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悠

本月初，社會猜測已久的新一屆特區政府主要官員終於正式確定。行政長官崔世安稱，新一屆政府的組成秉持了傳承創新精神，注入了新動力。澳門特區成立15年來，這些官員在不同的崗位上服務了多年，傳承了寶貴經驗。他和新團隊將與澳門社會各界同心同德，共建和諧、穩定發展的澳門，讓廣大市民安居樂業。而且從社會各界的反映來看，大家都對新一屆政府的成員構成保持樂觀態度，相信新一屆政府能夠帶領澳門繼往開來，創造新的輝煌。在保證澳門社會整體進步發展的同時，也讓澳門人能夠真正切實分享成果，實現自身的發展與提高。讓澳門人的“澳門夢”照進每一個人的發展現實。

2012年11月中央新一屆領導集體上任以來，“中國夢”一詞正式進入官方詞彙並迅速走紅。當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帶領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參觀中國國家博物館“復興之路”展覽現場時，習近平定義“中國夢”－－實現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夢想，而且滿懷信心地表示這個夢想“一定能實現”。“中國夢”的本質內涵是實現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社會和諧。當代中國所處的發展階段，決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中國夢”的根本要求，相應地，“中國夢”也呈現出這個階段的諸多重要時代特徵。一段時間來,圍繞“中國夢”話題的討論、闡述、解讀，已經成為舉國上下的熱潮，其所蘊含的積極意義也正在逐漸顯現。作為中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中國夢”必然包括澳門在內。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就曾提出，希望澳門社會各界，要深入、統一、正確認識“中國夢”內涵，將個人夢想與“中國夢”有機結合起來，共同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努力奮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宣部部長劉奇葆也曾進一步指出，要把澳門同胞的“澳門夢”融入中國夢，共同彙聚起追夢、圓夢的正能量。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三個層面的“夢想”：中國夢、澳門夢、個人夢想。從內容上看，中國夢是實現民主復興；澳門夢是踐行“一國兩制，澳人治澳”，實現長期繁榮穩定發展；個人夢想則是關注於每個社會階層成員自身的成長與進步。三者層次、標準不一，但從根本上而言，筆者認為都集中在“發展”與“進步”上，只有不斷發展才能讓夢想照進現實。其實這當中的辯證關係和人與社會的辯證關係相似。中國夢、澳門夢的實現，也同樣離不開個人夢想的實現，說到底就是只有每個社會的個體進步了，社會才能和諧發展，整個社會的更大夢想也才能實現。而個人進步與發展，最為重要的就是實現向上流動、展現個人價值。

社會發展需要向上流動的個人夢想

在“中國夢”沒有如現在這般火熱之前。我們聽聞最多的可能是“美國夢”，300年前，當英格蘭移民乘坐著“五月花號”橫穿大西洋來到馬裡蘭，尋找一塊清教徒能居住的“淨土”時，“美國夢”開始悄然萌芽——美國給了全世界每一個人均等的機會，只要努力奮鬥，都可以實現自己的夢想……這就是所謂的美國夢，一種相信只要在美國經過努力不懈的奮鬥便能獲得更好生活的理想。臨埠的香港也一直被稱為“機會社會”，一個人只要肯努力就有公平機會，可以從基層擢升至中高層職位，改善自己的生活，實現向上流動的“香港夢”。

無論是所謂的“香港夢”還是“美國夢”，其實說的都是個人夢想，與我們現在所提的“中國夢”、“澳門夢”根本就是無法同日而語。但正如我們前面所言，這樣的個人夢想卻是實現“澳門夢”的必須。

現在本澳整體經濟持續高速發展，市民越來越多的分享到發展成果。調查顯示，接近五成八的受訪市民認為，現時澳門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較回歸前為多。顯示出澳門過去幾年的發展，確實為市民創造了一些向上流動的機會。同時，居民希望合理分享社會發展成果、持續改善生活質素、追求向上流動的願望亦正同步增強。

“社會流動”這一概念最早是由美國社會學家索羅金於1927年在他的《社會流動》一書中提出的。他認為，社會流動是兩個集團之間的人口交換，即一個集團的成員轉入另一個集團。從這一說法中我們可看出，最初的社會流動這一概念其實更側重的是人口的流動。現時學術上對於社會流動（social mobility）的定義，係指一個社會成員或社會群體從一個社會階級或階層轉到另一個社會階級或階層，從一種社會地位向另一種社會地位，從一種職業向另一種職業的轉變的過程，當中又涉及不同的流動類型，而垂直性的社會階層流動正可作為社會公民素質的一個指標，它影響社會的階級、階層和產業結構。如果一個時期內向上流動的頻率超過向下流動，說明社會在進步，反之，說明社會在倒退。正所謂“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每個人都希望向上流動而不希望向下流動。

前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十五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區第四屆政府就職典禮上講話時，向新一屆香港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提出了四點希望，希望之首就是要“努力促進社會和諧穩定”。胡主席表示，“和諧穩定是發展之基，改善民生是和諧穩定之本。”要求要“更加注重機會公平，更加關注弱勢群體，更加關心年輕一代，使全體市民共用發展成果、提高生活水準。一個地方如果沒有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就談不上經濟發展，改善民生更是鏡花水月。只有創造公平、公正的社會氛圍，特別是讓弱勢群體能夠通過自身的努力，得到提升，能不斷向上流動，使社會形成一個良好的競爭氛圍，伸張正氣，令階層矛盾得以緩解，有利和諧社會的構建。由此我們可見階層流動對社會和諧發展的重要作用。

社會成員在社會階層之間的合理的、公正的、公平的、流暢的社會流動，能夠化解階層矛盾，促進社會和諧。相反，社會階層固化，則會容易造成不同階層之間的緊張關係，從而産生階層的摩擦與衝突，嚴重的會帶來社會震蕩。“人望高處，水往低流”，倘若社會到處充滿公平的晉升機會，人們只要通過自我的努力，都有機會得到提升，從而生活得以改善，這樣社會通暢的流動在全社會裏形成一種不斷求進的正面鼓勵作用，這亦有利於階層矛盾的化解，有利於社會和諧。如果下層的人們看不到改變現狀的希望，不滿情緒就會增加，社會矛盾就不斷發生並逐漸激化，產生一種社會張力，張力積累到臨介面，就會激化成各種的社會行動。可以說，社會流動是和諧社會建設的關鍵一環。更是“澳門夢”實現的基礎保證。

儲備向上流動的“能量”

既然談到社會階層成員向上流動的重要性，我們就不得不繼續探討影響社會成員向上流動的因素，以及如何更好促進向上流動的實現。

雖然，社會階層的向上流動對整個社會的和諧穩定發展至關重要。但並不是每個社會向上流動的機會分佈是均勻的，只有那些具備一定條件的人才有可能上升。影響社會流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經濟的因素，也有社會和個人的因素。在傳統社會，人們要實現向上的社會流動，獲取一定的社會地位，籍貫、家庭出身、年齡等先賦條件往往起著決定作用。現代社會，由於社會制度、政策和文化價值觀念的轉變以及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力的迅速發展，社會流動的規模和速度已大大超過傳統的社會。相應地，社會各個部門，各種職業對勞動者科學文化知識、專業知識和技能等要求越來越高，這在客觀上要求社會成員要通過自己的行為努力獲取知識、技術和個人成就等自致條件，才能取得較好的社會地位，實現向上流動。而要很好獲得自致條件，學校教育是其主要途徑。因此,受教育的程度和教育的質素也就成了決定社會成員能夠實現向上流動的關鍵所在。

在教育公平方面，我們非常高興地看到，自特區成立以來，就教育事業一直給予高度的重視和大力的支持，自2009年起實施的15年免費教育，隨後在教育的投入上也是逐年增大。加之社會上各種對教育和學生的支援措施，可以說本澳已經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教育不均等的問題。基本上不會出現因為經濟原因而無法升學的情況。這對於提升澳門的競爭力，提升澳門居民的整體素質至為重要。但與此同時，我們不得不對現存的一些不足的情況加以正視，加以檢討，令這個了不起的舉措能發揮出最大的效益。

有研究指出：根據統計暨普查局的資料顯示，2010至2011學年，全澳的非高等教育的學生共七萬三千多人，留級率就高達6.49%，而中學教育的留級率高達9.72%。無可否認的是，這樣高的留級率或多或少都會對青少年學生造成一定的挫敗感，對其健康成長造成一定的障礙。所以不少教育界的人士都認同，要在保證教學質量、保證學生知識水準的條件下，想方設法減低留級率，這是非常正確的造法。與此同時，另一組數字就更值得我們深思，就是學生的離校情況，據資料顯示，2010至2011學年，非高等教育的學生離校率為1.73%，而中學教育的離校率為2.47%，但中學回歸教育學生的離校率卻高達24.86%。

事實上，隨著博彩業的開放，澳門社會急速的變化，令澳門原有的純樸社會風氣和價值觀受到較大程度的影響和扭曲，青少年問題有增無減，再加上正規教育的留級率及離校率都錄得較高的數字，如何創造條件，讓那些中途離校的學生重新接受第二次教育至為重要，這可直接避免這群未能適應現時文法中學學習要求而離校青少年，因面對社會經濟的急速轉變、同輩間不良影響而成為問題青少年，以及隨之衍生的眾多社會問題，如：邊緣青少年、青少年販毒、吸毒等。為此，政府理應增大資源的投入，創設條件讓更多的失學及輟學的青少年能再次接受教育，提升他們的素質，既有助減少青少年因輟學而引發的眾多社會問題。又能促使該些青少年重返正常的社會位置，逐漸尋求到向上流動的管道。

另外，為更好發揮教育對居民向上流動的正面效果。政府亦應強化推廣生涯規劃，協助青年學生選擇適合學科。為青年提供官方數據和清晰的發展目標，例如政府醫生招考人數、時期等﹔文創、中醫藥、動漫、會展等重點扶持產業的發展狀態和人才需求，這些資訊均可為青年選擇大學專業和職涯道路提供實在的參考依據。

教育是社會成員向上流動的關鍵所在。而且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