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初，中央紅軍主力已經完全喪失在根據地內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可能性，准備進行戰略轉移。但是從哪個方向突圍呢？中央紅軍最後把目光放在了粵北。

此時主政廣東的是軍閥陳濟棠。經過長期的苦心經營，他已經把廣東變成了自己的天下，成為粵系軍閥中最有實力的“南天王”。作為獨霸一方的軍閥，陳濟棠可不是蔣介石能輕易馴服的走卒。在1931年的“寧粵分裂”事件中，蔣介石被彈劾下野，陳濟棠就“功不可沒”。後來他索性與蔣“均權分治”，使廣東處於半獨立狀態。蔣介石怎能容忍有人與他“分庭抗禮”，便不斷尋找機會消除這個隱患。

第五次“圍剿”紅軍時期，蔣介石雖然任命陳濟棠為南路軍總司令，授一級陸軍上將，但從一開始，蔣介石在兵力部署上就重北輕南，企圖把紅軍逼進廣東境內，借刀殺人，用紅軍力量削弱甚至消滅粵軍，實現“一石二鳥”的陰謀。陳濟棠對蔣介石利用戰場消滅異己的做法早有領教，他曾，比心忡忡地對部下們說：“咱們與紅軍的這場戰是輸不得也贏不得。若輸了，共軍進廣東，老蔣說，我來替你剿，廣東就是老蔣的了。若贏了，共軍覆滅，廣東已疲憊不堪，老蔣說，我來替你善後，廣東還是老蔣的。”

經過深思熱慮，陳濟棠想出了一條“送客”的妙計:一面慢吞吞地在紅軍的必經之地修造工事，以免被蔣介石抓住把柄；一面又不完成碉堡封鎖線，開放一條讓紅軍西進的道路，不攔頭，不斬腰，只擊尾，專門從紅軍後衛部隊身上作文章，以“送客早走”。這樣一來，既防紅軍入粵也防蔣介石把自己的乎伸進廣東，以達到最終保住廣東地盤的目的。

那麼怎樣才能使紅軍知道自己的“好意”呢？恰巧，陳濟棠的護兵中有人和當時紅軍九軍團軍團長羅炳輝的內弟相識，羅炳輝內弟此時正在廣東做生意，他願意代他們到蘇區傳話。陳濟棠立即給紅軍領導人周恩來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我對貴黨共同抗日的主張，表示贊同。為了協調雙方關系，我決定派參謀長楊幼敏，師長黃旭初、黃質文3人為談判代表團，建議你方最好派粵贛省軍區司令員何長工為總代表，進行秘密談判。現派信使前來商定談判地點及其他有關事項。”

1934年9月下旬，羅炳輝內弟很快就找到了紅軍保衛局局長李克農，在李克農的親自陪同下，他與周恩來、朱德進行了秘密會晤，並將陳濟棠的密函當面交給了周恩來。

經過考慮，潘漢年、何長工被確定為紅軍方面的全權代表。潘漢年、何長工臨行前周恩來交給他們一封朱德親筆署名的介紹信，上面寫著:“黃師長大鑒:茲應貴總司令電約，特派潘健行(漢年)、何長工兩君為代表前來尋烏與貴方代表幼敏、宗盛兩先生協商一切。望予接洽為感!專此。順致戎棋!朱德手啟。10月5日。”

10月8日，潘漢年、何長工抵達談判地點——尋烏羅塘鎮。經過三天三夜的談判，雙方終于達成了五項協議: 1.就地停戰，取消敵對局面。2.互通情報，用有線電通報。3.解除封鎖。4.互相通商，必要時紅軍可在陳的防區設後方，建立醫院。5.必要時可以互相借道，紅軍有行動事先告訴陳，陳部撤離40華裏，讓紅軍通過。紅軍只借道而行，保証不入廣東腹地。紅軍人員進入陳的防區用陳部護照。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紅軍5個主力軍團以及中央、軍委縱隊共8.6萬人踏上了英勇悲壯的長征之路。根據同陳濟棠的代表秘密談判所達成的“互相借道”的協議，紅軍總部派人通知陳濟棠，有部分紅軍要借道；陳濟棠執行了秘密協議，在紅軍行動方向上，讓出了一條40華裏的神秘通道，同時.嚴令各部“敵不向我襲擊不准出擊，敵不向我出擊不准開槍”。

不到一個月，紅軍迅速突破了蔣介石精心構築的三道封鎖線，蔣介石的計劃一次次落空，部署一次次被打亂，終於覺察到陳濟棠擁兵自保的企圖。蔣急令乎下發去一封責電，措辭甚是嚴厲。陳濟棠唯恐日後難以向老蔣“交賬”，於是迅速銷毀了與紅軍談判的所有檔，分頭沿樂昌唐村、坪石尾追紅軍入湘。陳濟棠部對紅軍的這種追堵，被蔣介石南昌行營第一廳副廳長晏道剛喻為:送客武的追擊，敲梆式的防堵。

長期以來，粵贛談判並不為世人所知，非但談判的最高主持人周恩來、朱德、陳濟棠滴水不漏，就是粵軍師長黃任寰、楊幼敏也守口如瓶，直至198：年，何長工回憶錄《難忘的歲月》問世，展示了未德總司令的手令，這段歷史才大白於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