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家劫夫的結局

1950年,筆者在瀋陽的一個國有企業任團委書記,曾組織團員觀看大型歌劇《星星之火》。

《革命人永遠是年青》這首歌是其第二幕“穿過密密的黑松林”中的唱段。其成功之處,不僅在簡短歌詞中反映革命人的崇高精神境界,在音樂構思上也表現了革命樂觀主義情調,旋律起伏變化,親切感人,採取二重唱形式,更增加其感染力。

歌劇之後,各文藝團體相繼上演,《星星之火》先後演出400餘場。後來歌劇停演,這首歌卻流傳下來,久唱不衰。

《革命人永遠是年青》的作曲者是劫夫,當時任瀋陽音樂學院院長。1957年,我就任共青團瀋陽市委大學工作部部長,自此有了和劫夫謀面的機會。但那都是在市委高教部召開的會議上,留下的印象是,他挺謙和,卻沒有交談的機會。

1960年2月,中華全國學生第十七屆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我和瀋陽音樂學院團委書記林良帶領瀋陽大專學校的學生代表出席。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到會講話,全體代表在中南海受到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並合影。返回瀋陽後,一天接到林良的電話,說他擔心自己對耀邦同志的講話理解得不夠深刻,要向院領導彙報,能否請我去參加一下。我爽快地答應了。音樂學院黨委喬書記我們很熟悉,一見面,他就向劫夫院長作了介紹。我說,和劫夫院長神交已久,而且是老鄉呢!劫夫院長說:“你是吉林人?”“對!吉林舒蘭人。”“我是農安的。老鄉見老鄉,兩眼淚汪汪,我們是革命同志,又是老鄉,親密無間嘛!”

在彙報的過程中,我就耀邦同志的講話精神作了發言。當講到,耀邦同志在強調團組織要過細地做好學生的政治思想工作時,指出,只能說服,不能壓服;不要隨意說哪個同學思想落後,更不能輕率說哪個同學不可救藥。耀邦同志說:“中藥就有四百味,而且不止四百味,難道都用過了?”這時,劫夫院長贊同道:“好!講得好!”就此他聯繫實際說:畢業生鑒定,尤其要注意這一點。——這是我唯一一次同劫夫院長進行交談,給我留下深刻的記憶。

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風雲突變。開頭幾年,劫夫院長為毛主席已發表的37首詩詞譜了曲,尤其是《沁園春‧雪》膾炙人口;還譜寫了大量的《毛主席語錄》歌。我在北京中央辦的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學習時和後來進瀋陽輝山“五七幹校”,差不多天天都唱。可從1972年初起,無論廣播還是電視,卻突然再也聽不到劫夫創作的那些歌曲了。什麼緣故?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出來說明。

然而,我是知道的。我時任瀋陽市党辦主任,自然知道內部情況,雖然並不直接,但來龍去脈還是能夠說明白的。

劫夫本名李雲龍,吉林省農安縣人,讀了幾年縣立師範。1935年,因參加過抗日活動被迫流亡到青島,以繪畫和音樂為手段謀生,“劫夫”一名即從此起。1937年5月,24歲的他到了延安,參加了八路軍西北戰地文藝服務團。1938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解放戰爭時期任解放軍的文藝工作團團長。到文革前,劫夫擔任瀋陽音樂學院院長、省文聯副主席、省音樂家協會主席。1966年3月,河北邢臺大地震,劫夫奉命前往參加救災活動,偶遇周恩來總理。周總理對劫夫說:“劫夫,我最佩服你的是‘大路上’(《我們走在大路上》),你的四段詞我都會唱。”說罷,周總理還真唱了幾句。受此鼓舞,劫夫在災區創作了後來風行一時的《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

文革爆發後,劫夫像成千上萬的領導幹部一樣,自然逃脫不了被紅衛兵批鬥、抄家的厄運。就在他危難之時,出現了轉機。當時本院裏的紅衛兵分成兩派:一派是想打倒劫夫的;另一派是想保劫夫的。保他的這一派受到瀋陽軍區支持,但力量小。為了不讓對方劫走劫夫,於1967年1月15日,派專人將劫夫送到北京藏了起來,同時向“中央文革”和周總理送信反映。

結果,1月31日,“中央文革”的戚本禹真的派秘書將劫夫轉移安排住到了北京航空學院。2月9日下午,戚本禹出面接見了劫夫和紅衛兵代表,表示“中央文革”江青、康生與他戚本禹,都是同意“保”劫夫的,因為,他們認為,劫夫所作的歌曲《我們走在大路上》等,他們都熟悉,也都認為是符合革命文藝路線的。

這一來,劫夫總算脫了難,安然無恙回瀋陽了。

當然,這次保劫夫,雖是戚本禹出的面,打了“中央文革”的旗號,但實際是當時的中央高層都知道的事,而並非只是“中央文革”的人同意。所以,當戚本禹不久後倒臺時,劫夫並沒有因這一接見而受到牽連。

不過,因受到中央要人的保護,劫夫便對去北京有了安全感。因此,當他於3月8日回瀋陽後,瀋陽發生了武鬥,又據軍區情報,另一派仍想抓他去批鬥,他便以要為《人民日報》寫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25周年的文章為由,在瀋陽軍區的安排下,於4月份又到了北京,住到了《人民日報》招待所。

在京期間,他經歷的第一件事就是受到了“中央文革”的重視,非正式地參與了“中央文革”文藝組的一些活動,重點是為一段段的《毛主席語錄》作歌譜曲,同時寫下了那首當時全國億萬人都會唱的《祝福毛主席萬壽無疆》。甚至,他還被邀出席了慶祝“八一”建軍節的宴會。

在北京的第二件事,便是和黃永勝一家的往來。

劫夫1943年在八路軍晉察冀軍區第三軍分區時,任三分區“衝鋒劇社”的副社長。當時,三分區司令員是黃永勝。因此,劫夫與黃永勝便有了一種部屬關係。

1962年,劫夫去廣州開會,遇到了時任廣州軍區司令員的黃永勝。當黃永勝的夫人項輝芳得知劫夫是瀋陽音樂學院的院長時,便讓劫夫將她的三兒子黃春躍,招到瀋陽音樂學院去學音樂。12歲的黃春躍到音樂學院後,劫夫讓他住到了自己家中,後來,項輝芳還讓黃春躍做了劫夫的乾兒子。

有了這層關係,劫夫1967年在北京期間,便同當時也常住北京的黃永勝一家有了較多的往來。劫夫的夫人張洛與黃永勝的夫人項輝芳的往來,越來越密切,二人甚至以姐妹相稱。

1968年初的一天,項輝芳告知張洛,葉群托她幫林豆豆找一個非幹部子弟做對象。可她周圍哪來合條件的工農子弟?因此,問張洛能否在文藝界找找。因張在瀋陽文聯工作,還真在文聯給找了一個小夥子。經項輝芳與葉群先後“目測”合格後,葉群便讓項、張帶給林彪看。可是,怎麼讓林彪看呀?葉群便安排了一個由林彪接見革命音樂家劫夫的政治活動,讓那個小夥子冒充劫夫的隨行人員,一道參加接見。   這是劫夫唯一一次受到林彪接見。接見後,林彪還送了劫夫幾樣小禮物:兩本《毛主席語錄》、兩套毛澤東像章等。雖說事由“做媒”起,但受到“林副統帥”接見,畢竟是大事。回家後,夫婦倆連忙給林彪寫了一封感謝信,表示要“永遠忠於毛主席,永遠忠於林副主席”。這封信,日後便以“效忠信”名目,成為劫夫的一樁罪行。

除此之外,劫夫還有兩個“投靠林彪集團”的問題。

其一:1970年的一天,張洛在林彪愛將李作鵬家裏,看到了林彪題自己“豈疑星火燎原”的那首《重上井岡山》,是寫在條幅上的。張洛便將它抄下,回瀋陽時,帶給了劫夫。為毛澤東詩詞譜曲譜上了癮的作曲家,情不自禁地為林彪的這首《重上井岡山》譜了曲。後來,劫夫因病去301醫院治病時,黃永勝與吳法憲、葉群便特地又“接見”了他,並請他吃了一頓飯。其間,劫夫便向黃、吳、葉展示了為林彪詩詞所譜之曲,並當場演唱了一番。黃、吳、葉聽後,都很滿意,說曲調“很雄壯”。

其二:1971年9月下旬的一天,劫夫從收聽到的蒙古國電臺所播的消息中得知,中國有一架飛機飛到蒙古國境內墜毀了,說中國內部出了事。而到“十一”國慶那天,劫夫又注意到北京沒有舉行慶祝活動,便愈加猜想高層出了事,但見報上報道周恩來總理依然如故,他便判斷可能是毛澤東病危,已由林彪接了班。於是,他便又來了創作歌曲的癮,想提前創作一首慶祝林彪接班的歌。他在一張紙上寫出了《緊跟林主席向前進》的歌曲題目,正在思考時,他的夫人張洛進來看見了,問他寫什麼,劫夫就告訴他:主席病危,林彪就要接班了,現在寫一首歌,一旦正式接了班就拿出去。張洛卻說:你現在寫這個幹什麼?趕快別寫了。劫夫一聽,也就停止了寫作,將那寫了歌題的紙燒了。按理說,這是兩口子之間的事兒,無影無蹤,怎麼日後卻被弄成了罪證呢?

據張洛後來回憶說,她被關進“學習班”後,1972年春節左右的一天晚上,吃過飯後,她突然覺得腦袋裏轟的一下,隨後,她便感到自己的頭蓋骨變得像木頭一樣了。她便問辦“班”的人,是不是給她吃了什麼藥?反正,自那以後,她就控制不住了,什麼都講。後來,出“班”時,她收拾東西時發現,抽屜裏有她寫的莫名其妙的東西,如交代她與基辛格的關係等等。

張洛懷疑的事並不存在,無疑是她自己產生了幻覺。凡經歷過“文革”中那種所謂“學習班”的人,都能明白“學習班”的厲害。在那種情況下,劫夫兩口子之間的一些話,也能被掏出來,並不奇怪。只是,劫夫兩口子當時不知道,在劫夫的所有問題中,這為可能上臺的林彪所寫的《緊跟林主席向前進》一事,是導致他們長期受審的關鍵。1971年10月20日,上面決定將劫夫作為“林彪集團”的人而進行隔離審查時,還只是因他與黃永勝等有往來。而這種往來,只要查清了,問題也就還有消除或減輕之日。畢竟劫夫並沒有參與“林彪集團”的什麼政事,而與黃永勝等有這樣往來的人,也不僅僅是他劫夫一人。但是,將劫夫審查後,卻發現劫夫竟寫出了準備迎接林彪上臺的《緊跟林主席向前進》一歌題目,這卻是全國全軍獨一無二的!

當然,如果真正按實事求是的原則看,從邏輯上分析,劫夫作為革命作曲家的性格,也就會知道,即便他寫了這個什麼《緊跟林主席向前進》的歌,也不應將他視為“林彪集團”的人。其一,以當時他的地位顯然還不夠格,並且也沒有他參與“林彪集團”活動的證據。其二,他原本就是個喜歡為黨的領袖寫歌的文化人,並非只為林彪而寫。況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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