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進各階層向上流動 實現澳門人的“澳門夢”(之四)

——中產階層培育與壯大

子悠

世界名著《魯濱孫漂流記》中有這樣一段描述:“這是世界上最好的階層,這種中間地位也最能使人幸福。他們既不必像下層大眾從事艱苦的體力勞動而生活依舊無著,也不會像那些上層人物因驕奢淫逸、野心勃勃和相互傾軋而弄得心力交瘁。”這是在魯濱孫•克羅索揚帆遠行之前,他的父親苦口婆心勸他留下來,安分守己地成為中產階層的一員時所表述的言語。需知丹尼爾•笛福寫下這段話的時候尚在1719年,也就是說從400年前中產階層就已經成為人們的追求。似乎人人都喜歡中產階層,無論政府、商家還是中產階層本身。這個階層被視為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他們已經擁有的財產、名望和家庭讓他們對社會安定有著超過其他階層的訴求,他們天性厭惡一切可能的不安定因素,是現狀的維護者和變革的反對者。另一方面,他們又是消費社會中購買力的源泉。所以中產階層也被稱為“經濟前衛” 、“政治後衛”,是社會穩定和推動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中產階層所承擔的社會經濟責任和對社會發展的巨大推動作用舉世公認。

現代社會學業提出“橄欖型”社會的概念,指社會階層結構中極富極貧的很少,中間階層卻相當龐大。從社會學意義上說,中間階層的壯大,使得對立的貧富兩極成為一個連續性的排列,每一個社會成員都能看到拾級而上的希望,有助於舒緩貧富差距蘊蓄的對立情緒、以及由此衍生的系列社會問題。從中我們不難看出培育壯大中產階層不僅是社會大眾有序向上流動的訴求,更對社會發展有著非凡的意義。

本澳近年來隨著經濟的飛速發展,中間收入階層確實有逐漸崛起的趨勢。但也不可否認,在這個結構單一情形嚴重的經濟體中成長的所謂中產階層也有著自身的特點,按照某些嚴格的標準而言,甚至都不能稱之為“中產”。同時又面對廣大基層民眾要求向上流動的強烈訴求,澳門如何採取有效措施培育和壯大中產階層已經成為必答題。

中產階層標準不一 本澳需自我研究

中產階級(英文:middle class)是一種社會階層,在現代社會中,指擁有一定程度的經濟獨立,例如有安定、較高薪酬的工作,在現代社會對社會的發展和穩定起很大的作用。此詞常用于專業人士、學者、知識份子,或大企業、公營機構、政府部門的中級管理層,或中小型企業東主,中學、小學、幼稚園校長、教師、社工和護士等。馬克思主義將這一階層稱為“小資產階級”。中產階級有時也被戲稱“夾心階層”,意即他們夾在社會中層,既不如上層社會人士般享有巨大財富,又不像低收入人士般能享受相對大的社會福利保障。

雖然在大體概念上容易理解,但是中產階層的定義與劃分標準卻因不同國家、不同國情而有很大差異,目前尚未形成比較統一的對中產階級進行評估的標準,但以收入、職業、教育、資產、消費(或生活質量)為劃分中產階層指標最為常用。在具體的劃分及測算中,這幾項指標既有被單獨使用,也有被綜合使用。歐美較發達的國家由於社會福利較為完善,居民接受教育程度也相對比較高,即使是收入一般的家庭,也都能買得起汽車和房產,也能經常到國外旅遊度假,過上中產階層的生活。因此,歐美發達國家多採用收入為主要的中產階層劃分標準。而內地和香港在中產階層的劃分標準時往往以收入為主要標準,同時輔之以教育程度、職業和擁有住房。

同樣,本澳雖然在經濟發展之下,中間收入人群大增,但仍舊對中產階層沒有確切定義。不少社會團體已經紛紛就此作出研究:2012年《澳門藍皮書》指出,經濟飛躍發展推動澳門本地的社會結構在過去幾年呈現深度的變化,尤其是中產階層的崛起,更成為第三屆特區政府關注的政策對象之一。澳門通過對過去數年展開的調查顯示,自認屬於中產階層的住戶有逐年上升的趨勢,其收入中線也逐漸與澳門整體的住戶收入中位數靠近。澳門發展策略研究中心去年曾公佈過“澳門中產階層現狀探索報告”首階段調查結果,當時建議定義中產首要考慮經濟因素,若按本澳收入中位數來計算,以及家庭月收入二至十萬所佔就業人口比例平均計算,約有四成二就業人口會被列入中產。澳門學者同盟會長楊允中也曾表示,在《社會結構優化與中產階級加速成長(大型研究報告)》中提出,澳門已進入發達社會初級階段,基本形成中產階級為主的橄欖形社會。按照窄義及廣義的中產定義,澳門中產占總人口的40-65%。他希望特區政府將中產階級的判斷寫入十一月發表的施政報告中,對中產政策研究將產生積極作用。

但如何確立本澳中產判定標準?澳門經濟學會早前研究認為:外地經驗對澳門中產階層有五個方面的啟示,即:收入是劃分中產的主流做法,其次再附加教育水準、專業地位、擁有住屋或生活素質等其他因素作為輔助界定;官方較少指明具體明確的中產定義,因為這樣會在政府治理和政策操作上存在較大的難度;中產劃分需要結合社會經濟環境變化而作出不斷檢討;中產階層內部可按成熟程度再細分為不同層次的中產群體;青年人是中產階層的後備力量。研究亦在綜合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劃分標準後,結合澳門現時的實際情況,將澳門中產劃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廣義中產,其定義與劃分主要以收入作為測算標準;第二類是狹義中產(或者可稱為核心中產),其定義與劃分是以收入為標準,但同時也考慮輔之以教育程度(高中程度或以上)、職業和住屋作為狹義中產(或者可稱為核心中產)的標準。

本澳中產階層面臨“中產陷阱”

無論是那種判定中產的標準都離不開收入這個標準,所以“中產階層”在澳門幾乎與“中層收入人士”劃上等號。然而,澳門的中產階層也有本身的社會特徵,例如不一定曾經接受過高等教育,以從事博彩、公共行政、社會服務行業為主,有較高的居所自置率,對澳門有較強的歸屬感,較傾向於關心澳門時事,但國際視野不足,不熱衷參與社團活動等。可以說,與發達國家相比,澳門的中層階級仍以中下層次占多數,要向高層次發展的路途仍然長遠。

也正是由於本澳“中產”的特性及社會經濟的雙重作用,導致他們在崛起的同時,也面臨著共同的困境及挑戰。研究認為:本澳“中產”相對於低收入階層承擔較多稅負。相比其他國家或地區,澳門的職業稅率較低。根據2011年度稅務優惠,澳門居民2010年度可課稅收益的豁免額增加至192000澳門元,即月收入少於16000澳門元也不需要繳納職業稅,此舉有助於減輕中產壓力。不過,澳門中產階層既未能受惠於低收入階層的社會福利政策,又沒有富人對稅負的承受能力,而且澳門中等收入者相對於低收入階層承擔較多稅負。

其次,高通貨膨脹下導致“中產”購買力下降。近年來,澳門通貨膨脹率持續攀升,基本維持在6%的高位。過去幾年人民幣不斷升值的過程中,已造成來自內地的日常生活消費品的價格水漲船高,一定程度上引發了輸入性通貨膨脹,澳門居民的購買力下降,實際生活水準也隨之而下降。面對持續高企的通貨膨脹率,澳門特區政府一直重視和高度關注,並推出了一系列抗通脹措施,重點包括調升最低維生指數、調升三類弱勢家庭特別生活津貼、減免社屋租戶租金等,以紓緩他們面對的通脹壓力。以上政策對中下或弱勢階層的生活有一定幫助,但對中產階層幫助卻相對有限。而且,澳門中產階層普遍缺乏投資理財觀念,生活在實際負利率環境下,澳門居民財富被長期侵蝕,降低居民未來的購買力,從根本上打擊澳門中產階層的努力。

再次,房價高企令“中產”不堪重負。據2011年人口普查資料,家庭住戶每月工作收入中位數為23,700元,年收入為284,400元。若以六月份澳門住宅樓宇每呎5,897元的成交均價計算,要買一套兩房一廳750呎的房子,不吃不喝至少都需要15.5年;在租屋市場上,普通兩房一廳也動則高達五六千元,令許多收入在中位數(12000元)附近的市民都難以承受。“一個小單位就可以消滅一個中產”,對澳門社會而言,已經不再是簡單的戲言。年收入二十多萬的家庭很難買得起房,結婚、醫療、養老等未來負擔正在不斷加大,“中產階層”的標簽對他們而言,更多的不是體面和幸福,而是焦慮和不安。

第四,本身素質不高,缺乏競爭力。澳門本土勞動力素質不高,勞動力人口的受教育或文化程度相對較低,而且還存在吃苦精神不夠的問題。面對澳門目前的經濟社會發展形勢,人力資源素質尤其是接受教育程度問題相當嚴峻。澳門中產當中,不少所持有的知識或技能經遠遠達不到更高職位的要求。人力資源的素質及其競爭力決定了經濟社會發展的深度和寬度,然而澳門的“中產階層”擁有較高收入,有了中產的生產力,卻似乎欠缺了中產應有的競爭力。

另外,亦有調查發現,雖然本澳市民對未來本澳經濟發展感到樂觀,也承認現時向上流動,進入中產階層的機會較以往增多。但是也擔憂隨著高等教育的普及和知識工作者的大量增加,依靠知識向上流動、晉升的管道變窄,機會減少;此外勞動力競爭力較低,使澳門經濟高速發展所創造的管理職位及高薪厚祿卻大部分被外籍管理人員佔據,低下階層的人士欲向上流動,則面臨較過去更大的難度。因此,澳門中產階級人士若不注意知識更新,則有被擠往向下流動之危險。

按照世界銀行在2006年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這一概念。可以說本澳也在經歷“中產陷阱”。如何採取措施,越過此陷阱,真正培育和壯大中產階級已經成為當務之急。

有針對性解決困難 培育中產階層

參考和借鏡國際上一些先進國家或地區培育中產的做法或經驗,再結合澳門自身實際情況。本澳應從兩個方面採取針對“中產”的做法。其一是對現時的中等收入者,使其從廣義中產或者中低層次中產向高層次或者說核心中產發展。其二則是出臺扶持措施,讓基層群眾向上流動,進入中產階層。

對於現時的中等收入者,首先,應該實行退稅,進一步為中產減負。與低收入群體相比較,中產需繳納更多的稅款,而與富人階層比較,中產對稅負的承受能力又不如富人。為進一步體現公平、公正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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