閩臺地區有一句俗話，「越是怕鬼，鬼就越是會找上門」。民進黨主席蘇貞昌就很有可能會陷於此泥淖：他一方面老是擔心在二零一四年的第十五屆黨主席選舉之前，就兌現調整大陸政策的諾言，將會得罪黨內「台獨」基本教義派，不利其主席選戰，因而將所有調整大陸政策的計劃到「凍結」了起來，停步不前，並正式否定由謝長廷提出、有可能會成為民進黨「縮短最後一裏路」主要推力的「憲法共識」論述；另一方面又擔心謝長廷會籍著主持黨內「中國政策大辯論」的機會，在協調鼎鼐黨內各派系不同觀點的過程中，成了各派系的「共主」，將會喧賓奪主、反客為主，並再度與蔡英文合作，在黨主席選舉中將自己推下臺，從而導致自己丟失「二零一六」的「入場券」，因而他擺出了「不求有功，避免犯錯」的姿態，一方面在黨中央進行「派系共治」，盡量搞好除「英系」以外的各個派系的關係，另一方面則不願冒任何風險，拒絕一切具有開拓性的建議，尤其是否定了謝長廷各項有助於民進黨縮短「最後一裏路」的調整兩岸政策主張。在此情況下，蘇貞昌將會適得其反，在迫使謝長廷很可能會別投他抱，與蔡英文結盟的前景下，他首先就將闖不過「在二零一四」這一關。
實際上，曾記否？二零一一年的民進黨「總統」黨內初選，本來蘇貞昌在黨內的優勢是比蔡英文強的，但由於謝長廷暗助蔡英文，祭出「蔡馬馬」戰術，而讓蘇貞昌功虧一簣，僅以一點三五個百分點的些微差距，敗在蔡英文的手下？那麼，二零一四年的黨主席選舉，及二零一五年的民進黨「總統」初選，蘇貞昌越是擔心將會出現「蔡謝結盟」的局面，由於自己採取了「排謝」作為，就越是將會促使謝長廷將會與蔡英文結盟，亦即蘇貞昌仍將會重蹈覆轍，這就將會應驗「越是怕鬼，鬼就越是會找上門」的俗語。
蘇貞昌雖然盡力否認在扯謝長廷的後腿，更是否認「蘇謝合」破裂，但大由於蘇貞昌已正式否定謝長廷「憲法各表」的主張，也由於蘇貞昌已拒絕按照謝長廷的意願成立「中國事務委員會」，並放風即使是成立「中國事務委員會」，也不會讓謝長廷出任主委。因而人們都已斷定，「蘇謝合」的破裂事在必行。由此，黨內也有人批評蘇貞昌，這根本就不符他過去「衝衝衝」的形象，並指出蘇貞昌做為一個黨主席，應當要有自己的主張，大家也樂見主席提出更好的看法，如果沒有自己的主張，至少要促成黨內一個辯論或討論的方向。
由此批評而逆向思考，可能也會敲醒大家：為何蘇貞昌不願進行「中國政策大辯論」，為何蘇貞昌如此謹小慎微？就是因為他的本性就是「衝衝衝」，而不是政治理論家，從來沒有自己的論述主張，因而擔心倘是進行辯論，或是大開大闔地開創新局，就將會暴露自己「論述不行」的「罩門」，從而被黨內善於論述者奪走自己對民進黨的主導權。因此，獻醜不如藏拙，也可說要避論述之「短」，揚實幹之「長」。
蘇貞昌這樣做，或許也是總結了過去黨內的「教訓」。實際上，就以「中國政策大辯論」來說，當年主導大辯論的黨主席許信良，提出了「大膽西進」的主張，而其以「新潮流」為首，還有「正義連線」、「福利國連線」的對立面，則主張「強本漸進」。經過辯論，最後取得原則性的妥協，經綜合各方觀點，以「強本西進」作為結論。弔詭的是，許信良之所以發起這次「中國政策大辯論」，是意圖為自己參選「總統」而「挪火煮食」；但卻陰差陽錯，成全了陳水扁，並為陳水扁改走中間路線，及度身訂做《台灣前途決議文》，打下了政治基礎。而許信良最後卻落得個遭受「邊緣化」，並辛苦一場卻是「為他人作嫁衣裳」，最後只得發表《同志們，讓我們在此分手吧》聲明，出走脫黨另行參選。顯然，蘇貞昌是擔心倘積極主導辯論，卻落得個「許信良第二」的下場。因而吸取許信良的這個「教訓」，既是要防止讓蔡英文好像陳水扁那樣，奪走自己調整黨的大陸政策的成果，也是為了避免自己重蹈許信良的覆轍。
當然，蘇貞昌不敢發動辯論的原因，可能也有其實際困難，就是他從來沒有自己的兩岸論述，因而將會「未辯先輸」。實際上，民進黨的幾位「天王」，大多是有自己的兩岸論述主張的。撇除陳水扁的「一邊一國論」不說，謝長廷有「憲法一中」及由此而衍生的「憲法共識」；而蔡英文則先有為李登輝擬制的「特殊兩國論」，後有「十年政綱」，及「兩岸和平穩定架構」；遊錫堃更是拋出堅持「法理台獨」立場的「正常國家論」。就是蘇貞昌沒有任何論述。
過去我們曾說，蘇貞昌沒有論述，就呈現他的可塑性較高。但從目前情況看，這個基本理論並不適用於他，因為他並非是「手塑泥」，而是一團根本不能成形的「爛泥」。其在兩岸政策方面的論述的貧困，是引致其貧困的論述的主因。
延而伸之，蘇貞昌論述的貧困的「罩門」，還不單止是在兩岸路線方面，而是對整個民進黨的政策路向。實際上，「英系」的羅致政昨日就「發炮」說，民進黨的創黨精神，就是「理念先行、群眾隨行」，一直勇敢地走在人民群眾的前面，而不是只想討好與跟隨民意。如果民進黨的創黨前輩在提出重要主張時，都要先以民調及選票來分析計算，那恐怕永遠不會喊出「解除戒嚴」、「廢除黨禁報禁」、「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公民投票」等這些帶動台灣前進的主張，因為這些訴求在當時恐怕都未必有過半民意的支持。民進黨的持續成長甚至能夠執政，絶對是以理念來爭取與說服人民，讓他們跟著民進黨前進，而不是做個乖乖站在民眾後面的「跟屁蟲」。
而蘇貞昌就是缺乏這種創意能力。他參加民進黨活動，是為「美麗島事件」的被告作辯護律師。此後的從政經歷，多是參選地方官員。這就決定了他是實幹重於理論，一味只顧「衝衝衝」，關心的多是地方事務，沒有自己的論述。後來即使是當上了「行政院長」和民進黨主席，由於自己理論功底的貧困，而導致提不出令人眼前一亮的論述，因而形成了論述的貧困。
本來，目前馬政府的表現不佳，蘇貞昌就更應拿出自己的東西，以讓廣大選民相信民進黨會有比國民黨更佳的施政主張。但蘇貞昌拿出來的東西，可能連馬英九的東西還不如，既軟弱無力，又平庸媚俗，無法大破大立。
或許，蘇貞昌是因為認為，一方面「政黨輪替」可能會成為台灣地區政黨政治的常態，另一方面馬政府的政績太爛，民進黨候選人躺著選也可當選，因而無需提出較佳的論述。倘是這樣，「貧困的論述」與「論述的貧困」之間的惡性循環，就將更為嚴重。
因此可以預見，在二零一四年的民進黨主席選舉中，沒有論述能力的蘇貞昌，將受到懂得「輿論先行」的蔡英文、謝長廷，還有遊錫堃的聯手狙擊。蘇貞昌以「不搞辯論，也不推論述」，來進行「權利維穩」的意圖，就將徹底破產，變成效果與動機不統一，適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