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1月3日，尼克松訪華前一個多月，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亞歷山大•黑格率先遣組來華。

中國外交部新聞司記者處負責與先遣組就記者人數、日程、技術支持、車輛、酒店和伙食等安排進行談判。

先遣隊一口氣提交了400人的記者名單，讓中方很為難。

“當時供外國人住的一個是舊北京飯店，一個是新僑飯店，再就是友誼賓館，根本住不下這麼多人。”時任新聞司記者處副處長的江承宗對《中國新聞週刊》回憶。

最後周恩來拍板，儘量讓他們來，因為這也是改善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形象的機會。

雙方幾經協商，最後達成協議：報紙、廣播、通訊社的記者80多人，包括記者、攝像、燈光師和製片人在內的電視系統100多人，一共180多人。

對於將訪問中國視作登上另一個星球的美國記者們來說，這幾乎是一場戰爭。合眾國際社的攝影記者德克•霍爾斯泰德後來笑言，記者們為了爭取到隨尼克松訪華的名額，能將自己的母親推下飛機。

各自準備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今日》欄目的主播芭芭拉•沃爾特斯對自己被公司選中，成為訪華記者團中僅有的3名女記者之一，感到意外而又緊張。因為，此前她並沒有過任何國際採訪經驗。

入選的平面媒體記者大多可以用名字“如雷貫耳”來形容，他們中有《華盛頓星報》因系列書籍《總統的產生》而榮獲普利策獎的西奧多•懷特和《讀者文摘》的普利策獎獲獎作家詹姆斯•米切納。

幾乎所有的記者都對中國一無所知。在出訪前的兩三周，美國首個研究中國的民間機構——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連續3天在華盛頓為記者團成員講解他們所知的有限的中國現狀，培訓中國的禮儀。

在大洋彼岸，負責接待這些記者的中國外交部新聞司，也在緊張研究情況。

他們從北京各高校、文化部門、體委、對外友協等單位抽調了近100人，為美國記者來訪充當翻譯。這些翻譯，後來被美國記者不太友好地稱為“看管員”。當時在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時屬外交部管）任英文翻譯的鄭萬珍也是其中之一。

鄭萬珍記得，外交部對他們進行了統一培訓，強調“不卑不亢、落落大方”的接待原則，並設計了一些外國記者可能會問到的敏感問題，如中蘇關係問題、黨內鬥爭問題、毛澤東的接班人問題、如何看待尼克松來訪以及中國以後的外交動向，等等。

“但並沒有給我們標準答案，靠我們自己把握分寸。因為我們的工作主要是滿足他們在中國採訪、生活的具體需要。如果實在回避不了可以一概說‘不知道’。”鄭萬珍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新聞司用三個月時間，編寫了一本名為《美國政府新聞機構》的書。書裏介紹了尼克松總統的四次媒體危機，介紹了多位美國著名記者，以及他們犀利的行事風格和經常苛責質疑總統的“駭人”事蹟。

機場附近建起了從美國租來的地面衛星站，再租給美國人。江承宗去檢查過裝備的情況，感歎美國人效率真高。用於接收的“電視鍋”很大，直徑有三四米。“他們在試音，讓我去聽，哎呀真清楚，比北京的電話還清楚，就像在旁邊講話一樣，我很驚訝。”江承宗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美國方面提出，需要洗印彩色照片的設備。江承宗立刻派人調查，發現只有新華社攝影部一家能洗印彩色照片。他親自跑了趟新華社，得知對方根本應付不了這麼大的量，只能請美方自己帶設備來，把衛生間密封起來，佈置成暗房，在裏面沖洗照片。

“從頭至尾都在問林彪問題”

2月20日，尼克松訪華的前一天，記者團乘坐的飛機——“你好1號”和“你好2號”先行到達上海。

外交部新聞司記者處副處長金桂華和鄭萬珍到上海虹橋機場迎接，並陪同記者團赴京。他們走進機艙，對著這群黃頭髮大鼻子的美國人，用英文表達了歡迎，並作了簡單的自我介紹。

這是中美兩國隔絕20餘年後，雙方第一次近距離地相互打量。“他們看上去很謹慎，我們也有點緊張。”鄭萬珍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芭芭拉•沃爾特斯回憶，中方人員穿著同樣的藏青色褲子，同色的中山裝，立翻領，線條不明顯。他們戴紅色圓像章，上面有毛澤東的銀色頭像。

入坐後，有幾個記者過來聊天。鄭萬珍注意到，他們看似隨意地聊起了上海和北京，等氣氛稍微融洽，就開始發力。

“問文革進行得怎麼樣，你們對尼克松來訪怎麼看之類。我就回答，文革是為了保證革命本色，反對修正主義。”鄭萬珍說。

最讓鄭萬珍頭疼的是芭芭拉•沃爾特斯，在從上海至北京一個多小時的飛機上，她從頭至尾都在問林彪問題，幾乎沒停過。

“是你們把他打下來的，還是他自己摔下來的？為什麼會摔？為什麼走的時候油沒有加夠？問得我一身大汗。我又沒辦法答復她，只能答非所問，談談林彪在抗戰中的貢獻之類，或乾脆轉移話題。”表情嚴肅的鄭萬珍講到這裏笑起來，“哎喲天啊，那是我一生裏最棘手的一次。對付美國記者是很頭疼的事情。”

鄭萬珍是《華盛頓郵報》的丹尼•卡諾和約瑟夫•克拉斯特的“看管員”。他知道卡諾在美國鼎鼎大名，特地去與他打了招呼。卡諾趁機揪著他不放，拐彎抹角問中國領導人的健康問題，“簡直沒辦法”。

記者們被統一安排住進民族飯店，原有的住客早已全部轉移。附近的民族文化宮一樓大廳被佈置成臨時的新聞中心，24小時開放，裏面安了打印機、電話，擺放了咖啡茶點。江承宗與北京市電訊局商量，在新聞中心設了電訊處，隨時可發電報到美國。

酒店的服務很好，有一日可取的洗衣服務，加急的話一小時可取。因為記者們只允許拿一個小衣箱，所以快捷洗衣的服務很受歡迎。

讓芭芭拉•沃爾特斯印象深刻的，是令人“拍案叫絕”的早餐，有鮮美的雞湯面、冷肉拼盤、蔬菜和春捲，有一天還有甜酸醬的排骨。“誰還要吃燕麥片啊？”

被法新社搶了先

2月21日上午，尼克松的專機即將降落北京首都機場。

記者們早已擺好了陣勢。據江承宗回憶，離飛機最近的是白宮記者團，如合眾國際社記者海倫•托馬斯等，他們能近距離接近尼克松和周恩來，聽見他們的談話；第二線離專機有一定距離，設置了一個較高的梯子，供記者站在上面；第三線在候機室外的陽臺上，美國電視臺的直播設備都架在那裏，能看到全景。江承宗也隨他們一起等候在陽臺上。

11點30分，專機準時降落。尼克松走下舷梯前，早早向周恩來伸出了手，兩人歷史性握手之後，飛機上的其他人員才魚貫而出——這一場景被全美新聞媒體現場直播。

中美有12小時的時差，此時正是美國東部時間晚上11點半，但仍有大量觀眾見證了這一歷史性時刻。江承宗後來多次去美國，發現很多人對這一畫面記憶猶新。

儘管中方安排了兩倍人數的三軍儀仗隊以示歡迎，但現場看不見“歡迎尼克松”的條幅，街道兩旁也沒有夾道歡迎的群眾，更見不到擋泥板上插著美國星條旗的威風凜凜的護衛車隊，“像是半夜裏溜進後門一樣暢通無阻”。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的約翰•裏奇在天安門做了一個電視報道。他問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的五六個人：你們來天安門幹什麼？

一個戴雷鋒帽、穿藍灰色棉襖的20來歲的男子，將手插在褲袋裏，一臉精心準備的笑容，用濃重的天津口音說：我探親來了。又特別對話筒強調：路過！

美國記者聯想到的是，3個月前，中方組織了超過30萬人來歡迎埃塞俄比亞皇帝海爾•塞拉西。

時任外交部禮賓司副處長的唐龍彬對《中國新聞週刊》解釋，因為是美國總統訪華，所以美國記者可能對中方接待規格期望過高，沒有考慮到兩國並未正式建交。

隨後發生的事件，更讓美國記者不快。

按原定日程，尼克松先回釣魚臺國賓館休息，下午4時與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會談。隨訪的美國記者在人民大會堂門前一直等到5點55分，才從白宮發言人齊格勒那裏得知，下午尼克松已與毛澤東舉行了會談。

最早捕捉到這一消息的，竟然是法新社常駐北京記者。這讓美國記者非常惱火，以為是尼克松與中國政府共同操縱了新聞。

“這些常駐記者對中國情況太熟悉了，尼克松到京那天，他們從上午就派人在新華門對面的人行道盯著。尼克松的車隊一進中南海，他們馬上報道。”江承宗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裝作喝酒的樣子”

當晚，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主持了國宴。記者們被安排在能容納800多人的宴會廳的最後一排。

“今晚的菜單包括油燜竹筍、三絲魚翅、紅燒對蝦��聽到音樂聲了嗎？是不是很熟悉？中國樂隊正在演奏《牧場是我家》。”芭芭拉•沃爾特斯對著攝像機鏡頭做了現場直播。

“每次致詞後，賓主雙方主要人員就舉著像裁縫頂針一般大的酒杯，輪流同各席的人碰杯，巡迴祝酒，小口抿一點，或者嘴唇碰一碰杯子，裝作喝酒的樣子。周先生就善於這樣應酬。美國人逐漸對這一套也產生興趣。當樂隊奏起一支歡快的樂曲，尼克松先生、羅傑斯國務卿和基辛格很快就遠離他們就座的奢華宴席，四處去碰杯。”《紐約時報》記者馬克思•弗蘭克爾這樣描寫道。

《紐約時報》差一點就與這次訪華失之交臂。

1971年7月，基辛格首次秘密訪華時，《紐約時報》副社長兼專欄作者詹姆斯•萊斯頓也到了中國，並獲准採訪周恩來。時任外交部新聞司記者處副處長的金桂華親赴廣州迎接萊斯頓。當晚他接到外交部的緊急電話，要他務必使萊斯頓滯留廣州兩日，並改乘火車來京，但沒有告知原因。“我回北京之後，才知道是基辛格秘密來訪，不能讓萊斯頓知道。”金桂華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由於差點被萊斯頓撞破好事，尼克松大為惱火，一度將《紐約時報》排除在訪華記者團名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