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冤案中的偽證製造始末

2012年初,中共文獻研究會劉少奇分會副會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二部原副主任黃崢的兩本著作《劉少奇冤案始末》、《劉少奇的最後歲月》再版,引起廣泛關注。

在黃崢看來,“文化大革命”中的劉少奇一案是這場動亂中牽涉面最廣、受害人職務最高、後果最為嚴重的案件,也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大的冤案。它不僅當時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一直到40多年後的今天,人們議論此案,仍覺難以置信。

在黃崢看來,為劉少奇平反已經三十年,但直到現在,對劉少奇一生的宣傳和研究還很不夠,有三個不相稱:一是同他在革命、建設中做出的貢獻不相稱,二是同他在黨和國家中所處的崇高地位不相稱,三是同他在文革中受到的不公正對待不相稱。

從申辯到沉默

1968年10月召開的中共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上,劉少奇被打成“叛徒、內奸、工賊”,“永遠開除出黨”,“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而那時的劉少奇,卻對這次會議的情況一無所知。

在對劉少奇立案、審查、定案的整個過程中,沒有人向他透露過有關專案的消息,更沒有人聽取過他的任何申訴。

在經歷反復的侮辱、批鬥及抄家後,劉少奇妻子王光美在1967年9月13日被正式逮捕,兒女們也被趕出家門。此後,中南海福祿居中的劉少奇身邊沒有一個親人,只有嚴密的監控如影隨形。

劉少奇意識到,他的一切爭辯都將無濟於事。從此,他一句話也不說了,用沉默表示無聲的抗議。而在此之前,為捍衛自己的政治生命,劉少奇曾幾次三番口頭爭辯、書面申訴。但這一切均如泥牛入海,杳無音信。

多年後,黃崢看到了兩張拍攝於1968年10月的劉少奇照片。“他躺在病床上,手裏緊緊攥著兩個已經變形的塑料瓶。”按照劉少奇子女劉平平等人事後的講述,兩個捏變形的瓶子,正是父親處於重病中的表現。“由於病痛和窒息的痛苦,他常常緊攥著拳頭,或者伸出十指亂抓、亂撕,一旦抓住東西,就死死不放。工作人員和醫護人員看著他難受的情景,實在不忍心,就把兩個硬塑料瓶子讓他捏在手裏,到爸爸死的時候,兩個塑料瓶已經完全變形,捏成了兩個小葫蘆。”

據當年劉少奇身邊的衛士賈蘭勳回憶,1968年3月以後,劉少奇吃飯、走路就已經很困難了。“他的一條腿走起路來只能拖拉著,勉強向前移動,手還得扶著牆壁,吃飯時手和嘴配合不到一起,有時嘴張開了,飯菜到不了口,飯菜到了嘴邊,嘴又閉上了。手拿起筷子來,顫抖得很。”

在一份寫於1968年4月12日的《劉少奇情況反映》中,黃崢看到這樣的文字:“據大夫檢查:劉的神志不大清醒,表情呆板,對問話沒有反應,說不清一句完整的話。兩腳移動吃力,走路邁不開步。在穿衣、安假牙時,幾次發現上下倒裝、倒安的情況,當別人告其錯了時,還不知糾正。據大夫判斷,劉不像是裝的。”

5月19日的《情況反映》中便將劉少奇的言行歸結為“裝糊塗”。“用梳子、肥皂刷牙,襪子穿在鞋上,短褲穿在長褲外面,有時把兩條腿穿在一條褲腿裏,裝瘋賣傻,盡出醜態。為嚴防意外,監護工作相應採取一些措施。”然而,所謂“加強監護”,更多是為防止劉少奇“行兇或自殺”。由於僅僅是被監護而非醫治,1968年7月9日劉少奇病情惡化,支氣管炎急性發作,轉為支氣管肺炎,生命垂危,隨時可能發生意外。這時,才有從醫院調來的專家對其進行會診搶救。而搶救的目的,則是“保存活證據”。據事後資料披露,7月9日和8月6日,有關負責人兩次對醫護人員說:“要盡力治好,護理好,要把他拖到九大,留個活靶子供批判。”

正是把握著“拖到九大留個活靶子”的原則,當年對劉少奇的治療,只針對肺炎,而對神經病變引起的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等未採取有效措施。根據之後的《病情報告》記載,10月5日,劉少奇哭過兩次,10月9日以後則完全不能進食。而從10月11日起,對劉少奇實行從鼻孔插管灌食。這種維持生命的方式,一直持續到他去世。

偽證是如何製造的

按照黃崢講述,“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由於陸續有群眾反映,黨內也有很多人提出為劉少奇平反,最終由中紀委和中組部聯合組成一個調查組,對劉少奇案進行復查。劉少奇420多卷檔案,再加上王光美等人的案卷,共570卷檔案。調查組看卷後根據提供的‘證據’再去調查。”黃崢記得,自己曾問當時參與復查的人,那麼大的帽子,推翻有沒有阻力?對方則說,沒有。復查只用了半年時間。一箱箱材料很快都被否定。因為基本都是假的,是逼供的產物。

在對劉少奇進行專案審查前,1966年冬天,一個名為“王光美專案組”的機構成立。事後看,成立的依據,只是一張手寫的、字跡潦草的“名單”。“它既沒有標題,也沒有日期,更沒有注明是在什麼會議上、由哪些人研究決定的。”黃崢說,這張手寫“名單”中,江青的名字被圈掉,換成汪東興,據當事人回憶,是江青自己提出的,但其實整個專案組一直處在江青、康生的操縱之下。前臺的直接負責人則主要是謝富治。

1967年3月,隨著“文革”的惡性發展,劉少奇問題升級,對他的審查隨之開始。“最初,只是有人認為劉少奇在1927年有叛黨嫌疑,於是在一次毛澤東、林彪及部分中央政治局常委等人參與的討論會上提出由‘王光美專案組’的辦事機構‘調查研究’此事,並沒有說要成立劉少奇專案組。但康生、江青等人在後來的實際操作中卻設立了一個相當龐大的‘劉少奇專案組’。”黃崢說,或可證明江青、康生等人心虛的表現是,雖然專案審查劉少奇從1967年3月開始,5月加劇,但直到1968年4月中旬以前,關於劉少奇案情的各種請示報告和對外聯繫工作仍用“王光美專案組”名義,1968年4月下旬起才用“劉少奇、王光美專案組”名義。

至於專案組的工作方式,曾擔任專案組負責人之一、後被江青批為“右傾”、關進秦城監獄5年的肖孟在1979年時這樣回憶:“他們(江青、康生等)不斷給專案組施加壓力。在調查、看材料中,如實反映某些情況時,就以客觀主義、擴散專案材料等罪名,停止專案人員工作,查封檔案材料,有的人被趕出專案組,甚至關起來。搞專案的人思想負擔很重,精神壓力很大。在我被關進秦城監獄後,甚至有這種想法,寧肯坐牢,也比按那些人的旨意昧著良心辦事為好,倒感覺自慰一些。”

肖孟所謂的“昧良心”,是指刑訊逼供,炮製偽證,以此證明在1925年、1927年、1929年劉少奇曾叛變革命,充當內奸、工賊。“在江青、康生看來,若要徹底打倒劉少奇只能從歷史上找問題,說他是個叛徒,永世不得翻身。”

為證明劉少奇於1929年在滿洲工作時叛變,專案組將劉少奇在滿洲時的部下孟用潛定為“隔離審查”的“重點突破”對象。肖孟當時參與了審訊孟用潛,按他事後回憶,“每次審訊,專案組幾乎全體出動,七嘴八舌,拍桌子瞪眼睛,威脅恐嚇,如‘交代不清,休想出去’、‘頑抗到底,死路一條’,還有指供、誘供情況”。

就這樣,經過連續7天的日夜突擊審訊,孟用潛作了違心的交代。但他事後多次口頭和書面申訴,推翻假供,前後達20次,一再說明這些交代材料“都是編造的,並沒有事實依據”,“寫材料是在審訊小組幫助之下集體創作”。因為一再翻供,孟用潛一直被關到1972年,放出來時劉少奇已經去世。

在被株連的人中,孟用潛終有一天走出監獄,至少也還算“幸運”。像時任中央監察委員會專職委員王世英、河北北京師範學院教授張重一等人,則在重病纏身時被專案組逼死。而張重一甚至和王光美、劉少奇並不相熟,“話都沒有講過”。

1967年10月,專案組將張重一拘留時,他因肝癌惡化,病勢垂危,“隨時有死亡的危險”。專案組索性“突擊審訊”,在27天中審訊21次,在張重一10月24日病危至11月1日死亡的七天裏,專案組更是“窮追緊逼”,現場錄製的錄音帶有80盤之多。“從保存下來的20盤錄音帶中可以聽到這種殘酷的‘突擊審訊’是怎麼回事。錄音中不時出現病人痛苦的呻吟聲、神志不清的嘟囔聲和審訊人員七嘴八舌的吆喝聲。”黃崢說。

在張重一去世的那天,專案組又對他進行了一次“迴光返照”似的審訊。留下來的訊問筆錄上記錄著這樣幾句話問:“你為什麼不交代?你與人民頑抗到底嗎?王光美是什麼人?”答:“她是個共產黨員。”

“人民誤解你,那是最大的痛苦啊!”

因劉少奇案,王光美入獄12年,1979年走出監獄後才逐漸恢復名譽與待遇。12年的鐵窗生涯沒有讓王光美精神崩潰或抑鬱,“因為王光美相信自己的問題總有一天會搞清楚。她堅信劉少奇絕不會是壞人。”但12年的鐵窗生涯也讓王光美留下了“後遺症”,就是始終無法接受防盜門。

1969年10月,中國北部邊疆局勢緊張,戰雲聚集,毛澤東作出了國際形勢有可能突然惡化的估計。在這種背景下,中央決定將一些重要的審查對象分別轉移外地。劉少奇首當其衝,被送往河南開封。

10月17日晚,劉少奇躺在擔架上,在兩名專案人員的押送下,被抬上飛機。到開封不久,劉少奇身體狀況急劇惡化。11月12日撒手人寰。13日午夜,劉少奇被秘密火化。此後多年,他的幾個子女多方打聽父親的死因後得知,1969年11月13日深夜,河南開封的一個火葬場接到通知,說有一名“烈性傳染病人”要半夜火化。火化單上,姓名:劉衛黃;職業:無業;死因:病死。家屬簽字處寫著:劉原。

在劉少奇最後去世的房間裏,王光美一眼就認出了劉少奇用過的枕頭。那是上世紀50年代劉少奇和王光美訪問柬埔寨時,參觀一家生產橡膠泡沫的工廠,王光美當時好奇地摸了一把這種非常輕柔的泡沫,後來西哈努克就裝了一車橡膠泡沫當作回訪禮物送到了北京。這些東西除了上交和贈送外,王光美留了一點做了兩個枕頭。沒有想到,最後陪伴劉少奇的就只有這個枕頭。

王光美說,劉少奇對“文革”的爆發沒有思想準備,而讓他真正清醒的,是毛澤東寫的那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儘管少奇同志思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