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五位改革元勳的畫傳正在人民出版社的出版計劃當中，除了紀念五位老人之外，另一個目的是今天的改革者鼓勁加油。

一套五位改革元勳的畫傳正在人民出版社的出版計劃當中，除了2014年9月推出的《穀牧畫傳》，另4人是萬裏、習仲勳、任仲夷和項南。這個劃分清楚地凸顯出了“改革派”的概念。

“改革開放，鄧小平是主帥，還有一批幹將和大將。這五位元勳就是其中重要的改革先驅。”人民出版社政治編輯一部主任張振明告訴《博客天下》。

張振明說出版這套畫傳的目的，“既是要銘記和講述中國改革開創期的艱辛故事，更是要為現在的改革者鼓勁加油”。

中國的“現代化”始于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穀牧帶隊的一次考察。1978年5月，64歲的穀牧帶領“文革”後中國政府的第一個官方代表團訪問歐洲法國、德國、瑞典、丹麥和比利時五國。

穀牧長期在經濟部門工作，是黨內僅次於李先念、餘秋裏的“三號經濟人物”。但這位副總理從未去過西方，對西方資本主義的瞭解僅限於蘇聯教材─列昂節夫的《政治經濟學》。

時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華國鋒親自挑選了代表團的成員，大多數是重要經濟部門的負責人，如水電部長、農林部副部長、國家建委副主任等，另有來自山東、廣東等地方省份的官員。他們將會記錄下自己看到的一切，彙報給葉劍英、李先念、鄧小平和華國鋒等領導同志。

第一次出國訪問難免出點洋相，有官員“怕冷”不敢吃冰激淩。穀牧震驚於現實資本主義世界的科技與經濟。

德國一家電力公司的一座露天煤礦，年產煤5000萬噸，只有2000名職工，而中國產5000萬噸煤需要8萬人；法國馬賽的一個鋼鐵廠，年產350萬噸，職工7000人，而中國武漢鋼鐵公司年產230萬噸需要6.7萬人。

在法國，穀牧看到一座水電站，全部用電腦控制，節假日沒有工人上班，照樣發電。

穀牧得出一個結論，中國落後於西方20年。這位年過花甲的副總理感到了“咄咄逼人的緊迫感”。

帶著出國前夕鄧小平的指示─“要廣泛接觸，詳細調查，深入研究問題”，“資本主義國家先進的經驗，好的經驗，我們應當把它學回來”，穀牧用心觀察，回國後提交報告─應吸收西方的資金、利用西方的技術、進行外貿體制變革。

這一切都是顛覆性的。毛澤東時代，中國奉行的是“既無內債也無外債”，“敵視”來自西方的資金；而變革體制，意味著中央要向地方和各部委分權。

幾位黨內高層元老被谷牧的報告吸引了。葉劍英說，西歐有先進技術、資金過剩，引進技術的重點可以放在西歐。聶榮臻直接說，應當拍板，不要再議論了。

鄧小平說：“可以借點錢，出點利息，這不要緊，早投產一年半載，就都賺回來了。”

傳統“內債外債”皆無的觀念就此瓦解。

在穀牧作報告的國務院會議上，中央高層就利用西方國家貸款和吸收外商投資達成了共識。

當年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一錘定音：打開國門，對外開放對內改革。此後，從海外引進技術和資本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常規路徑；特區、私營經濟、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等國內變革相繼登場。

與穀牧的這次考察改變國家方向一樣，100年前的日本明治政府的現代化同樣跟一場出國考察息息相關。

1871年12月23日，日本明治天皇任命右大臣外務卿岩倉具視為特命全權大使，帶領48名官員與50多名留學生組成的使團，搭乘美國商船“亞美利加”號起航，訪問歐美12國。

訪問歷時1年零9個月，考察團成員“目睹彼邦數百年來收穫積蓄之文明成果，粲然奪目，始驚，次醉，終狂”。

這次訪問令日本人意識到與西方的差距，並就如何變革達成共識：日本不但要引進西方技術，還要引進新的組織和思維方式。

日本的考察比中國提前了100年，各方面發展也遠超中國。在100年後的上世紀70年代末，這兩個曾有過相似經歷的國家再次相交。谷牧依然是交會點。

1979年，日本提供首批500億日圓低息貸款給中國，這是中國接受的第一批國外貸款，簽字者是穀牧。

雖然老母親在家拄著拐杖指著電視罵“漢奸漢奸”，但這位副總理意識到了中國與世界的差距，他要竭力縮小這個差距。除了改革開放，別無他途。

從1978年到1988年，他在國務院副總理和中央書記處書記任上主抓改革開放事務，推動特區的發展。

有人說，鄧小平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穀牧就是改革開放的總工程師之一。

關鍵的1978年

穀牧在1978年去了趟西歐，推動了改革；這一年，習仲勳來到廣東；萬裏在安徽遭遇一場史無前例的大旱災；任仲夷在遼寧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搖旗呐喊。

“穀牧帶團去西歐進行考察，對中國對外開放的格局做出很大貢獻。他還是中央層面的具體推動者，協調推動廣東、福建的改革開放。”張振明說。

穀牧出生於1914年9月，今年恰是其誕辰100周年。

“文革”時在江西一個偏僻拖拉機廠度過流放歲月的鄧小平，當時就意識到饑餓和貧困才是中國最大的敵人。他主張改革開放，發展經濟，實現現代化，但他需要一支隊伍來實踐自己的理念。

萬裏、習仲勳、谷牧、任仲夷、項南，成為鄧小平選中的改革五主將。

“習仲勳是廣東改革開放的開拓者，後來又進入中央繼續支持和推動改革事業。任仲夷主政廣東5年，為探索廣東改革開放先行一步作出重大貢獻，也為全國改革開放探索和創造了經驗。二人是前後接棒的關係，密不可分。”張振明說，“萬裏在安徽拉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項南被稱為福建改革開放事業的開拓者和先鋒。”

無論從哪個角度而言，1978年都是中國最為關鍵的年份。在意識形態領域，“真理標準大討論”橫空出世，與“兩個凡是”短兵相接；在經濟領域，改革開放的政策於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拋出，中國放棄“階級鬥爭為綱”，集中精力發展經濟。鄧小平亦在這次會議上成為中國實際意義上的最高領導人。 　　這一年，鄧小平的五員大將或被平反，或陸續進入他的視野。

出生於1913年的開國元老習仲勳，1978年獲得平反並被中央派往廣東，時年65歲。

1962年，因為捲入小說《劉志丹》事件，習仲勳被打成“彭高習反黨集團”。時為國務院副總理的他被剝奪職務，後被下放到河南洛陽的一個機械廠勞動16年。

1978年4月，踏足廣東的習仲勳感到時間寶貴，“只爭朝夕”，推動廣東的改革開放。

擔任廣東省委第二書記，後來升任第一省委書記的習仲勳，首先面臨的就是大逃港。

深圳寶安與香港一河之隔，卻對比鮮明：香港車水馬龍，高樓大廈；寶安破破爛爛，雜草叢生。這讓一開始抱著投奔香港是擁抱資本主義想法的習仲勳頗為震驚。他意識到，搞好這邊的經濟，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上任伊始，習仲勳接連考察了廣東境內多個地方。他認為廣東毗鄰香港，海外華僑眾多，從事外貿比哪個省的條件都好。但這些優勢受到舊體制的束縛，廣東放不開手腳。

他認為，搞好廣東，必須向中央要一些特殊的政策。

就在習仲勳醞釀著向中央要政策時，離開工作了26年的黑龍江、出任遼寧省委書記的任仲夷，開始了撥亂反正、發展經濟之路。

“文革”時期，遼寧處於毛遠新管轄之下，“左傾”嚴重。任仲夷就從破除僵化思想動刀。1978年，“兩個凡是”與真理標準大討論隔空交火，任仲夷在這場不見硝煙的鬥爭中率先表態。5月14日，即《光明日報》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第三天，64歲的任仲夷發表《理論上根本的撥亂反正》一文，公開批判“兩個凡是”。

1978年9月，鄧小平來遼寧視察，任仲夷將文章送他一份，鄧表示讚賞。

與習任二人的破舊立新相比，這一年身處中部省份安徽的萬裏，日子要難過許多。

農業大省安徽因受極左政策影響，成了遠近馳名的“討飯省”。安徽鳳陽一帶的農民由於吃不飽飯，常年在外要飯，十室九空。

1978年，安徽又遭遇嚴重旱災。這是一場罕見的大旱，3月出現春旱，夏旱、秋旱接踵而至，“活著的人都沒有見過這樣的大旱”，學者趙樹凱在《萬裏與農村改革》一文中寫道。

大旱令春播秋播都陷入停頓，而人民公社的固有弊病更令生產難以為繼。為了種上麥子，旱情嚴重的滁縣等地嘗試突破生產隊經營規模，將地包給農民分組耕種，甚至分戶進行，時稱“借地種麥”或“借地度荒”。也就在這一年，安徽鳳陽的小崗村開始實施大包乾，分田到戶。

在“農業學大寨”的時代，今天看來再尋常不過的包產到戶屬於“資本主義”的生產經營方式，在政治上是大忌。

但萬裏對此深表支持。“今冬明春的關鍵是搞好秋種，與其拋荒，倒不如劃出一定數量的耕地借給農民個人耕種……在嚴重乾旱的非常時期，必須打破常規，採取特殊政策，戰勝自然災害。”

非議隨之而來。萬裏回應：“不管是集體還是個體生產的糧食，吃了都解餓，飽肚子，都可以度荒。”

在萬裏支持之下，安徽平安度過了這場罕見旱災。

那一年，60歲的項南雖然恢復工作，但尚未獲得平反。項南原在農業機械部工作，1966年至1970年被下放“五七”幹校勞動。1970年，他出任第一機械工業部農機局局長，7年後升任第一機械工業部副部長。

項南以敢言聞名。1956年就任團中央宣傳部長時，項南起草了一份關於青年團工作的文件，提到擴大民主生活等問題，即《十點建議》。這份建議在1958年遭到批判，項南被留黨察看兩年，行政降兩級。

本來他會成為一名專業型農機幹部。項南的女兒項小米曾在一本農業百科全書裏看到，父親的名字排在中國農機專家詞條之下。

在改變命運的機會到來之前，這位農機專家將全部精力放在了農業機械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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