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80年代，「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的鬥爭」在中華大地迅猛展開。它雖然不完全是原來意義上的政治運動，卻以運動的方武進行，鄧小平對它賦予了政治的意義:「是一種特殊形式的階級鬥爭」：於是，類似於建國初期「大鎮反」那樣的一場「嚴打」，便大張旗鼓，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

鄧小平拍板「嚴打」

改革開放初期，一些社會影響較大的惡性案件接連發生。1979年9月9日上海發生「控江路事件」；1980年10月北京火車站發生一起自殺武爆炸案；1981年4月發生北海公園事件；1983年5月發生卓長仁等6人劫持飛機事件；1983年又發生亡命天涯、沿途殺人越貨的「二王」案件，這些案件震動全國，引起中央領導的高度重視。

1980年1月23日，彭真在聽取上海市公檢法負責同志的匯報後說:「當前，對現行犯罪分子的處理，不能從輕，要從重；不能從慢，要從快。」這是第一次明確提出「從重從快」。

最早提出「從重從快」實行」嚴打」的是彭真，但最終拍板做出這一重大決策的，則是鄧小平。

1983年2月8日，鄧小平到無錫視察工作，接見了在無錫休養的中頤委委員江渭清及省、市負責人。江渭清向鄧小平匯報說:「現在經濟發展，政治穩定，但社會治安情況很不好。城市裏女工晚上不敢上班，好人怕壞人，這樣下去不得了!這件事情，只有你老人家下決心才行。」當鄧小平徵求江渭清的意見時，江渭清說:「調查研究，半年准備，打幾個戰役，一個戰役打幾仗，該抓的抓，該殺的殺，還有的押送邊疆改造。犯罪分子最怕殺頭，還有怕吊銷戶口發配邊疆。」

後來又發生河北省唐山市的「菜刀隊」以及在內蒙古自治區呼倫貝爾盟喜桂圖旗(今牙克石市)的「6‧16」案件，震驚了中央領導。此後，鄧小平綜合各方面的意見，做出了嚴厲打擊刑事犯罪和經濟犯罪活動的決策。

1983年7月16日，新任公安部部長劉複之向黨中央遞交了《關於發揮專政職能改善公安裝備的報告》：鄧小平看完報告後說:

這樣四平八穩，解決不了問題嘛。毛病就在於你們後面講的「同時注意不一刀切」，穩穩當當的，就不能解決問題。

接著，鄧小平系統地闡述了嚴厲打擊刑事犯罪的方針、步驟和措施。他提出:

在三年內組織一次、兩次、三次戰役，一個大城市，一網打盡，一次戰役打擊一大批。集中打擊嚴重刑事犯罪必須發動群眾，這是不叫運動的運動。……現在是非常狀態，必須依法從重從快集中打擊，嚴才能治住。嚴厲打擊刑事犯罪活動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先從北京開始，然後上海、天津，以至其他城市，只要堅持這麼幹，情況一定能好轉，

鄧小平的這次談話，發出了開展「嚴打」的動員令。

7月29日至8月3日，中央政法委員會在北京召開全國政法工作會議，傳達了鄧小平的重要指示，研究確定了在全國範圍內開展打擊行動的實施方案和具體部署。

「嚴打」政策的調整

1983年開始的「嚴打」，不僅搞亂了司法程序，而且造成了嚴重的思想混亂，對法制建設產生了持久的負面影響。如:

「嚴打」期間，根據高法、高檢，公安部、司法部1983年8月28日的聯合《通知》，將正在服刑的罪犯拉出一批改判死刑。司法機關自己毀棄了已經生效的判決，在服刑的犯人中造成極度惶恐，不知道哪一天就會被拉出去槍斃。它使國家失信於民，對國家法制所造成的損害准以估量。

「嚴打」期間，根據司法部、公安部和高檢、高法1983年8月19日聯合發布的《緊急通知》，「對犯人刑滿和勞教期滿的人員，均暫不放回，暫按留場就業人員對待」、這一非常舉措違情背理，既沒有法律依據，從法理上更說不通。它使司法機關失信於民，其負面的影響是深遠的。

在「嚴打」中，司法機關將「兩個基本」(「基本証據確實，基本事實清楚」)作為判斷証據和定罪處罰的指導原則。由於「兩個基本」含義不清，留下了任意解釋的很大空間，降低了審查判斷証據的標准。近年來，一些奇冤假案不斷被曝光，究其源頭，都是由於對証據降低了要求造成的。迄今還有些司法機關仍在遵照「兩個基本」辦案，可見它的影響很難在短期內消除。

為了貫徹「從重從快」方針和適應「速判快殺」的要求，有關部門又層層加碼，進一步倡導「提前介入」。造成了訴訟程序的混亂:搞亂了公檢法三機關的職權分工；混淆了兩個不同的審級。由此必然造成辦案粗糙，難免誤殺、錯殺以及輕罪重判、罰不當罪，種種弊端，不一而足。

「嚴打」期間高潮迭起，在全社會引起巨大震動，一度產生了明顯的效果。但隨著時間的推栘，「嚴打」的成效逐漸減退，犯罪高發的勢頭並沒有壓下去，治安形勢依然嚴峻。

「嚴打」在道義上有正當性，開始時得到民眾的擁護。但是，經過20多年的實踐，「嚴打」的成效愈來愈差，社會矛盾更加凸顯，人們才感覺到這種運動武執法似乎出了什麼問題，進而研究如何調整政策。

2005年6月，北京市公安局長馬振川在大會上聲稱，將用「織網防控」模式取代「嚴打」。於是，「中國將徹底告別‘嚴打’」，成為一些媒體的醒目標題。

經過由上上下下的反饋和互動，逐漸達成了某些共識。2006年10月召開的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進一步強調「實施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意味著從倚重「嚴打」轉向了「寬嚴相濟」，這是對刑事政策的又一次重大調整。

「嚴打」政策的反思

改革開放之初，治安形勢不好，刑事犯罪猛增，有其一定的必然性。過去長期實行計劃經濟，限制人口自由流動，當時普遍貧窮，淮家出沒有多少值錢的東西.刑事案件的發案率自然就很低。改革開放後，逐步轉向市場經濟，人、財、物的大流動加上社會控制能力減弱，便出現了犯罪高發的勢頭，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事實上，只要存在產生犯罪的上壞和條件，刑事犯罪就不可能「一網打盡」：試圖釆取大兵團作戰的方式，發動幾次戰役就把刑事犯罪壓下去，是不現實的。

「嚴厲打擊嚴重刑事犯罪」的提法並不錯，問題在於:懲治犯罪必須依法進行，要遵守法律規定的正當程序，並且要有適當的節制，做到罪罰相當，罰當其罪，不能只是一味「從嚴從重」，更不能強調「從快」。世界上有許多事情可以」從快」，唯獨殺人不能「從快」。「速判快殺」必然導致草率從事，這些年來，一系列奇冤錯案不斷被曝光就是明証。

一度曾宣傳「治亂世，用重典」，力王採取重刑主義，厲行嚴刑峻法。這是一個蘊涵著政治陷阱的荒謬提法:一面宣傳「現在是建國以來最好的時期」，另一方面又提出「冶亂世」，豈不自相矛盾？無異於否定了當前的大好形勢，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從嚴治罪」並不錯，但不能亂來，應當嚴之有理，嚴之有據，嚴之適度，不能拋開正當的訴訟程序，突破法治的底線。

當初，在「嚴打」鬥爭發起之時，曾有「四個共產黨員」給中央寫信，對這種運動式執法提出不同意見，認為已經有了刑法和刑事訴訟法，只要遵照執行就是了，不必另來一套；認為從重從快是「左」傾法制思想，是重刑主義、威嚇主義、懲罰報複主義；實行從重從快方針會擴大打擊面，產生新的冤假錯案；實行黨內聯合辦公，會擾亂公檢法職能、損害社會主義法制原則。

在當時的情況下，要講清楚同犯罪做鬥爭也要遵循客觀規律是很難的，這就使糾正這一失誤變得異常艱難。直到經過20多年的實踐，幾次大規模「嚴打」的成效愈來愈差，人們才感到運動武執法似乎不靈了，進而提出要「堅持和實行依法治國」，「實施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