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的對印度自衛反擊戰，既是一場因邊界沖突而引發的軍事對抗，更是一場以邊界沖突為依託的錯綜複雜的政治較量。而我軍的作戰目的，既是為了反擊印度的侵略擴張，更是為了謀求政治上的有利態勢。

堅持以打促談

20世鄉己50年代末60年代初，由於美國的封鎖圍困、蘇聯的釜底抽薪；更由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等政策性的失誤，致使中國經濟出現了嚴重困難。與此同時，台灣蔣介石集團在美帝國主義的支持下，不斷加緊對大陸東南沿海的襲擾，醞釀著大舉反攻的圖謀。在這種形勢下，印度認為有機可乘、有利可圖，進而在邊界問題上大舉鬧事。同時，印度把大肆反華作為向美、蘇兩國撈取好處的籌碼，繼而心甘情願地當起了美蘇反華勢力的“馬前卒”。

中印邊界爭端發生後，中國政府向印度釋放了巨大的善意和誠意。1959年5月，中國駐印度大使墦自力奉命向印度外交部提交一份書面談話，強調指出:總的說來，印度是中國的友好國家，一千多年來如此，相信今後一千年一萬年也將是如此；中國主要注意力在美帝國主義，而不在印度。在這份書面談話中，中國政府將自己友好的態度、軍事戰略的重點和解決邊界問題的立場毫無保留地和盤托出。但印度政府卻把中國的善意與誠意當作軟弱可欺，並堅持以武力推行“前進政策”，企圖以戰爭的方式來實現對華的領上要求。

由於中印兩國在邊界問題上的態度和立場是根本對立的，一場戰爭在所難免。在釗拔弩張的情勢下，1962年10月18日，由毛澤東召集的中央政冶局常委擴大會議在中南海頤年堂召開，這次會議對中印邊界問題做出了重大決策。毛澤東說:“多年以來我們採取了許多辦法想謀求中印邊界問題的和平解決，印度都不幹，蓄意挑起武裝沖突，且愈演愈烈，真是欺人太甚。既然尼赫魯非打不可，那我們只有奉陪了。也許我們反擊一下，邊境才能安定下來，和平解決邊界問題才有希望實現。但我們的反擊僅僅是警告、懲罰性質，僅僅是告訴尼赫魯和印度政府，用軍事手段解決邊境問題是不行的。”

由此可見，中國對印自衛反擊作戰是在所有和平管道被堵塞、印度執意要走軍事冒險道路的情況下，以有限的自衛反擊行動來懲戒和遏阻印度的玩火行為，促使印度懸崖勒馬，重新回到和平談判的軌道上來，從而使自己的全部力量來應對美帝國主義的嚴重威脅。

打擊反華勢力

中印邊境爭端發生後，以美、蘇為首的各股反華勢力煽風點火、推波助瀾，以聯合絞殺的姿態，掀起了反華大合唱的高潮。

1961年11月，尼赫魯訪美期間，甘迺迪與其談話說:“美國在全球負起遏阻共戶主義之任務，已越來越感精疲力盡，故希望印度能在東南亞地區，負起更大甚至主要之地位”，“如果印度政府的確預料到在明年夏天的邊境武裝沖突事件中有可能要求外國援助的話，那麼完全有理由早日提出要求”。除了口頭上的挑唆外，美國還給予印度大量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從1959年下半年到1961年底，即印度政府掀起大規模反華活動以後，美國給印度的經濟援助近41億美元，這比1947年到1959年十餘年的總和增加了－倍。蘇聯也同美國一樣，1959年到1962年間大量增加對印度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僅3年援助的費用就占印度建國後援助總額的67％。更暴露蘇聯反華本質的是，在中印邊境對抗日趨白熱化的1962年5月，蘇聯竟煽動新疆伊犁、塔城、阿勒泰6萬多邊民外逃，策動了“伊寧暴亂事件”，大搞顛覆破壞活動。這使印度政府更加有恃無恐。此外，國際上一些不明真相的黨派和一些中間地帶的國家也跟著美蘇隨聲附和。例如波蘭共產党就曾表示過:中國是因為它自己被排斥於兩個超級大國的談判之外，才故意向印度挑起邊界事件的。可以說，此時的中國被動孤立、四面受敵。

面對困頓不利的國際局勢，在是否反擊印度時，中國領導人也甚為擾豫。在分析了尼赫魯最大的王牌是中國不敢打他們後，中國領導人反而堅定了打的決心。1962年秋，在西山召開的有關中印邊界問題的作戰會議上，毛澤東明確地說，“中印兩國開戰，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不用說，許多不明真相的國家也會站在他們一邊，蔣介石也可能搞點小動作，我們是有點孤立了。但是我們不怕，只要前線打得好，我們就會處於主動地位。我還是那句話，與其跪著生，不如站著死。這－仗，我們不打則已，要打就打出中國人的威風，起碼要保証中印邊境30年的和平。”

顯然，中國對印度的反擊被賦予了深層次的涵義，即:反擊印度就是打擊美蘇等反華勢力，就是為扭轉困頓不利的國際局面贏得主動。

不屈服於外來壓力

此時，在社會主義陣營內，蘇聯“老大哥”為達成與美國“共謀世界”的政治交易，開始對各個社會主義國家指手劃腳、粗暴干涉，並想要中國在軍事上和外交上受制於蘇聯，新中國的領導入當然不會屈從，這使得蘇聯越來越把中國當作絆腳石，並抓住中印邊界問題大做文章。

1959年8月，在印度挑起第一次邊境武裝沖突後，蘇聯發表了不負責任的《塔斯社聲明》。該聲明不是譴責發動武裝挑釁的印度，而是譴責在意識形態上與蘇聯一致的中國。1959年10月2日，中蘇領導人舉行正式會談，雙方就中印邊界沖突發生了激烈爭執。赫魯曉夫蠻不講理地讓中國遷就印度，說:“你們為之戰鬥的土地是在西藏的人口稀少的高山上。為這樣一些小塊的荒涼高地真的值得梳血嗎？這些年來你們不打仗也過去了。這邊界是幾十年前確定的，為什麼等到現在才拿它來小題大做？”在這次會談中，毛澤東照照顧到中蘇關系，很克制地說:“對尼赫魯，我們還是要同他友好，還是要團結他。我們的原則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為天下先，但是誰要欺負我們，那是不行的，誰都不行。”

不難看出，不管是對美國，還是對蘇聯，在涉及國家主權和民族尊嚴的問題上，中國不會有絲毫妥協與讓步，中國決不會屈服於任何外來壓力。因此，中國領導人決心通過對印度的反擊來展示自己的力量，並以此來維護中華民族的主權獨立。

在對印自衛反擊戰中，我黨我軍審時度勢，運籌帷幄，謀劃和實施了一系列“組合拳”式的軍事行動，最終，以橫掃幹軍如卷席的氣勢教訓了印度侵略者，並以高超的鬥爭策略挫敗了美、蘇反華勢力借機詰難和攻擊中國的圖謀，而且以仁義之師的舉動和正義之師的形象贏得國際社會的普遍贊譽。

（趙力兵/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