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耀廷自稱窮書生所捐輸钜款由何而來?

隨著時間的進移,香港「佔中」背後的外部勢力插手主導的跡象,越來越明顯。不但是在策略上指導,而且還有在財政、物資上予以大力支持,還有為「佔中」骨幹人物留下後路,比如已經為黃之鋒等學生前往美國讀書留好學額等。相信,那些在「佔中」行為中的攪事者們,早已得到某些國家的領事保護的承諾,倘一旦香港特區政府依法進行追捕,他們都就可前往這些國家的駐港領事館要求「政治避難」。因此,他們才那麼有恃無恐,聲言不怕「秋後算帳」,還「扮曬英雄」地聲稱將會在適當時間向香港法院「自首」。

實際上,在這場為時已經超過一個月的「佔中」活動中,之所以能夠堅持下去,其中一個重要支撐力是財政和物資保障。人們驚訝,為何「佔中」的後勤保障會那麼完備,各個物資站的物品應有盡有,不但是製造路障的各種材料供應充足,而且讓參與「佔中」者可以安心「安營紮寨」的各種生活用品也琳瑯滿目,連沐浴露、女性衛生用品都一應俱備,就像軍隊作戰的後勤保障那樣嚴密。

既然有吃的,也有用的,而且還不要錢,任取「唔嫐」,那些「炮灰」們當然是以馬路為「家」,流連忘返,堅持不撤離。這就如二十五年前的天安門廣場那樣,在宣佈首都「戒嚴」之後,北京各家高校的學生已經陸續退出天安門廣場,但由於李卓人攜帶香港的巨額捐款到北京,讓此時的或此後才從全國各地趕到北京的地方學生,感到有「免費飯」吃,於是強留在廣場,再加上學運領導人的偏執,拒絕撤退,最終釀成了慘劇。

現在,香港的「佔中」也因為有「免費飯」吃,並有各種生活用品享用,這也就使得一些平時無所事事、遊手好閒者,強留在「佔中」現場,既提供了充裕的物質保障,也成為「可以不勞而獲」的巨大誘因。再加上「雙學」、「佔中三子」尤其是激進團體頭子的煽動,他們就必然會在全港大多數市民的批評之下,仍然堅持拒絕撤離。

「佔中」現場有如此充足的物質供應,是需要金錢來支撐的,但那還只是「小兒科」而已。更大宗的支出,是在「佔中」的醞釀及發動階段,包括「民間公投」等各項活動的經費支出。二十五年前,李卓人是攜帶了一千多萬元前往北京,那麼,這一場「佔中」活動及其前期準備工作所需要的經費數目,又會是多少呢?估計不少於一千萬元,完全可與當年李卓人的「支援」相揮比,甚至還將會更多,因為畢竟還需計算通脹率。

實際上,光是黎智英前前後後的捐輸,就已經超逾一千萬元。盡管他可以託辭說是營商所得,但由於其在台灣投資的「壹電視」巨虧,連累《蘋果日報》的財政狀況也頗不妙,因而掩蓋不了他接受美國的一些特殊機構「泵水」的事實。當然,黎智英只是代為這些特殊機關發放「民主基金」經費,亦即是「白手套」式的代理人而已。

而近日揭發出的「佔中三子」中的戴耀廷和朱耀明以中間人身份,向操作「民間公投」活動的香港大學及其民意調查中心捐輸一百多萬元,就更是怪異。戴耀庭乃一介教授,即使薪金不菲,但在當下百物騰貴之下,其薪水也只是「啱啱夠使」而已,哪來這麼多錢?而且,他在去年初提出「佔中」概念及詳細計劃之後,曾經慨嘆自己是個「窮書生」,恐怕沒有經費應付「佔中」的開支。但卻就在此後不久,竟然可以「大啦啦」地先後幾次向香港大學「捐」出與其收入完全不相符的钜款,其來歷就頗為可疑。應是他在推出「佔中」計劃,引起外部勢力的興趣,而他又在「嘆窮」,為「巧婦難為無米之炊」而發愁之際,某些外部勢力機構及時向他伸出了援手,使得他既可做推出「佔中」計劃並予以推動的「大英雄」,又可當全盤支應「佔中」活動經費的「大富豪」,滿足他的虛榮心理。但惟其如此,更加暴露了外部勢力插手「佔中」活動的圖謀及事實,而戴耀庭只不過是外部勢力要在中國的香港實施「顏色革命」,推動對抗中國中央政府的「準港獨」運動的「代理人」而已。

實際上,日前有匿名電郵以《發起佔中「學者」不能說的秘密》為題,大爆「佔中三子」的多封私人電郵及電腦文件,指戴耀廷在去和今年先後多次以匿名方式向港大各學系捐款一百四十五萬元,資助項目大部分和「佔中」有關,但戴耀廷拒絕透露資金來源,做法有違港大接受捐款的規定。當時香港大學捐贈事務主管黃潔鳴就對其中三筆捐款都表示質疑,但戴耀廷回覆稱,捐款來自「間接來源」,因此不知道捐款人姓名,又反問港大是否會拒絕所有來源不明的捐款。為此,黃潔鳴向發展及校友事務部總監徐詠璿請示,而徐詠璿在電郵回覆質疑,戴耀廷的答覆「非常奇怪」,明顯是不想為事件負責。港大財務及企業管理處之後回覆稱,根據校方和廉政公署指引,所有捐款都要來自有聲望的已知來源,之後在另一封電郵中,徐詠璿認為事態「嚴重」,尤其是當時正值政治敏感時刻。她認為大學有需要向警方、核數師及傳媒交代捐款來源,因此如果有疑問就應該將捐款退回。在三筆捐款引發風波後,戴耀廷仍不避嫌,再在今年二月將一筆十五萬元的匿名捐款交給人文學院院長蔡寬量。校方再次追問捐款來源後,戴耀廷就回覆稱,可於捐款人名字記錄中寫上「朱耀明」三字。

既然是如此「神秘」,也既然是拒絕透露「捐款」的來歷,也就折射這些钜款的背景並不尋常。黎智英在向「佔中」捐款時,為了掩飾幕後金主的角色,就用上了「洗黑錢」的方法,並且借用「佔中」搞手作中介,直接捐予有關機構,令外界難以追查金錢來源。而戴耀廷這些钜款的來歷,恐怕也是「基本如此」。這就徹底揭穿了他此前所謂「佔中」不接受一萬元以上的捐款,「佔中」運動不會被人操控的謊言。實際上,整個「佔中」活動從一開始就是一場精心策劃的港版「顏色革命」,有策略、有資源、有政客、有金主、有外國勢力插手。

不知是湊巧,還是「心有靈犀」地有所預知,就在匿名電郵要揭發他曾向香港大學作出巨額捐款之際,他卻宣佈返校教書,並聲稱現在的事態已不是「佔中」。他究竟是要與目前失控的事態撤清關係,還是要逃避發動違法「佔中」的法律責任?

綜合各種現象分析,「佔中」活動已經發展為對抗中央、意圖推翻香港特區政府的港版「顏色革命」,完全符合《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所指破壞國家安全的要件。這也正是為何當年香港特區政府執行《香港基本法》的規定及中央的立法授權,要為落實「第二十三條」規定,進行維護國家安全立法時,與外國勢力有密切聯繫的香港政治團體,要竭盡全力反對的真正原因了。

因此,「佔中」的甚麼「民主」旗號,都只是一個幌子,實際上就是「顏色革命」,其所須具備的要素全部齊全,包括有外部勢力財政支援的要素在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