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悠

上月底，澳門青年聯合會發佈“澳門青年夢想調查研究報告”顯示，年齡越大的青年，有夢想的比例越低，近半數四十至四十五歲組別青年表示“我沒有甚麼夢想”。反映此族群面對多方面壓力和變化，但卻往往被社會忽視。年齡越小的青年，有夢想的比例越高，且夢想越為明確。從個人對夢想的定義來看，近六成受訪者描述夢想為“和睦的家庭”，其次是“充足的金錢和無憂無慮的物質生活”，佔近五成。選擇“自我價值的實現”的受訪者佔整體四成，兩成多受訪青年懷有“對他人和社會的極大貢獻”或“淵博的知識和高超的才能”的夢想。

至於如何實現夢想，一半以上受訪者認為夢想“非常難”及“較難”，六成以上青年計劃五年或十年內實現夢想。大多數贊成“勤奮努力”是實現夢想的條件，其次分別是“機會運氣”、“教育程度”及“身體條件”，選擇先天條件“家庭背景”及“天賦水準”的受訪者較少。阻礙夢想的絆腳石，大多是“沒有金錢”和“社會現實環境壓抑”。

有人認為夢想對於一個健康的國家、民族，甚至對每個人健康的人生，本來應該像陽光、空氣一樣，雖然不能切實地抓在手裡，然而可以說是不可或缺的。就像史立茲說的那樣：理想如晨星，——我們永不能觸到，但我們可像航海者一樣，借星光的位置而航行。國家主席習近平2012年正式提出“中國夢”的說法，並將之概括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一時間，“中國夢”風行華夏，對中國夢與個人夢想的關係探究也頗為繁多，無不印證兩者的相輔相成。其實，對澳門而言，澳門也應當有“澳門夢”，往大了說，澳門夢應該是實現澳門的長期繁榮穩定發展，澳門居民生活幸福。而結合澳門的社會現實，筆者認為，從具體的角度來看，實現澳門居民素質的全面提升，澳門居民向社會上層流動不失為實現澳門穩定發展的根本所在。所以，現階段澳門人的“澳門夢”我們不妨理解為向上流動。而綜合世界各地經驗來看，實現居民向上流動的關鍵又在於教育的發達和發展。

向上流流動有助社會和諧發展

300年前，當英格蘭移民乘坐著“五月花號”橫穿大西洋來到馬裡蘭，尋找一塊清教徒能居住的“淨土”時，“美國夢”開始悄然萌芽——美國給了全世界每一個人均等的機會，只要努力奮鬥，都可以實現自己的夢想……這就是所謂的美國夢，一種相信只要在美國經過努力不懈的奮鬥便能獲得更好生活的理想。臨埠的香港也一直被稱為“機會社會”，一個人只要肯努力就有公平機會，可以從基層擢升至中高層職位，改善自己的生活，實現向上流動的“香港夢”。回歸本澳過往的發展歷程，也曾造就出不勝枚舉的成功人物。現在本澳整體經濟持續高速發展，市民越來越多的分享到發展成果。調查顯示，接近五成八的受訪市民認為，現時澳門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較回歸前為多。顯示出澳門過去幾年的發展，確實為市民創造了一些向上流動的機會。同時，居民希望合理分享社會發展成果、持續改善生活質素、追求向上流動的願望亦正同步增強。不少市民表示，龍頭產業發展漸趨成熟，但產業多元未見顯效，加上房價高企、通脹持續，將可能影響市民的向上流動。此外，也不斷有聲音對可能滯礙本地居民向上流動的制度措施提出批評。這其中既有居民的個人主觀感受，也有的是實際上確實存在問題。可以說，現階段本澳已經十分有必要對各階層、群體的向上流動進行分析研究。從而保持適度的社會階層流動，凝聚居民奮鬥向上的積極性，使社會增強和釋放活力，共同推動社會進步。讓更多澳門人實現自己的“澳門夢”。

“社會流動”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國社會學家索羅金於1927年在他的《社會流動》一書中提出的。他認為，社會流動是兩個集團之間的人口交換，即一個集團的成員轉入另一個集團。從這一說法中我們可看出，最初的社會流動這一概念其實更側重的是人口的流動。現時學術上對於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的定義，係指一個社會成員或社會群體從一個社會階級或階層轉到另一個社會階級或階層，從一種社會地位向另一種社會地位，從一種職業向另一種職業的轉變的過程，當中又涉及不同的流動類型，而垂直性的社會階層流動正可作為社會公民素質的一個指標，它影響社會的階級、階層和產業結構。如果一個時期內向上流動的頻率超過向下流動，說明社會在進步，反之，說明社會在倒退。正所謂“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每個人都希望向上流動而不希望向下流動。

胡錦濤主席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十五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區第四屆政府就職典禮上講話時，向新一屆香港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提出了四點希望，希望之首就是要“努力促進社會和諧穩定”。胡主席表示，“和諧穩定是發展之基，改善民生是和諧穩定之本。”要求要“更加注重機會公平，更加關注弱勢群體，更加關心年輕一代，使全體市民共用發展成果、提高生活水準。一個地方如果沒有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就談不上經濟發展，改善民生更是鏡花水月。只有創造公平、公正的社會氛圍，特別是讓弱勢群體能夠通過自身的努力，得到提升，能不斷向上流動，使社會形成一個良好的競爭氛圍，伸張正氣，令階層矛盾得以緩解，有利和諧社會的構建。

社會成員在社會階層之間的合理的、公正的、公平的、流暢的社會流動，能夠化解階層矛盾，促進社會和諧。相反，社會階層固化，則會容易造成不同階層之間的緊張關係，從而産生階層的摩擦與衝突，嚴重的會帶來社會震蕩。“人望高處，水往低流”，倘若社會到處充滿公平的晉升機會，人們只要通過自我的努力，都有機會得到提升，從而生活得以改善，這樣社會通暢的流動在全社會裏形成一種不斷求進的正面鼓勵作用，這亦有利於階層矛盾的化解，有利於社會和諧。如果下層的人們看不到改變現狀的希望，不滿情緒就會增加，社會矛盾就不斷發生並逐漸激化，產生一種社會張力，張力積累到臨介面，就會激化成各種的社會行動。可以說，社會流動是和諧社會建設的關鍵一環。

教育是實現向上流動關鍵之所在

雖然，社會階層的向上流動對整個社會的和諧穩定發展至關重要。但並不是每個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分佈是均勻的，只有那些具備一定條件的人才有可能上升。影響社會流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經濟的因素，也有社會和個人的因素。在傳統社會，人們要實現向上的社會流動，獲取一定的社會地位，籍貫、家庭出身、年齡等先賦條件往往起著決定作用。現代社會，由於社會制度、政策和文化價值觀念的轉變以及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力的迅速發展，社會流動的規模和速度已大大超過傳統的社會。相應地，社會各個部門，各種職業對勞動者科學文化知識、專業知識和技能等要求越來越高，這在客觀上要求社會成員要通過自己的行為努力獲取知識、技術和個人成就等自致條件，才能取得較好的社會地位，實現向上流動。而要很好獲得自致條件，學校教育是其主要途徑。因此,受教育的程度和教育的質素也就成了決定社會成員能夠實現向上流動的關鍵所在。

分析認為：除了簡單的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之外，獲得教育的程度，層次越高，其職業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就越高，這兩者之間呈現一種明顯的正相關。鄧肯和布勞在1967年對美國職業結構的研究中,發現對個人職業地位影響最大的是本人的教育程度(係數0.39)，對於初職而言,教育的影響作用更大(係數可達0.44)。我國，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在1996年的一次大規模的全國性抽樣調查結果也顯示，文憑資格的高低同個人進入社會中高級白領階層的機會呈現出明顯的正比例關係。

各種事實表明，各種職業對學歷的要求都在發生變化,特別是較高地位的職業對學歷的要求越來越高，因而，具有較高學歷的人在競爭較高地位、職業中處於優勢。另外，事實還表明，具有高等教育學歷不僅影響人們最初的職業選擇，而且對以後的職業變換，與較低學歷相比也更為有利。

教育在影響個體取得某種相應職業的同時，並以職業為仲介，進而影響其經濟收入、聲望和社會地位等。職業與人們的經濟收入密切相關，既是人們的一種工作方式，也是一種生活方式，是現代社會人們生存方式與狀態的集中體現。而任職條件即是對一個人特定能力的要求，這種特定能力的形成，最主要依靠的是學校教育。教育通過影響某種職業的獲取，進而對個體經濟收入產生影響，可用“教育的經濟回報率”來表示。

好職業的獲取，伴隨經濟收入的提高，成為保證高品質生活的重要因素，也是進入富裕階層，取得一定社會地位的經濟資本，這種經濟資本的獲得則需教育提供的文化資本作為保障。同樣，知識份子要得到別人的重視和尊敬，就必須堅持自己的文化正當性，而當其越受大學教育體制的承認和重視，也就越具這種正當性。

由以上分析可知，個人要想實現向上社會流動，需接受一定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訓練，取得一定的學歷或文憑，謀求相應的職業，從而實現一定的經濟收入、聲望和社會地位的提高，進而實現向上的社會流動。

提高教育素質 促進社會階層向上流動

教育作為影響社會成員向上流動的最主要因素。必然也存在影響個體向上社會流動過程中受到制約的因素。其中最為顯著的就是教育機會的均等問題。主要包括：第一，教育起點的機會不均等。社會成員是否能夠進入教育體系或是進入何等品質的教育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所在家庭的經濟實力所決定的。位於社會下層的家庭，由於經濟實力的相對劣勢，往往在相對較大的機會成本面前，放棄了讓子女進入更高層次或較好品質的教育體系的機會，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放棄了實現階層向上流動的機會。第二，教育過程的機會不均等。在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影響下，受各種經濟利益的驅動，各種教育資源會自發地向優質的地區或學校轉移，事實上造成了在教育資源的配置和利用存在著學校之間的區域差異、城鄉差異和重點與非重點的差異，使得社會成員在進入同一教育體系後無法享受同等品質或數量的教育服務。同時，家庭經濟實力較差的個體也在一定程度上喪失了獲得額外個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