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世界博彩組織

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教授  王五一

2002年11月,筆者在《澳門日報》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世界賭博爆炸與澳門的選擇》的文章,其中提出了成立一個“世界博彩組織”WGO(World Gaming Organization)的設想,並提議,由澳門倡行發起這個組織,爭取將其總部設在澳門。

12年前的澳門社會,對於這一由陌生人提出的陌生想法,反應並不積極。這是可以理解的。彼之澳門賭業,剛剛完成了“賭權開放”的招投標,發出了三張賭牌,拿到賭牌的外來投資者們尚在准備當中,整個澳門博彩業的產業實力和市場結構,仍是賭權開放前的狀態--一家企業,十一間賭場,三百多張賭台。而拉斯維加斯,在當時的澳門人眼中,那是須仰視而見與澳門不可同日而語的。彼之澳門人,自稱一句“東方蒙地卡羅”且需鼓足勇氣,“東方拉斯韋加斯”則是斷不敢妄自尊稱的。要搞WGO,無論如何也輪不到澳門人,既輪不到澳門人去操心,更輪不到總部到澳門來落戶。其時之澳門人,很有自知之明,敝議遇冷,合情合理。

然而,時過境遷,12年過去,澳門賭業,一爆再爆,一翻再翻,已成為當之無愧的世界博彩業中心。如今的澳門人連“東方拉斯韋加斯”的稱號也己不屑一提,只落得拉斯韋加斯人恐怕要自稱是“西方澳門”了。此時的WGO,不搞則已,若要搞,總部所在地則當非澳門莫屬了。由澳門人再提動議,發起成立,更應是順理成章之事了。

世界為什麼需要一個WGO!這要從博彩業的特殊性說起。

一、沒有經濟自製力的博彩產業

博彩業在經濟上的特殊性,蓋緣於其價格的特殊性。

企業,是以贏利為目的的市場行為主體,是通過向其買主或顧客“收費”而賺錢的商業機構。收費的方式與數量標准,就叫價格。就一般產業而言,價格,是靈活可變的,是可以通過修改價目表上的數字而隨時調整的。只有這樣的價格才算是利伯維爾場價格,才能形成利伯維爾場機制。在“正宗的”利伯維爾場上,價格,既決定市場供求也決定於市場供求:它可以指揮著市場去生產(服務)什麼、如何生產(服務)和為誰生產(服務):它就象公路急轉彎處的大鏡子,既接收過往車輛的資訊,也向過往車輛發出資訊,以此自動地“指揮交通”;自由價格是利伯維爾場的軸心。正是價格的這種靈活性、自由性,賦予了它的產業以穩定性,或曰,“經濟自製力”,即,一個產業在自由價格機制的作用下自發地尋求均衡的能力。

賭場也是企業,賭業也是經濟,也是受自由競爭機制調節和利伯維爾場規律支配的經濟,在這層意義上,賭業與其他一般產業並無不同。唯一的不同的是,博彩市場,是一個沒有自由價格機制的利伯維爾場。

博彩價格,不是在價目表上標出來,而是從各個博彩遊戲的各個數理要素中算出來的。博彩業是通過將其“收費”打入遊戲概率的方武來定價的,此一“打入”的統計學機理頗為曲折,以致使其成了在技術上很難“朝令夕改’,、隨時調整的價格,“死價格”。各種博彩遊戲的“價格”,不但基本是不變的,而且世界各個市場基本是一律的。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結構對就業結構的影響:7大行業的生產總值比重每增加1%,可引起就業人數比重顯著增長0.492%,表明澳門產業結構調整有助於就業結構變化。考慮行業收入因素,顯著提高了模型的擬合優度(???為0.980),產業產值比重仍是調節就業人數比重的有利因素。回截距項由1.131上升至2.258,表明添加行業收入因素提高了就業吸納起點。王作收入彈性系數顯示:行業收入水準對就業結構產生負向作用,但未通過顯著性檢驗。

列(3)和列(4)是以第二產業的細分行業數據作為研究樣本的回歸,統計結果表明1%的顯著性水準下,第二產業內部結構產值比重每變化1%可促使就業比值同向變化0.5010/(控制行業收入的情況下,產業的促進系數略有下降(系數為0.436),但依然保持高度顯著。第二產業的內部行業收入與就業人數比重存在負相關關系(影響系數是-0.439),表明同時考察產業結構和收入兩個因素,第二產業的行業收入對勞動力就業產生了擠出效應。

列(5)和列(6)是以第三產業的細分行業數據作為研究樣本的計量結果,產業產值比重的彈性系數為0.358,表明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第三產業的內部產業結構對就業結構的正向效應明顯。添加行業收入因素的模型中,產業結構的促進作用加強(0.402),就業吸納起點由1.765下降至-0.489。提高1%的行業收入可帶動0.237%的就業人數比值顯著增長,表明第三產業的內部行業收入對就業產生了吸納效應。

六、主要結論和政策建議

本文以2000-2012年澳門7大行業的相關數據為基礎,通過構建面板數據模型,實証分析了澳門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之間的關系,可以得出下列結論:

(1)澳門7大行業的面板回歸方程顯示:澳門產業結構的調整對就業結構的變化產生顯著地正向作用,行業產值比重的增加可引起就業比值同向增長。表明2000-2012年期間,制度政策調整下澳門產業結構的變化格局有利於就業結構的調節,且產生較強的影響效應。

(2)第二、第三產業的內部回歸結果顯示:第二、第三產業的內部結構調節方向與就業結構的變化方向一致,第二產業的產值比重對就業比值的調節作用強於第三產業。結合澳門產業演變情況可知,澳門產業內部存在不均衡,第二產業的就業轉移速度快於產值增長速,第三產業的就業吸納能力仍須加強。

(3)澳門行業收入水準對就業結構的影響效應存在差異:第二產業內部行業收入對就業產生了顯著的擠出效應(-0.439),並明顯提高了澳門的就業吸納起點;第三產業內部行業收入對就業產生了明顯的吸納效應(0.237),且有助於降低澳門的就業吸納起點。

結合上述結論,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實施政策調控,拓寬就業管道。在“一國兩制”的前提下,澳門特區政府需提升引導職能,強化對產業的政策調控作用:制定產業調整的長期規劃,優化人力資源配置;健全博彩業法律法規,加強博彩業的規范監管;進一步與內地簽署互惠協議,利用貿易合作平臺增加就業機會。通過產業政策的傾斜設立創業資助基金,支持勞動者對技術含量高和有利於環保的項目進行創業。

第二,推動產業多元發展,增強就業吸納能力。為促進澳門產業結構合理化,澳門產業應實施適度多元化路徑。第二產業推行精品路線,發展以銷售及售後服務為主的出口製造業和以技術創新、環保為主的建築業;第三產業應實施聯動路線,依託博彩旅遊業延伸產業鏈,發展金融創新產品、會展業和品牌零售業。通過適度發展多元化產業增加人力資源的需求,噌強關聯產業的就業吸納能力。

第三,調節收入水準,促進就業轉移。依據行業收入對就業的調節作用,促進就業人口在產業間的轉移。降低傳統加工業等勞動密集型工業的收.入水準,促使勞動力轉出低技術要求行業:增加高新產業的人員培訓和待遇,激勵勞動力轉入高技術要求行業。適度提高酒店、餐飲、運輸、會展等博彩關聯產業的行業收入,促使勞動力在第三產業內部轉移。博彩業沒有價格,更確切地說,沒有市場價格。

博彩業的“死價格”,不具有市場調節器的功能,“大鏡子”的功能。當博彩市場供過於求時,它無法通過博彩價格的下降而壓縮供應、提高需求:反之,當求過於供時,它也無法通過價格的提高來增加供應壓縮需求。同理,由於博彩價格是不可調的,它也就無法通過自身的調整反過來影響供求。當節假日賭場爆棚時,賭場無法象酒店那樣通過提價來抑制需求:當賭場間競爭激烈而一客難求時,賭場也無法通過降價來促銷拉客。這就使得博彩業無法通過自由價格機制的作用而自發地實現均衡、自發地調節產業規模。博彩業,既有可能在盲目競爭的推動下而泛濫成災,也可能為禁賭的政府力量而完全消滅。

博彩業的產業規模無法由市場自製力來自發確定這一點,導致了它對外力的約束,政府管制或行業自律,有著天然的客觀要求。

二、既統一又分裂的世界博彩市場

沒有經濟自製力的博彩產業,客觀上仍然存在一個供求平衡點,或曰飽和點、邊際收益等於邊際成本的盈虧臨界點,在這一點上,產業規模的繼續擴大--新設賭場或在原有賭場裏再追加投入,都成了無利可圖甚或要虧本的。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美國博彩市場的變化有力地証明瞭這一點。大西洋城的開賭,密西西比地區河上賭場的發展,尤其是,印第安人賭場政策的開放,由這幾個因素合力而成的美國賭博爆炸,使得拉斯韋加斯博彩業的經濟效益一路下坡,賭場的破產、倒閉在全美各地不斷出現。這意味著,即使沒有自由價格機制的自發作用,即使沒有市場機制意義上的經濟自製力的約束,博彩業的發展似乎也不會是無節制的。待到無利可圖時,投資總是會停下來的。

從純經濟的邏輯看問題,是這麼個理,問題是,博彩業壓根就不是一個純經濟的產業。查當今世界各國的博彩業,從指定經營區域、確定賭場規模、發放營業執照、審查資金人員、明確經營範圍、管制經營方武,到審批遊戲價格、監督收益分配、限定顧客身份等等,無一不在政府的控制之下。一國一地之博彩產業的發展規劃和戰略設計,蓋由其政府來制定。正如英國研究博彩的經濟學者科林斯所說,“在美國,或任何其他多多少少可以被稱為是利伯維爾場經濟的國家,沒有哪個產業象博彩業這樣,其盈虧賠賺幾乎完全取決於法律准許什麼、要求什麼、禁止什麼。”不良的道德形象要求政府對它加以員警性管制,巨大的社會成本要求政府對它加以財政性協調,經濟自製力的欠缺要求政府用“看得見的手”對之進行規模控制等等。博彩業,是一個政府依賴型和政策依賴型的產業。

而導致博彩業必然置於政府的嚴格控制之下的,還有一個最大的緣由:博彩業與旅遊業的天然聯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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