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領導人的學科背景

於2012年11月15日上午在北京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從中央委員中選舉產生了中共第十八屆中央領導機構。由25位委員組成的新一屆中央政治局中,有15人為新進入者。

在新鮮血液比例較大的特點之外,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的另一特點是委員的學歷較高,擁有碩士以上學歷者超過半數,本科以上學歷占比高達96%,其中,習近平、李克強、李源潮、劉延東、和孫政才更擁有博士學歷。

相比十七屆中央委員約六成擁有文科教育的背景,本屆中央委員中則達到了九成。在權力代際傳承日益制度化的同時,治國精英的學科背景也在向世界接軌。

五名博士政治局成員的學術生涯

根據官方提供的簡歷,1975年至1979年,習近平就讀於清華大學化工系。1998年至2002年,在擔任福建省委副書記、省長期間,他還在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在職研究生班學習,並獲得了法學博士學位。習近平的結業論文是《中國農村市場化研究》。論文後來由人民出版社在2001年出版成書。

這篇論文認為農村市場化是實現農業現代化的關鍵,包括加快農產品和農業要素市場體系建設、建立和完善農產品和農業要素市場運行機制、深化農產品價格和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全力提高農產品的國際市場競爭力、積極拓展農村消費品市場、儘快提高農村市場主體進入和佔領市場的能力和加強政府對農村市場化建設的宏觀調控。

在這篇論文成書後,《經濟日報》的一篇分析文章稱,作者的研究與目前有關市場化問題研究相比,許多見解獨到有新意,不僅具有理論創新意義,而且具有現實解釋力。作者在書中圍繞農村市場化的本質內涵,從建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建設農業現代化的宏觀視野,全面地闡述、論證農村市場化建設及其外部環境的關係問題,運用了大量的實例和數據資料,並通過統計圖表和數學模型進行定量分析、推導和論證,使農村市場化研究在理論上趨於系統化、科學化。作者以自己豐富的農村工作經驗,利用豐富翔實的論據闡述自己的觀點,論證嚴謹平實,篇章之間環環相扣,文風樸實。

習近平的論文導師是1937年7月出生的劉美,1961年畢業於當時是純工科大學的清華大學熱能工程系,後來長期從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教學研究工作。先後擔任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經濟學研究所所長、全國馬克思主義理論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

2002年,福建省省外大學校友會等機構編寫《福建博士風采》叢書時,習近平在第一卷中發表了題為《自述》的文章,講述了自己進入清華大學的曲折過程。在這篇文章中,習近平寫道。“從政近20年後,我在職讀博士研究生就是在清華大學讀的,學的是馬克思主義與思想政治教育專業。我結合實踐,對中國農村市場化建設、農村擺脫貧困、福建山海聯動發展、現代農業理論與實踐、福建省發達地區率先基本實現農業現代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發展與完善、農村市場化建設與中國加入WTO等進行系列研究,著書並發表文章。”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文章中,習近平還回憶了自己險些因“出身問題”被取消上大學的資格。“我那時一邊當村幹部,一邊總渴望有機會能上學深造。那時候報大學,清華有兩個名額在延安地區,一個分給延川縣,我三個志願都填清華大學。縣裏將我報到地區,地區不敢做主,清華大學來招生的人也不敢做主,請示清華大學。1975年7、8、9三個月,正是刮所謂的“右傾翻案風“的時候。遲群、謝靜宜當時顧不上清華大學的具體工作,劉冰同志主持工作。當時我父親剛剛解除監護,下放到洛陽耐火材料廠,耐火材料廠開了個‘土證明’:‘習仲勳同志屬人民內部矛盾,不影響子女升學就業。’於是我踏進了清華園。”李克強則是1977年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北大法律系學生,他的本科論文是《法治機器與社會的系統、信息及控制》,以現代控制論和系統論解釋法學學科問題。除本專業站在前沿之外——據在北大讀書時的同學介紹——李克強在法律專業學習時就表現出了對經濟學的強烈興趣。

最終他於1988—1994年擔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和第一書記時如願以償,在北京大學經濟學院進行經濟學專業的在職研究生學習,先後獲得了經濟學碩士、博士學位。

李克強碩士論文《農村工業化:結構轉換中的選擇》,導師是獲首屆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的蕭灼基。這篇論文挑戰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瑟•劉易斯“二元結構”的觀點,主張發展農村工業化,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形成我國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篇論文和當時李克強兩位同學——日後的中組部部長李源潮和中國房地產開發集團總裁的孟曉蘇的碩士論文,一起被經濟學家厲以甯編入了定名為《走向繁榮的戰略選擇》的學術文集。

厲以甯教授還將該書的結束語冠以《改革是不可阻擋的趨勢》的標題,該題目也是該書所有論文的結論。厲教授在結束語中講到:“不管遇到什麼困難,都不可能成為制止經濟改革事業前進的障礙”,“改革是不可逆轉的”。

文集出版的時間是1991年8月,那時鄧小平還沒有南行。當時,這種“市場取向改革”的聲音遭到了保守人士的指責。隨著南巡講話發佈和十四大上明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的提出,那一代青年學人的壓力才驟然減小。繼續啟動的改革事業如今已過去了22年,實踐也證明了他們的正確。

李克強的碩士論文《論我國經濟的三元結構》一文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1991年第3期,總計18頁。後來獲得了中國內地經濟學最高獎項——孫冶方經濟科學獎論文獎。事實上,李克強的博士論文題為《論工業化進程中的結構轉換:國際比較與中國的經驗》。根據中國國家圖書館學位論文收藏中心提供的資料顯示,李克強學科專業為政治經濟學,研究領域為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學位授予單位為北京大學。

李克強論文的導師是長期在中國人民大學工作,專長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吳樹青教授。1989年8月,他從人民大學排名第四的副校長調任北大校長。此後研究鄧小平理論,主編《鄧小平理論概論》一書。

劉延東在文革前考入清華大學工程化學系。1982年開始擔任共青團中央書記處書記,一直在團中央工作到1991年。1991年後轉入中央統戰部工作。繁忙的工作之余,劉延東從1990年到1998年,獲得了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在職碩士學位和吉林大學政治學博士學位。劉延東的博士論文為《共產黨領導的多党合作與中國的政治發展》,這篇長達230頁的論文的導師王惠岩,在1983年創建了政治學科在大陸恢復以來的第一個政治學系,因此學界有人稱王惠岩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政治學基本理論的奠基者之一。

與之類似的還有李源潮。新華網上給出的資料顯示1995年任中央對外宣傳小組副組長的李源潮,在中央黨校研究生部科學社會主義專業學習時獲得了法學博士學位,但其博士論文《關於社會主義文化藝術生產的若干問題》封面上則印有“學位授予日期1998年”,那一年李源潮任文化部副部長。

李源潮博士論文的導師是江流教授與沈寶祥教授。江流是中共老黨員,1938年即參加革命,1949年後歷任中共中央黨校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長,1988年到1993年任社科院排名第四的副院長。李源潮之前的學歷比較豐富,“文革”中後期曾被推薦到上海師大念數學專業,高考恢復後,又考上復旦數學系,後來在職獲得了理學碩士和法學博士學位。李源潮在獲得橫跨三個學科學歷的同時,仕途也蒸蒸日上。

而孫政才的求學道路迥異於上述四位政治局委員,在34歲前一直從事農業方面的科學研究,被認為是甜玉米專家。對孫政才而言,1997年是一個重要的年份,這一年他不僅以《冬小麥-夏玉米兩茬間光熱資源配置及肥料合理運籌》的論文獲得了博士學位,還利用科技幹部到北京區縣任職的機會,進入政壇。

除孫政才外的25名政治局委員中,凡有在職學習經歷的委員,無論本科時學的是理工科還是文科,在攻讀碩士、博士時,都無一例外選擇了人文社科方向,而在學校和學科選擇上普遍傾向於黨校和經濟管理專業,導師也大都選擇研究馬列出身的理論專家。

從工科治國到文科治國

第一代、第二代領導集體可以稱得上是革命運動型官員,以十二屆中央政治局為例, 25名委員中,只有1人有留學蘇聯的大學學歷。

上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後,中共選拔出來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及其之後的黨政幹部,以理工科出身為主。這些幹部大多在文革開始前進入大學,改革開放開始後已經工作多年。十四屆中央政治局中60%的成員畢業自工科;十五屆政治局常委成員除李嵐清畢業於復旦大學企業管理系外,都是理工科出身;到十六屆時,達到了政治局常委全部自工科出身的頂峰,“工程師治國”已是此時高層政治生態中最真切的狀態。

而隨著改革的深入,社會結構和利益格局都發生了巨大變遷,對走出前現代的要求不再局限於技術層面,還包括經濟、社會管理層面等更高的要求,所以組織部門對人才選拔的標準,也開始發生相應變化。

十七屆中央政治局中文科出身的委員達到10人,占所有本科以上學歷的43.4%,工程師占主導地位的局面從那時起就發生改變。而孕育日後幾屆領導集體的省部級層面,改變發生更早,在2003年兩會後文科出身的一把手已佔據多數。而十八屆中央政治局中,有文科學歷背景的委員達到17人,占68%。

此外,1950年代生人的政治局常委和委員們更有在求學時代遭受文革衝擊的特殊經歷。所以他們格外重視77年以後恢復的高考和研究生考試所賜予的機會,如李克強、李源潮、王滬甯、胡春華、趙樂際等人,含金量很高的高等教育文憑,成為仕途勝出的利器。

而對高考恢復前就已工作的“45後”官員,尤其是已經上升到中層以上幹部,也面臨著激烈競爭,為了能夠充分利用業餘時間,獲取更高的文憑,同時也能兼顧工作,他們紛紛選擇了在職攻讀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