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召開前夕，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換屆工作全部結束，共產生118位1960年（含）後出生的省級常委，占所有省級常委人數的29.28%，其中新疆、西藏各產生7位“60後”常委，內蒙古、貴州、安徽、黑龍江分別有6名，山西、吉林和寧夏也都達到了5名。同時，50歲及以下（1962年後出生）的省級常委也達到72位。面對高級幹部年輕化的趨勢，人們不禁要問：“60後”省部級幹部人數日益飆升會在中國引發何種效應？

應該說，幹部年輕化是現代文明政治制度的題中應有之義，是常態社會政治格局正常的變動。現在社會上對於“60後”省部級高官大規模的出現，表現出高度的關注，原因其實很簡單，這裏面有期待、觀望、擔心、羡慕。而首要的原因是省部級幹部在中國社會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特殊重要性。中國是個具有政治大一統觀念的國家，無論是在歷史還是現實中，政府官員的一言一行，其升降變遷尤其是高級官員的升降變遷都會對社會產生重要影響。更直接的原因就是人們對於目前中國社會發展中出現的若干問題感到困惑，新的政治人物的出現自然給了他們一種希望、期待。中國雖然早在100年前就結束了封建專制，並經歷了一個世紀的現代文明洗禮，但傳統的人治思想在他們心中還佔據著相當的影響，他們對於各種不同級別的行政官員的更替大都會在不同程度上表示關注，他們對於各級新官員的出現都或多或少、有意無意地給予了合目的性的希望，這種心理尤其會表現在那些文化教育程度不高的普通民眾身上。這種心理會給這些“60後”的領導幹部們形成一定的動力，當然也是一種壓力。

但是這種認為通過某些領導層人員的變更，就能改變長期的制度、體制、文化等內在因素而導致的種種社會問題，依然屬於傳統的聖君賢臣式的政治思維。中國現在需要解決的問題，如腐敗問題、貧富差距懸殊、進一步發揚民主等，都是結構性的體制問題，涉及龐大的利益集團的干預和深層次的文化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需要深化改革，需要整個政治領導層獲得共識，需要整個社會的參與和協商、理解，需要時間的發酵和醞釀，只有這樣才可能使得改革的秩序性和有效性有效結合，既不導致社會的混亂，又能保證社會穩步前進。我們不否認在這個改革過程中個別關鍵人物、一些特殊的領導群體在其中所發揮的作用，但是威權式社會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在今天中國社會發展中所起的作用會越來越減弱。當然，“60後”省部級領導幹部越來越多，對於中國整個社會發展會產生新的影響，他們的影響至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分析。

第一，“60後”省部級幹部的受教育程度比較過去有了普遍提高。這些新當選的省部級領導幹部基本上都受過大學教育，多數都接受過研究生教育，知識結構比較過去更加符合現代社會發展的趨勢，視野也更加開闊。這種知識化、專業化的特點正是改革開放以來黨確立的“四化”型幹部的重要標準，這個特點符合改革開放的需要，符合國際化的需要，更符合今天中國繼續發展的需要。在國際化的浪潮中，我們的領導幹部需要有寬廣的胸襟、豐富的知識、長遠的眼界，要善於把握世界大勢、善於引導國內最新潮流、善於與國內外各界人士溝通交流，而“60後”省部級幹部在這方面具有很大優勢。

第二，在堅持改革開放問題上，“60後”領導幹部意志將會更加堅定，思路可能會更加開闊，方法會更加多樣。這些“60後”領導幹部們大多是在19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上大學、1980年代參加工作的，親身經歷和參與了改革開放的歷程。他們親身感受了改革開放前後中國的差異，領略了改革開放帶給中國的實惠，深刻洞悉了改革開放是中國未來發展的唯一出路。所以，無論中國出現什麼困難和挫折，這些人從總體上不會把走回頭路作為自己執政的思路，只會從如何進一步改革開放的角度來思考前進的道路。

第三，會更加注重民生，更加親民務實。這些“60後”的領導幹部基本都是從基層做起，或者有相當長的基層工作經驗（一般都有25年左右的工作經驗），知道中國百姓所關心的主要問題，同時兼有對於國際社會發展潮流的瞭解和把握。他們在整個社會輿論監督越來越透明化、公開化的氛圍中，也會注重塑造在民眾中的公共形象，親民則是其基本的內涵，務實則是其重要的風格。因此，注重民生，塑造親民形象將是“60後”領導幹部確立其合法性的重要途徑，這不僅關乎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理念，也關乎這些幹部的前途命運。

同時，對於這些“60後”幹部解決今天中國面臨著的一些難點問題，如政治體制改革問題、收入分配問題，筆者持有一種謹慎的樂觀態度。因為這些問題盤根錯節、涉及的方方面面利益太多，歷史的後遺症太重，需要攻克的難關也太多。

不管怎麼說，“60後”省部級幹部的大規模登場，對於中國未來的發展是有利的。這不僅是從世界歷史的發展中得出來的經驗，也是我們黨歷史發展所證明的。中國共產黨一直重視年輕人、使用年輕人。党的一大代表平均年齡不到28歲，紅軍時很多20歲左右的人就當了師長、軍長、軍團長，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當時擔任黨政軍重要崗位的領導人基本在50歲左右，至於省部級、軍級領導幹部多數在40歲左右。建國後的近30年時間裏，我們沒有建立健全的退休制度，使得幹部老齡化日益嚴重。改革開放後，中央在幹部年輕化上態度堅決果斷，制定了一系列措施。黨的十二大在這方面邁出了一大步，該次代表大會後的省部級領導班子的平均年齡由調整前的62.2歲下降到55.5歲。

十三大在幹部年輕化方面更前進一步，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平均年齡由十二大的59.1歲降到55.2歲。此後，黨政幹部的年輕化一直保持平穩的發展勢頭，年紀越來越輕，學歷越來越高，民主的程序越來越嚴格。正是有了不斷進步的幹部任用政策，我們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才日益繁榮昌盛。按照這樣的歷史邏輯，我們對於“60後”省部級幹部的大量登場，應當抱有積極的態度。

（程美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