璀璨南光 (二)——南光(集團)有限公司的歷史貢獻與文化精髓

堅持愛國愛澳的統戰工作

抗戰時期,中國共產黨在澳門的活動範圍及影響人群主要有兩個層次。一是工商界上層人士,主要由柯麟、柯正平兄弟負責;二是注重在澳門底層尤其產業工人中發展黨員。南光公司成立後,在柯正平領導下積極引領澳門華人社團支持共產黨,對抗親台社團。除了在原有社團如中華總商會、鏡湖醫院慈善會、澳門中華教育會中開展統戰工作,還在親台社團組織之外成立同類型的社團組織澳門工會聯合總會、澳門民主婦女聯合會等,這些組織聯結一起,在澳門迅速形成了一批傾向新中國、支持共產黨的愛國愛澳群體,從而削弱直至肅清國民黨在澳門的影響和勢力,推動澳萄政府與臺灣斷絕外交關係。在1950年至1970年,“加入南光就是參加革命”、“有孩子在南光工作是光榮的”成為澳門市民的普遍心聲。在1966年至1974年這段時間,澳門幾乎處於無政府狀態,澳門華人成立了街坊總會自管自治,各街區設立分會。南光是下環區街坊分會負責單位,組織街坊糾察隊維持治安秩序,組織防火隊防火救災,對社區情況登記造冊,挨家挨戶訪貧問苦,幫助困難家庭,由於工作盡責盡力、細緻入微,以致“夫婦吵架都到南光評理”。澳中旅公司總經理柯海帆回憶說:“一位在澳門土生土長的朋友還告訴我,小的時候當家裏遇到困難或街坊鄰裏之間有了糾紛,找的不是澳葡政府而是南光公司。南光公司在他們心目中,是咱們中國人自己真正的‘家長’。”

1992年4月22日,澳門中國企業協會在澳門成立。江澤民、李鵬為協會題詞,江澤民的題詞是:“團結澳門各界,共創澳門繁榮”;李鵬的題詞是:“實行一國兩制,穩定發展澳門經濟”。從澳門中國企業協會成立時起,南光公司一直作為會長單位,發揮著引領中資企業旗幟的重要作用,在澳門回歸前與回歸後,團結帶領在澳中資企業在紮根澳門、服務澳門的同時,還積極走出去與世界各國開展廣泛的經濟技術文化交流,密切了澳門與世界的聯繫。

服務華僑、華裔和港澳同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東南亞國家發生了排華浪潮,受害華人多達百萬,很多華僑被迫返回大陸。1961年,根據周恩來總理“一定要做好華僑的轉運和安置工作”的指示,為配合國家對東南亞華僑接待和轉送工作,由柯正平創辦了澳門中國旅行社。那時,一方面因國內3年自然災害,港澳同胞和海外華僑、歸僑有大量的郵包寄回國內,澳中旅最初的任務便是將從香港運來的郵包在澳門儲存保管後再安全運回珠海、中山等地,形成了“郵包業務”。另一方面大量華僑、華裔返回大陸,在國務院僑辦領導下,澳中旅直接承擔了接待華僑、華裔回國或探親的工作,為他們提供證件、住宿、旅行和貨物轉運服務,形成了“聯運業務”。1979年7月起,受廣東省公安廳委託承辦《港澳同胞回鄉證》(後改為《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1984年,成為“內地居民澳門游”6家指定接待社之一。加上80年代後期開始辦理臺胞證,形成了“證件業務”。

中央編譯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的《澳門史1557~1999》一書,作者傑佛瑞?C?岡恩多次提及南光和柯正平在澳門發揮的重要作用:“從中國的觀點看,最傑出、最強大的是南光集團。這家公司是1949年在澳門建立的,起初被稱作‘南光貿易公司’,35年來一直充當著中國官方在澳門的政治和商業代表。1984年南光被一分為二:從事純粹商業運作的南光貿易公司,(就像香港的華潤公司一樣),以及負責照管中國政治利益的南光公司,(就像香港的新華社分社一樣)。不像在香港(中國的很多省在香港設有運作機構),在澳門,南光還要處理大多數中國行省的事務。”(《澳門史1557~1999》P216中央編譯出版社)

無論是在政企合一時期的“在政言政”,還是在政企分開時期的“在商言政”,南光公司在特殊複雜的環境中,以自己的大勇大智和創造性的策略藝術,出色地完成了國家賦予的各項政治使命。

商政互濟 貢獻獨特

如果說“支前”、“搶運”等工作是南光成立初期的頭等政治任務的話,那麼保障澳門民生供應,穩定發展澳門經濟,密切聯繫澳門與內地經貿關係,溝通中國與世界的經濟技術聯繫,為國家創造盡可能多的外匯,則是南光長期的重要經濟任務。

本銷業務保障澳門供應

南光是澳門民生的最大保障者。常言說,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上世紀50年代以來,南光公司為保障澳門居民的供應可謂不遺餘力,可謂“衣食父母”。從1953年到1980年,南光是澳門供應的最大保障者。尤其是在澳門經濟困難時期,南光正確運用和把握國家政策,全心全意地保障了澳門人民的生活必需。那時澳門人有句口頭禪:“要吃糧,找南光。”據南光統計資料,從1961年到1976年,南光供應的大米占澳門大米市場的90﹪以上份額,1977年至1982年占澳門市場70﹪以上份額,是名副其實的“澳門糧倉”。“南光米倉一定有米”是多年來柯正平管理南光公司的一項根本原則。從1961年至1964年,南光出口澳門的生豬、雞、鴨、鵝、蛋、蔬菜、茶葉、糖等占澳門市場50﹪以上,1961年至1965年,南光糧油占澳門市場的56﹪~66﹪,食品占澳門市場的54﹪~68﹪,茶葉占澳門市場36﹪~47﹪。1977年至1983年,南光供應的生豬占澳門市場的88﹪~97﹪,雞蛋占80﹪~97﹪,蔬菜從1961年占澳門市場58﹪提高到1983年的91﹪,是澳門居民的肉菜蛋籃子。南光也是澳門燃料的主要供應者,1961年燃煤占澳門市場的100﹪,木柴從1961年的59﹪提高到1964年的80﹪,木炭從1962年的22﹪提高到1964年的66﹪,煤油從1975年到1978年保持在63﹪以上,柴油從1975年的20﹪提高到1978年的69﹪,石油產品從1981年的37﹪提高到1983年的49﹪。1963年前,南光出口100%在澳門本地銷售,1963年開始轉口業務後至1984年,在澳門本銷的出口貨值平均比重為75%。本銷業務是政企合一時期南光的主營業務之一,既保證了對澳門的供應,也為國家創匯立下了功勞。本銷業務聯繫澳門千家萬戶的生活,關係澳門各行各業500家南光商戶的經營命脈,推動了國貨在澳門市場贏得好名聲,培育和鞏固了廣大澳門同胞心系祖國的愛國之情,為澳門平穩回歸打下了堅實的民意基礎。

轉口業務助推國貨走出去

1962年,柯正平派徐偉明跟隨澳門經濟局局長參加了澳萄政府組織的7人考察團,到莫三比克、安哥拉、葡萄牙等國考察後,決定做轉口貿易。南光聯手何賢、馬萬祺等於當年成立澳門貿易公司,利用澳門產地證出口內地中性包裝成衣製品半成品,使中國內地紡織品打入非洲市場並再轉口。為適應國內需要,解決外國限制中國商品出口的問題,澳門貿易公司成為接通中國內地與歐洲之間的貿易管道。最初經營的桅燈、縫紉機、樟木籠、瓷器、染布等商品銷售到東西非;接著經營的中性包裝棉產品出口到歐洲,轉口坯布到西德、轉口手帕到比利時、轉口毛巾到英國,後來又轉口工藝品到歐洲市場。在20世紀60年代,澳門貿易公司曾一度被行內稱為“出口王”,到1972年開始逐步轉型,由主要做轉口向本銷零售和批發全面延伸。1979年中美建交後,南光也開始對美國做轉口貿易。1978年前南光的轉口貿易額低於5 000萬美元,到1991年時突破2億美元,轉口額占出口貨值的比重也從1963年的不足1%逐年上升,到1990年初已經占出口貨值的70%。轉口貿易曲徑通幽,有效地助推了中國內地商品出口。

進口業務滿足國內建設需要

1953年之前,南光進口的大量物資是支援前線和抗美援朝,之後則主要進口農藥和地方援輸品,如牛骨、馬口鐵等支援國內建設。1956年進口的石油最多,同時還從德國進口國內急需的關鍵機器,德國為此在香港設立了代理商與南光交易。由於禁運,從1950年至1970年,南光為國內進口航太物資等 “香港不能進口的物資”,發揮了特殊作用。這期間,歐美商人在廣交會成交後,不方便與中國內地公司交易的,都通過設立在香港的代理公司和南光交易。1988年南光進口貨值首次超過出口貨值,進口業務主要為羊毛、電器和石油產品。到1993年,公司的進出口額已經達到14.6億美元。

自營業務推動澳門發展

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南光的糧油食品、旅遊酒店、倉儲運輸、石油化工、百貨零售部門已經成為澳門該行業的根基企業;紡織輕工、五金礦產業務有力地推動了澳門的新工業、外貿轉口和房地產業發展;展覽廳和舉辦的各種展銷會成為澳門會展業的開拓者,為會展行業打下根基。

紡織品、抽紗業務推動澳門工業轉型

在1970年,澳門傳統產業爆竹、火柴和神香三大手工業開始式微,代之而起的是新興的電子、制衣、紡織等輕工業。南光的輕工業品在澳門市場的佔有率,從1961年的30%提高到1965年的48.6%。其中的紡織品在澳門市場的佔有率從1961年的40%上升到1965年的59.35%。1967年南光創辦永新公司主管全部服裝業務。紡織品銷售額占南光銷售總額的比重,波動性地從1966年13%提高到1985年的46%。1979年南光紡織品業務的銷售額所占比重第一次超過糧油食品業務所占比重,一直到1990年初期,南光貿易額的40%甚至於50%都來自紡織品。與此同時,南光的抽紗從1966年起步,1968年至1984年為繁榮期,其銷售額占南光總銷售的比重,從1962年的0.36%提高到1984年的23%,1985年以後開始逐年下降。

五金礦產和水泥業務推動澳門建築業發展

南光對澳門的五金礦產業務開始於1955年。1955年至1965年之間,南光供應澳門的五金礦產占澳門市場的份額從28%上升至78%,水泥從50%上升至87%。1970年起,建築業逐漸成為澳門的三大支柱產業之一。在1981年至1984年建築業下滑期,南光供應的水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