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為何對紅軍長征態度曖昧?

長期以來關於紅軍長征的歷史背景至今在史學界沒有明確定淪,在社會上也很少有人知道70多年前的長征是怎樣決定的,尤其是它與當時指導各國革命運動的共產國際究竟有著什麼特殊的關聯?

共產國際指示模棱兩可

1933年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後,面對嚴峻的不利戰局,李德早在廣昌戰役失敗後就提出要撤離中央蘇區,黨的臨時中央也意識到在當時的情況下從內線打破敵人的“圍剿”已無可能。為了應對反“圍剿”形勢的惡化,中共中央書記處于同年5月在瑞金召開會議,專題研究紅軍下一步行動和轉移問題,並原則上同意做戰略轉移准備。

由於中共當時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一切重大問題須經共產國際認可才能生效,為此,中央書記處決定將紅軍轉移的戰略部署電告共產國際,以取得共產國際的指示。對於中共的請示,共產國際于同年6月25日給予了答復。

然而,共產國際的回電卻是矛盾的。遵義會議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決議曾具體引用了共產國際來電的內容:“動員新的武裝力量,這在中區(中央蘇區的簡稱)並未枯竭,紅軍各部隊的抵抗力及後方環境等,亦未促使我們驚慌失措。甚至說到對蘇區主力紅軍退出的事情,這唯一的只是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敵人可能的打擊。在討論國際十三次全會和五中全會決議案時,關於鬥爭的前途及目前國際的情形以及紅軍靈活的策略,首先是趨於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條件下鞏固和擴大自己,以待機進行廣大的進攻,以反對帝國主義、國民黨。”從電文中不准看出,共產國際雖然批准了這十汁劃,但並未明確同意紅軍立即進行戰略大轉移,而是強調在中央蘇區內“仍能動員新的武裝力量,紅軍的抵抗力仍足恃”等。電文雖然也提到“蘇區主力紅軍退出的事情,”但這並不具有戰略轉移性質,而只是為了保存紅軍“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敵人可能的打擊”。由此可見,共產國際對中共擬定的紅軍主力退出中央蘇區實行戰略轉移是有所保留的,其態度也是曖昧和模棱兩可的。既認為中央蘇區仍能堅守,又擔心紅軍主力固守蘇區會在強敵圍攻下遭受重大損失。

共產國際的回電所表現出來的猶豫不決、模棱兩可的工作作風,明顯暴露出其遠離中國實際,對複雜激烈的中國革命鬥爭無法給以正確指導的嚴重弊病。共產國際的態度對中革軍委“三人團”(即以李德為軍事指揮、博古為政治決策、周恩來負責軍事計劃督促執行的“三人團”)的決策不能不產生重大影響。在共產國際模棱兩可的指導下,李德和中共臨時中央一方面想撤出中央蘇區,另一方面又決心“用一切力量繼續捍衛中區”。這種矛盾的戰略指導使中革軍委根本無法進行認真的戰略轉移准備。

到了1934年9月,反“圍剿”形勢進一步惡化,中共臨時中央被迫決定準備戰略轉移。此時,周恩來利用統戰關系與廣東國民黨軍陳濟棠部達成秘密停戰協議,為紅軍撤離蘇區讓開道路。博古為此特向共產國際作了匯報,而共產國際仍回電詢問,在這種情況下,是否可以讓紅軍主力繼續留在蘇區內線作戰?這也表明,共產國際直到此時仍希望中央紅軍能夠在中央蘇區堅持住,不做退出中央蘇區的轉移。共產國際的回電對中央紅軍戰略轉移時機選擇的影響無疑是巨大的,也是導致中央紅軍轉移過遲的重要原因之一。

史達林另有戰略圖謀

歷史研究資料表明,共產國際事實上是不願意紅軍主力退出中央蘇區進行充滿危險的遠距離戰略轉移,而是希望紅軍在原有的根據地繼續發展壯大,成為一支“強大令人生畏的並可以進行戰略行動的武裝力量”。這裏面有著深刻的國際原因和共產國際實際領袖史達林的潛在考量。

上世紀30年代初期,國際法西斯主義甚囂塵上。歐洲的德意法西斯在奪得國家政權後迅速整軍備戰、磨刀霍霍,對蘇聯的潛在威脅日益增加。而亞洲鄰近蘇聯的日本自1931年發動九一八事變侵佔中國東北後,在不斷擴大侵華戰爭的同時,對蘇聯的挑舋和戰爭准備也一刻沒消停。

為此,1934年夏,史達林和共產國際根據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開始轉變其世界戰略,准備著手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統葉戰線。根據這一戰略,共產國際和蘇聯急需在遠東地區特別是在中國有一支強大的抗日力量,以牽制侵略氣焰十分囂張的日本,減輕蘇聯在遠東地區壓力,避免在東、西兩條戰線同時作戰。

史達林和共產國際曾一度把在亞洲牽制日本的希望放在國民黨身上,畢竟在中國大革命時期蘇俄與國民黨有過積極合作。但共產國際通過對國民黨政府在九一八事變、上海和長城抗戰中所表現出來的對日屈膝軟弱以及其消極抵抗、積極剿共政策的分析,絲毫看不出國民黨政府有轉向努力抗日的跡象,這讓史達林失望到極點。

史達林於是便把抗日牽制日本的希望放在了中國紅軍的發展壯大上。而此時的中國工農紅軍已渡過艱難的初創時期,經過幾年的浴血奮戰,尤其是四次反“圍剿”的勝利,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和壯大,在國內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力,也使共產國際倍受鼓舞。當時共產國際所瞭解的中國紅軍數量已達30多萬人,是當時亞洲和遠東地區最大的一支革命武裝,也是一支不可小視的軍事力量,史達林和共產國際都希望看到中國紅軍不斷壯大,在時機成熟時承擔起抗日的重任。在這種大前提下,他們自然不願意看到中國紅軍主力退出中央蘇區,在強敵壓迫下進行前景不明的戰略大轉移(到後來抗戰期間,史達林看到中共軍事力量不斷發展壯大,也曾多次不切實際地向中共中央提出要“紅軍”主力向東北進軍,以牽制日軍的北進企圖,減輕日本對蘇聯的軍事壓力)。

抗日救國舉旗萬裏遠征

在戰略轉移成為不可避免的現實後,中共臨時中央不得不倉促進行戰略轉移的必要准備。在當時東北淪陷、華北告急的形勢下;為了使紅軍的戰略轉移與共產國際的世界戰略和國內抗日救國戰略任務有機統一起來,通過創建發展新的根據地建立抗日救國基地,為實現直接對日作戰創造條件,推動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中共臨時中央和紅軍總部機關便首先開始進行戰略轉移的政治輿論准備,將紅軍的戰略轉移行動宣傳定義為“北上抗日”,並以此進行必要的政治思想動員。而抗日救國既是共產國際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鬥爭的需要,也是中國革命對中國共產黨人的客觀要求。早在九一八事變後,中共就發出了抗日救國宣言,號召組織抗日武裝進行遊擊戰爭,直接打擊日寇的侵略,並派出了楊靖宇、周保中、趙一曼等一大批優秀共產黨員到東北組織創建紅軍遊擊隊(後改稱“抗日聯軍”)與敵浴血奮戰。1932年4月15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又發表了《對日戰爭宣言》,使抗日救國的理念深深印在紅軍指戰員的腦海裏。在此次倉促進行的戰略轉移准備中,黨的臨時中央和紅軍總部又進一步在有關講話、指示和報刊文章中宣傳黨的抗日救國主張,進行紅軍北上抗日和對日作戰的輿淪宣傳和思想動員,將戰略轉移與抗日救國的歷史使命緊密聯系在-起,以鼓舞紅軍指戰員的鬥志,擴大黨和紅軍的政治影響。

9月下旬,軍事形勢又發生新的變化。蔣介石在廬山召開軍事會議,在德國軍事顧問漢斯‧馮‧塞克特將軍的策劃下制定了一個最後徹底剿滅紅軍的“鐵桶計劃”。准備調集150萬大軍、300多架飛機和250多門大炮以“分進合擊”、“鐵壁合圍”的新戰術,對紅都瑞金實行向心突擊,將紅軍主力壓迫到最小範圍進行決戰,在一個月內將中央蘇區的紅軍徹底圍殲。

在嚴峻的敵我態勢面前,李德、博古深感形勢嚴重,實行戰略轉移已是唯一出路,否則危局無法收拾。臨時中央和“三入團”緊急作出決定,以中革軍委名義發布了(戰略大轉移)行動命令,並成立以項英、陳毅為首的中央分局率少數部隊堅持遊擊戰爭。10月中旬,中央紅軍主力8.6萬人奉命向興國、於都、瑞金地區集結,於10月16日至21日分別從4個渡口渡過於都河開始戰略突圍,踏上了長征之路。

由於國民黨在紅軍長征前夕破獲了中共上海局的電台。使中共與共產國際之間的聯系被切斷,共產國際無法知道中國紅軍當時的實際戰略行動。據有關史料記載,史達林後來在聽取共產國際負責人關於中央紅軍已經長征的匯報後,曾十分惋惜地說,他們(指中央紅軍)怎麼說走就走了呢?可見史達林和共產國際並不希望看到中國紅軍反“圍剿”的失敗和放棄中央根據地進行遠征.而是希望紅軍在原有的根據地發展壯大,在時機成熟或需要時擔負起對日作戰的重任,從而服務於共產國際的世界戰略。

(王作化、劉丹、吳志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