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汪辜會談”20周年

“汪辜會談”一個多月後，李登輝提出加入聯合國

雖然“汪辜會談”邁出了兩岸關系發展史上的重要一步，但是會談結束後一個多月，即1993年6月，李登輝就提出要加入聯合國。大陸方面對此當然堅決反對，隨後兩岸之間展開了夕外交上的重大較量。

為了反對台灣加入聯合國，大陸方面發表了白皮書，這是中國政府第一次就台灣問題發表白皮書。這本由國務院新聞辦、外交部、台辦一起起草，中央批准的白皮書，通過中國駐各國大使館發往世界各國，闡明瞭我們對台灣問題的鮮明立場，與李登輝的分裂活動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既然李登輝在發展兩岸關系上沒有一點誠意，為什麼還會同意搞“汪辜會談”呢？除了上面提到的兩岸之間確實有很多具體問題需要解決，以及他想在國際上製造“兩岸是對等的政治實體”的假像，妄想為他隨後發起的台灣加入聯合國的活動“鳴鑼開道”外，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李登輝想借機鞏固自己在國民黨內部的勢力。

蔣經國逝世後，李登輝接任“總統”。但實際上，在國民黨內部，李登輝的力量是不太鞏固的。當時台灣是以黨領政，黨來領導政府，李登輝當時只是“總統”，不是國民党主席，只有當了國民党主席，他才能有更多的權力，所以他必須爭取國民黨內傳統勢力的支持，地位才能更加穩固。

按照大陸學界的分析，當時國民黨內部有兩股勢力、兩種政治傾向:一種是從大陸過去的國民黨傳統勢力，一種是以李登輝為代表的本土勢力。傳統勢力的特點是“反共”，但反“台獨”，主張一個中國。本土勢力中雖也有主張發展兩岸關系、甚至主張兩岸最終統一的，但以李登輝為代表的這股勢力在主張“反共”的同時更主張“台獨”。在李登輝內心深處，他主要是想把台灣從大陸分割出去，將台灣變成另一個“國家”。李登輝上任後，為了爭取國民黨內傳統勢力的支持，所以不得不講“一個中國”，不得不搞“汪辜會談”。當時他曾對國民黨傳統勢力吹噓說，我六年以後要把你們帶到大陸去!這當然是他瞎說了，只是為了騙取支持。後來，李登輝逐步把國民黨的傳統勢力排擠出了國民黨的領導核心，他就公開說他從來沒有講過“一個中國”，否認有體現－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汪辜會談”結束後，海協會起草了一份給中央的匯報材料，經汪老和王兆國主任審定後，由兆國主任代表國台辦就會談的結果向中央作了匯報。匯報中提出一個問題，就是簽訂的幾項協議台灣到底能不能執行的問題(其中主要是《汪辜會談共同協議》，因為這涉及經濟合作的問題）。“汪辜會談”雖然是一個民間性的會談，但背後是兩黨在主導。國共兩党歷史上簽過協議，但是有的沒有執行，那麼這次能不能執行？國台辦給中央的報告認為，協議能不能執行取決于李登輝的政治傾向:如果他往民進黨方面靠攏，這個協議將執行不力了；如果他與民進黨拉開距離，這個協議就可以執行。“汪辜會談”後李登輝立即推動加入聯合國，表明他向分裂中國的方向發展，因此，“汪辜會談”重點討論的經濟方面的協議由於李登輝的破壞，最終沒有得到執行。

中央一貫要求我們寄希望於台灣當局，更寄希望於台灣人民。當我們與代表台灣當局的海基會打交道時，當然希望兩會能達成更多有利於兩岸關系發展的協議，並使這些協議得到切實有效的執行。但由於李登輝的一意孤行，兩岸協議最終沒有得到有效的貫徹和執行。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認識到，除了台灣當局，我們更應當利用兩會達成的協議或兩會高層交流創造出的有利形勢，去直接做台灣人民的工作。就台商來大陸投資而言，由於大陸各地直接做台商的工作，努力改善投資環境，台商來大陸投資的勢頭越來越猛。為了使台商的投資環境得到不斷改善，不僅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同胞投資保護法》，從法律上加強對台商投資正當權益的保護，大陸在土地取得、工資水準、原材料價格等方面的比較優勢也日益凸顯。因此，盡管“汪辜會談”達成的經濟方面的協議並未得到有效的執行，但這並沒有影響兩岸經濟合作的發展。不僅如此，在台商的壓力下，台灣當局也不得不逐步放鬆了對台商投資大陸的限制。

為推動“汪辜會談”協議執行舉行的“唐焦會談”

所謂“唐焦會談”，是我跟時任海基會駐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焦仁和先生在“汪辜會談”之後進行的一些後續問題的協商。雖然李登輝在1993年6月提出加入聯合國後，我們與之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但兩岸事務性商談仍在繼續。

汪辜會談時，與我談判的是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邱進益先生，為什麼後來換成焦仁和了呢？原來，會談結束後，邱進益回台灣就辭職了，原因是“汪辜會談”的一些情況讓他感覺很不舒服。當時我去新加坡參加會談前，王兆國主任就跟我說，樹備，會談就兩三天的時間，你到新加坡後，由你根據中央批准的方案靈活掌握，來回請示來不及了。所以在新加坡的時候，我能夠比較從容地處理會談中遇到的各種問題。但是邱進益先生不行，“陸委會”(台灣行政院大陸事務委員會)把他管得很緊。在我和邱先生會談的過程中，海協會的同志發現，海基會的人經常跑到廁所往臺北打電話請示。邱進益回臺北以後公開說，他好像是在擔架上面，意思是說，在談判時他像被“陸委會”綁手綁腳。正因為如此，台灣輿論稱之為“海(基會)陸(委會)大戰”。所以，邱先生在“汪辜會談”後心情不很舒暢也是可以理解的。盡管邱先生很希望為兩岸關系發展做些事情，但後來還是離開了海基會。

接替邱進益先生的是焦仁和先生。他原來是李登輝的機要秘書，據說李登輝的一些講話就是他起草的。焦先生也希望為兩岸發展做點事情，所以我們主要圍繞兩岸均關心的《汪辜會談共同協議》中的三項事務性議題展開商談:一是大陸劫機犯的遣返問題，二是違反有關規定私渡去台的大陸民眾的遣返問題，三是兩岸的漁事糾紛。

開放探親以後，兩岸往來很多。當時大陸有一些貪汙分子為了躲避法律的制裁，就想跑到台灣去，他們用的手段就是劫持飛機。這個事，隋在1992年底，特別是1993年達到高峰，當時大概跑了十幾個。那時，因為大陸機場的安檢設備不是很完善，機上的反劫機手段和經驗也不多，劫機分子就利用這些漏洞企圖蒙混過關。比如，有的劫機分子在飛機起飛途中，就拿出塊包裹著的肥皂冒充炸藥，想以此方式劫機去台灣。為了乘客的安全，飛機就不得不飛往台灣。

當時之所以會有這麼多劫機犯，還因為台灣當局不肯把這些劫機者遣返大陸，他們想以此作籌碼，要大陸同意按照國與國之間的國際法來遣返。大陸方面當然不會同意，兩會一直為此在進行談判。後來大陸民航部門加強了安檢，到1994年以後，這種事情就很少了。台灣的“籌碼”沒有了，兩會終於就協議文本達成了一致。

第二個是大陸偷渡人員的遣返問題，上面已經說過了。經過磋商，兩會也就協議文本達成一致。後來焦仁和先生准備和我把上述兩個協議都簽了，但“陸委會”後來竟不同意。

第三個議題是兩岸的漁事糾紛。當時兩岸漁民在台灣海峽捕魚的時候，偶爾會有碰撞，雙方漁民有時火氣很大，難免就會發生打鬥流血事件。當這些糾紛發生在台灣海峽的台灣一側時，台灣方面的公權力會介入。台灣當局便想以此為藉口，主張通過兩會談判，劃分台灣海峽的管轄權，要大陸方面承認台灣的“領海”。管轄權問題屬於政治範疇，不應當在兩岸事務性商談中討論。後來，我和焦仁和先生以及我的同事們絞盡腦汁，找到了保留雙方可有各自解釋空間的措辭，解決了這個難題。我們一致同意共同召開記者會公佈，但公佈後，台灣“陸委會”竟然還是不同意。三項協議從1993年開始談，談到1995年，但由於“陸委會”的從中阻撓，最終都沒簽成。

1995年，李登輝以私人名義訪美，在國際上進行“台獨”分裂活動，兩岸關系跌至冰點，兩岸商談不得不暫停。

去台灣，我准備了四套西裝

為了“唐焦會談”，我去了兩次台灣。1994年去，是事務性商談，1995年去，是跟海基會協商進行第二次“汪辜會談”。雙方商定了會談的時間、地點、議題，但由於李登輝訪美，第二次“汪辜會談”擱淺。

1994年，我第一次訪台。應當說，自1949年以後，我是第一位以民間團體負責人名義訪問台灣的大陸高級官員。得知我訪台的消息後，台灣的一位朋友就給我打電話說，唐先生你不要來，你來很危險，他們要打你。我對他說，不管怎麼樣，按照兩會達成的協議，我是要去的。我去之前把最壞的情況都預想好了，因為到了台灣以後，沒有辦法跟大陸聯系(那時還沒有手機）。走之前，我叫海協會的同志起草了一個報告，大意是說，如果“台獨”分子罵我們，我們不理他；如果燒五星紅旗，我們也不理他；但是如果打傷了海協會代表團的人，我們就發表聲明後回來。上面批了這個方案。去之前，我准備了四套西裝、襯衫和領帶，預備“台獨”分子朝我扔西紅柿、雞蛋後，我可以隨時更換。

到了台灣，一下飛機，民進黨組織了幾百個人聚集在機場門口。他們高聲叫喊“唐樹備滾回去”，“台灣是台灣，中國是中國”，並且燒五星紅旗。台灣“中國統一聯盟”則組織了幾百名老兵來歡迎我，說“歡迎唐樹備!”我走出機艙，前來迎接的焦仁和先生告訴我，他們准備了三條途徑離開機場:一是正常的機場出口，一是飛機場旁邊的特殊通道，還有就是坐直升飛機直接飛抵酒店。由於正常的機場出口有民進黨在鬧事，“中國統一聯盟”的老兵們正在和他們對著幹，後來都打起來了。這條路不能走了，我們只好從第二條路出去。當我坐上汽車離開機場時，看到准備載我們的兩架直升機也起飛回去了。據台灣報紙報道，台灣當局當天出動了3000名員警守護在機場、去旅館的路上，以及旅館下車處到電梯口，以維持秩序並保護我們。

我到臺北當天，李鵬總理叫他的秘書打電話到我家裏，問唐樹備怎麼樣，有沒有事？我愛人說沒有消息，應當沒事吧!我結束談判回京，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