烈抗議的同時,並沒有公開發表指責特區政府「軟弱」的言論。這就顯示,他們畢竟是領悟到特區政府在對外事務上的權力是有限的。這是實事求是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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