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官員培訓呈多渠道局面

既走向世界,也回歸傳統

多年來,中國的官員培訓已逐漸走出單一的黨校模式,形成黨校為主,輔以高校、海外和現場的多渠道局面。而課堂上越來越多的外國官員面孔,則更是近年來中國在官員培訓道路上的新探索。

“中外混搭”新模式

5月28日,“第七期全球公共政策高級培訓班”在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正式開班,來自全國29個省區市、各部委以及新加坡的共50多名官員,將在這裏接受為期兩個月的培訓。而這一天,距離清華大學“中美高級官員培訓”項目結束剛好一個月。應該說,這是中國當下官員培訓熱潮中代表較高水平的兩個項目,它們所引領的國際化的學術模式,是未來中國官員培訓的主要方向之一。

在北大進行的“全球公共政策高級培訓班”,聯合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法國巴黎政治學院,主要向以中國的高級公務員為主的學員教授方法論、公共政策有關的課程。項目每期歷時九周,每週都有一名教授授課,課時五天,每天上六個小時。這意味著,在一周內,參加培訓的官員要消化掉正常一個學期的課程量。

在中國官員接受洋教授培訓的同時,外國官員來華上中國教授們的課也已不是什麼新鮮事。如全球公共政策高級培訓項目每年都有5名新加坡官員參與,而莫桑比克部級官員來華學習也已持續多年。而最近最為引人關注的,可能還是中美高級官員培訓班上的美國學員們。

與學術驅動全球公共政策高級培訓不同,4月21日至28日由清華大學中美關係研究中心舉辦的“第二屆中美高級官員培訓班”則呈現出另外一種微妙而有趣的思想對抗——常常有尖銳的問題被來自美國的官員們拋出,例如在利亞問題上,中國為什麼要和俄羅斯一樣投反對票?所謂的“不干涉內政”是不是就等同於“沒有原則”?甚至在中美官員交流為主的圓桌論壇上,對彼此身份的顧慮壓倒了雙方的發言欲望。當中國記者提問:“對於中國,你們最感興趣的問題是什麼,你們是否從這次的培訓中學到了你們想要的?”在場的10余位美國官員“學生”數分鐘內無人回答。一片死寂後,來自美國人事管理辦公室的官員給出了一個中規中矩的答案:“由於我個人此前對於中國的瞭解並不多,這次培訓讓我受益良多,改變了我對中國的預想。特別是一些與我們交流的學生,他們的熱情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這一幕發生在培訓班最後一堂課上,美國國務院、國防部、國土安全部、能源情報署、核管理委員會等部門的10余位高官“學生”圍坐在會議桌前,“老師”清華大學中美關係研究中心理事長于品海身後的幻燈片上寫著最後一課的主題——“媒體以及意識形態在中美關係中的作用”,數名記者受邀旁聽。

在本次項目的負責人、清華大學中美關係研究中心主任孫哲的記憶裏,類似的冷場情況還發生在“中國軍事現代化”主題的圓桌討論上。清華大學中美關係研究所方面邀請了軍方重要學者來進行中國軍事國防政策的介紹,隨之而來的還有幾位中方官員,“但這些自己要求參與的中方學員卻很少講話”。

“哈佛計劃”

2003年,第二期中國“公共管理高級培訓班”的開學典禮在清華舉行。而按照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和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三方共同舉辦的這項培訓計劃,作為第二批接受培訓的中國中高級官員,59名來自中央國家機關、全國各省市黨政機關、研究機構的地廳(局)級以上幹部在清華培訓3周後,將飛赴哈佛大學學習6周。一些民間人士因此稱之為中國官員培訓的“哈佛計劃”。

這並非中國官員培訓第一次走進哈佛。早在2001年底,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根據當時的培訓熱,提出了一項被外界稱為是針對中國官員的“最大規模的海外培訓計劃”——“中國公共管理高級培訓班”——的構想。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牽頭,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和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合作的舉辦形式也被確立下來。按照計劃,從2002年起的5年內,三方共同持續開辦針對中國政府官員的“公共管理高級培訓班”,每年一期,每期為中國政府培訓60名左右的地方和中央官員,有資格接受這項培訓的官員都應具備副廳以上的級別。培訓計劃則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在國內培訓,第二階段到國外培訓。

中國高校參與對官員的培訓,正是始於2002年登場的“哈佛計劃”。實踐證明,在接受了海外薰陶後,這些陸續“學成歸來”的官員儘管可能由於培訓時間過於短暫而無從在學術上有所建樹,但“新觀念、新思想、新方法”卻在這些人腦子裏生根發芽。

外國教授的驚訝

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最知名的中國問題專家之一塞奇曾表示,一開始,美國的教授們還擔心中國學生“內向”、“不愛提問”、“不愛發表意見”。但他們很快就發現自己錯了,在講課中,圍繞一個問題,中國官員們提出的不同意見竟達五六種之多。由於有豐富的行政管理經驗,學員們對一些問題提出的解決方案有時連外國教授都覺得很有啟發。

而對於國外教授完全不同于中國教育模式的培訓方式,北京市第一位參加哈佛培訓的官員魯勇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在那裏,中國同學們學到了非常多的實用知識,甚至改變了我們的思維方式。”而曾經於2002年參加過第一屆哈佛培訓班的52人的代表之一、時任山東濟南市副市長的王天義也表示:“培訓開闊了我們的視野,增強了戰略思維和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

革命聖地的體驗式教學

當高校立足全球語境內試圖對中國官員進行全方位培訓的同時,另一種培訓也在如火如荼地展開。一批又一批廳局級幹部趕赴中國革命聖地延安,到中國延安幹部學院接受培訓。而延安模式,也一度成為中國官員培訓眾多標簽中的一大熱詞。

與清華、北大等名校培訓時幹部們坐在教室裏戴著同聲傳譯聽講不同,在延安幹部學院參加培訓的官員大多年過四十歲,散佈于延安的各個革命舊址,坐在隨身攜帶的小板凳上,聆聽老師講課,積極提問發言,師生之間激烈討論有時會持續一個下午,而培訓期間每天50元的伙食標準更是令有些官員笑稱“憶苦思甜”。而這種強調現場的體驗式教學,正是以延安幹部培訓為代表的中國官員培訓的另一種“流派”。它是中國龐大的官員培訓體系中富有特色的一部分。

作為中國共產黨培養幹部的三大學院,延安與井岡山幹部學院側重于党的優良傳統與作風教育,位於上海的浦東幹部學院則更傾向研究探討改革開放前沿的問題——它們構成了當下官員培訓熱潮中的另一“回歸傳統”模式。

有意思的是,有時候官員培訓並非只是一個單項經驗傳遞的過程,通過對學員的反向觀察,能夠看到一些問題。例如某年根據中組部制定的大規模培訓幹部的計劃,來自15個中央部委的2000多名司局級官員到指定的幾所院校開始學習培訓。而與以往的幹部培訓不太一樣,此次學習不是統一上課,而是官員們可以自主選學,選課人數到一定規模才開班。但從當時“自主選學”的情況看,“倖存”的42個講座中,國學、宗教哲學等與傳統文化相關的多達19個。報名人數在前三位的講座是“周易智慧”、“道家思想與老莊智慧”、“佛教禪宗與人生”。相比之下,一些典型的現代學科則遭到冷遇,比如心理學、系統科學等講座,由於報名人數不足,被迫取消。

培訓之路的變遷

某種程度上,梳理幾十年來中國官員的培訓史,幾乎就是在梳理新中國的發展史。60多年來,幾次培訓熱潮既折射出中國各階段面臨的主要問題,也反映了執政思路上的變遷。

新中國剛剛成立後,由於對建設現代社會的知識幾近空白,最快捷的方式當然是向“蘇聯老大哥”取經。據相關統計,1950年至1963年,有近萬人赴蘇聯和東歐留學,主要學習實用類的科學技術,出現了一批對中國社會產生深遠影響的人物。

接下來的官員培訓熱潮,則是從改革開放初期的1978年持續至今,主要是去美國與“西方世界”接軌。赴美培訓的隊伍中,從高官到基層官員都有。“哈佛計劃”和“江陰項目”影響深遠。與哈佛計劃的高校牽頭不同,江陰專組黨政官員到美國斯坦福大學學習被視為地方政府渴望學習先進管理模式的主動選擇,被冠之以“江陰項目”。據介紹,在這期間受訓的江陰官員須完成創新經濟、公共管理、城市規劃、金融投資、可持續發展、動漫產業、文化產業等36門課程的學習。同期廣東、河南等地也曾派出類似的培訓團赴美國、英國輪訓官員。

留美熱的同時,上世紀90年代開始,中國政府高層將目光瞄向了新加坡。“新加坡有中西文化合璧的優勢,在制度上不同于歐美國家,和中國一樣都是一黨執政,從政治生態上更接近中國。”南洋理工大學校長徐冠林如此解釋。新加坡實現了在人民行動党領導下的經濟高速發展、吏治清廉和社會穩定,這是西方經驗無法替代的。由新加坡外交部出資、南洋理工大學執行的中國官員培訓,被媒體稱為“市長班”。

從留蘇培訓推進了新中國的工業、科技發展,到受訓美國的官員從文化、價值觀念、法律體系等方面對國際規則的全面瞭解,再到“新加坡模式”使中國各級官員在執政過程中受益頗多,時間改變著中國的官員培訓之路。

(楊梅菊 丁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