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條跨省河流危機四伏

“幾乎是龍江鎘污染處置時的原班人馬。”在現場，環保部華南環境科學研究所環境應急技術與風險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虢清偉看到了一群熟悉的面孔。

這也是虢清偉熟悉的現場。2013年7月1日，一條發端於廣西、在廣東境內匯入西江的河流——賀江發生了鎘、鉈重金屬污染。與其他水污染事故類似，魚是最初的警示，大量死亡，漂浮在水面。

一年半前，一樣是桂粵跨省水危機，一樣是重金屬超標，龍江在廣西柳州上游發生鎘污染。不同的是，當時柳州355萬人口供水安全可能受影響。

如同朋友救急，7月6日，虢清偉就接到了廣西壯族自治區環保廳廳長的“求援來電”。當天，廣西啟動突發環境事件Ⅱ級應急響應，廣東媒體再度發出了“珠江告急”的微博快訊。

廣東、廣西、水利部珠江委員會、環保部華南督查中心等相關部門組成了一支聯合應急專家組趕赴現場，虢清偉任副組長，也是本次應急處置的技術總負責人。

快速啟動、有條不紊，這次跨省水危機，似乎沒有其他地方的扯皮和摩擦。肇事地賀州市的市長也致電下游的廣東肇慶市長，對兄弟縣市造成的損害“誠懇道歉”。

廣東已熟悉此類事故。近幾年，這個水系發達的經濟大省遭遇到的跨省水危機已不勝枚舉。“大概在15年前，就有人警示過，如果外省送給廣東的水不好，我們就很危險了。”環保部華南環境科學研究所（以下簡稱華南環科所）副所長許振成說，他同時也是賀江應急專家組組長。

廣東全境水系基本處於江河下游，從西至東，九洲江、賀江、西江源自廣西，連江、武江等北江支流流經湖南，東江來自江西，韓江發端于福建……另外，還有國土不接壤的雲南、貴州等地的跨省河流，共有44條。

“沒有上游的良好保護，廣東的供水安全肯定得不到保障。”在最近與湖南簽署全國首例跨界河流水污染聯防聯控協作協議時，廣東省環保廳副廳長陳光榮直言。

這句話的背後，是廣東不堪重負的“危水圍粵”困局。

“跨省界的幾條河流上游都有極大的風險。”華南環科所水環境研究室主任曾凡棠描繪了一張三面危水的黑網：北江上游湖南，工礦企業的重金屬殘渣污染嚴重；東江上游江西，農田果園殘留多種化學噴灑劑和環境激素；韓江上游福建，多個鄉鎮生活和養殖污水、工業廢水直排韓江……

因為不敢相信污染的嚴重性，華南理工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副教授羅漢金曾差點錯怪學生。幾年前，他帶領學生調研珠江上游污染狀況，發現北江附近的大寶山地區是硫礦污染，“ph2.2！”中性水酸堿值ph為7。“我當時還批評了學生”。實際上數值並沒錯，而是“污染太嚴重了”。

2011年廣東省水資源公報也顯示，跨省入境河流水質普遍較差。武江湘粵省界為Ⅳ類，韓江支流石窟河、松源河閩粵省界均為劣Ⅴ類，九洲江桂粵省界為Ⅳ類。而2012年廣東省環境狀況公報透露，8.1%的省控斷面水質劣於Ⅴ類，屬重度污染。

廣東省環境監測中心副主任向運榮對比了1987年到2009年的監測數據，結論讓他遺憾：“廣東地區跨省污染呈現出次數增多、突發性、持續性等特徵。這期間全省共發生89起突發性水污染事故。”

處置突發事件易，監控日常“暗流”難

久病成醫。虢清偉感到這次事故處置“比上次主動”。據虢清偉介紹，環保部門負責控源及應急監測，水利部門負責調水稀釋，住建部門確保水廠採取應急措施，而衛生部門負責井水安全。

事發兩周後，7月20日，賀江幹流全線鎘、鉈濃度均達標，廣西終止Ⅱ級應急響應，應急處置完成，專家們也松了口氣。

過程並不輕鬆。“首先就是要查源。”虢清偉說。

7月7日下午，他帶著三十多人的隊伍，背著檢測器械順河而上。沿河工礦企業繁多，當地人稱這裏是百年礦區，家家戶戶歷來有選礦的傳統。

天暗路險，他們不敢放過任何一個可能性。一路走，一路取水檢測。最終，在一個溶洞出水口測出超標污水，鎖定污染源——賀州市匯威選礦廠。

這是一家典型的“黑廠”，私自改變生產工藝，違法安裝金屬銦的生產線，並偷排含鎘、鉈廢水。因雨水沖刷，危水經過一個長達兩公里的天然溶洞流入新村河，至馬尾河，終入賀江，釀成危機。

類似“黑廠”數量難以統計。“重金屬冶煉廠越來越多，現在黑廠冶煉的超標排放量超過了20年前正規廠的排放量。”許振成說出了令人不安的現狀。

賀江只是冰山一角。除了當地眾多的“黑廠”之外，近些年，廣東周邊省份承接了珠三角產業轉移的陶瓷、水泥、電子、金屬加工等高污染產業，發展與環保變成了矛盾。據廣東行政學院教授王玉明提供的數據，近年來，每年排入西江的污水總量超過30億噸，較1990年代初激增了約兩倍。與龍江、賀江等突發事件相比，專家們擔憂的日常污染更像是跨省“暗流”。而對於“暗流”的監管，卻不像突發事件處置那般順暢。

在中山大學水資源與環境系教授陳建耀看來，廣東等地目前處理跨省河流污染的方法“簡單粗獷”：對上游工廠較集中的河段入界水域，會進行一定治理，而對沒有集中廠區分佈的入界水域，則措施較少，更多依靠旱季拉閘蓄汙、雨季臨時開閘，靠水量稀釋污染物。“目的就是儘量保證省內河流污染指數不超標”。

日常監管依賴監控。自2005年松花江污染、北江鎘污染之後，全國環保部門加大了監測能力建設，但效果仍不彰。

水利、環保部門都有一套監測系統。在整個珠江流域，珠江委有56個省界監測點，而廣東省環保廳有124個，一月檢測一次甚至更少。常規重金屬監測只有6種，並不含鉈、銻等近年來突發事件中的超標元素。“有些激素對人體的風險非常大，但水質檢測也測不出這些項目。”曾凡棠頗為無奈。一些污染物難以察覺，只有當大量死魚浮現時，人們才能警覺，賀江水污染亦如此。

“就像是交警在抓違章。沒有攝像頭的話，就要看交警出警時能不能碰到了。”虢清偉比喻道，但一個自動監測站建成需耗資上數百萬元，造成賀江水污染的“元兇”之一鉈，檢測儀器一台至少要200萬元。廣西只有省級環境監測部門有。也正是囿於檢測設備，此次賀州也未能在第一時間發現污染物。

另外，兩省一界之隔，數據也會打架。“最直接的問題就是污染數據的統一，究竟該用哪個部門的數據？甚至哪個省的數據？”中山大學水資源與環境系教授陳建耀說。

“不論是數據監測、污染控制，還是建設項目審批上都要被地方政府左右。在以GDP為核心的政績考核指揮棒下，地方政府往往以經濟發展作為優先考慮，對國務院制定和頒佈的環境政策難以落實到位。”向運榮直言不諱。

珠江流域規劃難產，跨省指揮機構缺位

肇事“黑廠”被鎖定之後，企業廠房及生產設備已被查封，涉案責任人被刑事拘留，2013年7月7日，公安機關也開始立案偵查。

此事約一個月之前，最高法出臺了辦理環境污染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釋，詳細界定了污染環境罪。虢清偉猜測，賀江水污染事件極有可能成為運用最新司法解釋的首例判決。

如今，賀江危機已解除，許振成、虢清偉的團隊仍在進行“後評估”工作。在他看來，這是需要更長時間、更細緻考慮的過程。“龍江鎘污染後評估就做了兩年。”而對於本次事件，後評估關鍵性的問題有：為什麼會死魚，污染是如何發生的，現有的損害多大，如何恢復受損區域生態，以及區域內還有哪些風險源等。

“應急是戰略被動，滿盤皆輸，不得不為之的。”許振成感歎。

“要想真正解決，還得要從規劃入手。”虢清偉說，為解決跨流域污染問題，華南環科所一直想推動珠江流域水環境保護規劃，但從“十一五”一直到“十二五”，規劃都沒有獲批。虢清偉推測，“可能我們是豐水區，國家覺得不太突出”。

放之全國，許振成、虢清偉已經處置過太多的突發水污染事件。2002年，華南環科所開始處置此類事件，一晃十餘年，2005年的松花江污染、2008年的雲南南盤江砷污染、2010年北江鉈污染、2012年廣西龍江鎘污染……他們都在現場。

“非常忙，常年都有一半時間在外地，處置突發事件。”2013年7月22日，虢清偉拖著一身疲憊回到廣州，第二天即接受了南方週末記者採訪。他已習慣了這種奔波與日夜顛倒，“晚上都是一兩點睡”。

如今，很多流域水污染都形成了跨界危機。廣東也早已意識到跨省合作的重要性。2013年，廣東和湖南、廣西兩省區都簽署了跨界河流水污染合作協議。“這種政府間的環境合作協議對參與者約束力不強，許多內容難以落實。”王玉明並不看好。

多位學者都向南方週末記者提到，國際通行做法是建立一個權威的流域水污染防治指揮機構，從規劃佈局到法規、管理通盤考慮。“不能每次都是事故發生後，才組成一個臨時指揮部。”曾凡棠說。

我國並非沒有流域協調機構。但類似珠江委等流域管理機構更多發揮著水資源調配作用，對水污染治理，處於弱勢。“這與德國和加拿大的跨流域組織無論在人員構成、組織結構和職能上都大相徑庭。”陳建耀說。

“需要一個更高級別的協調機構。”珠江水利委員會教授級高工李學靈佐證道。

此外，幾乎所有的專家都提到了生態補償，這也是學界老生常談的話題。

上海大學管理學院常務副院長趙來軍從2000年起便開始研究跨省水污染問題，在他看來，生態補償的制度設計是跨省水污染解決的終極辦法。我國已有8個省份出臺了流域生態補償相關規定，但進展緩慢。

“公平性問題成為生態補償機制設計和實施的關鍵。”他解釋道，目前流域各地區都普遍認為自己“吃虧”了。補償標準太低，上游地區沒有動力；太高，下游地區沒有購買環境容量的熱情。“由政府主要出資的補償模式補償效率低，金額匱乏。”趙來軍主張生態補償要遵循市場規則。

“技術不是關鍵，這才是關鍵。”他補充道。

“也不能只怪上游。我們也影響著我們的下游，即河口海洋，但大海說不出聲音來，這是極大的問題。”中山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