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無法改變的外貌以外，沙博理就像一個普通而地道的中國老人:穿布鞋、絲棉襖，在四合院裏種花養描，對燒餅、油條、豌豆黃一類的小吃充滿了興趣，還會打太極拳。這位在中國生活了大半輩子的美裔中國人，身上有諸多“名片”:他是著名翻譯家、作家、中國外文局和人民畫報社老專家、中國對外傳播領域的傑出代表，也是年齡最大、任期最長的外裔全國政協委員。10月18日。沙博理在北京家中安詳離世，隨著他的離去，全國政協中再無“洋委員”。

親歷“了不起”的開國大典

1947年，美國猶太青年Sidney Shapiro第一次踏上中國的土地時，已經有了中文名字“沙博理”，取的是“博學明理”之意。畢業於美國聖約翰大學法律系的沙博理，曾經在父親的律師事務所工作過，然而他卻對律師職業生涯毫無興趣。“二戰”期間，沙博理成為一名高射炮士兵，退伍後在哥倫比亞大學、耶魯大學學習中文和中國文化，後來帶著200美元登上了開往上海的輪船，因為“我仍然渴望冒險。”

沙陣理剛到上海，感覺“1947年的中國，很有點中世紀黑暗時代的意味”。當時在國民黨統治下的上海，在海關處用美元兌換中國貨幣，沙博理發現自己被“狠狠地欺騙了”；走在上海的街頭頭，到處嘈雜、喧鬧，還有難聞的氣味。經在美國時的中國朋友楊雲慧介紹，沙博理認識了後來的妻子鳳子。畢業於復旦大學的鳳子當時在上海秘密協助地下黨工作。“經過她，我也認識了幾位搞地下工作的人，也聽他們給我們講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介紹中國各方面的政治情況。”1948年5月，沙博理和鳳子結婚，後來他利用律師身份做掩護，和鳳子一起做地下工作。

因為局勢緊張，1948年末沙博理和鳳子離開上海，在地下黨安排下來到北平。沙博理後來多次提起他和鳳子在天安門觀禮臺上參觀開國大典的經歷:“當毛澤東主席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全場幾十萬人有幾秒鐘竟鴉雀無聲，可能是太激動了。”身邊的鳳子激動得大哭，而他也同樣激動，覺得那是“－個很了不起的歷史時刻”。

當時的沙博理當然不會想到，此後他還會經歷“文革”的動蕩。但是即便那樣，也很少聽到他對那段歷史的抱怨。“他說，一般出錯一年可以解決了，沒想到一錯就錯十年，這是他最大的牢騷話。”在中國生活了幾十年，沙博理對種種社會問題不乏批評，《人民畫報》副總編輯李霞聽過不少，但她能感覺到這不是懷疑:“他對中國社會主義推崇的東西是堅定信仰的，所以無法接受那些現象的存在。他不是失望，只是覺得他心目中的中國不應該是這樣。”

因江青改出“神來之筆”

在由“北平”更名後的北京，沙博理開始了他新的“恥業生涯”。他先是成為對外文化聯絡局的一名英文翻譯，1951年又進入英文版《中國文學》工作。他的翻譯是從一部反映“紅色中國”的小說《新兒女英雄傳》起步的。此後他翻譯了一系列這種類型的書籍，直到上世紀70年代翻譯《水滸傳》，迎來了自己翻譯生涯中的巔峰。《水滸傳》的翻譯正值“文革’;期間，沙博理後來說是翻譯這本小說才“救了自己”。這是他最喜歡的一部小說，在當時環境下，“他必須要選擇最喜歡的東西才能調節他的心情”。

翻譯時還遇到麻煩。小說的名稱他採用了”Heroes 01 Marsh”，而當時正值批《水滸傳》，江青說宋江是投降派，不允許使用“hero”(英雄)的譯法，於是有人找到了沙博理。沙博理沒有爭辯，只間對方:“那outlaws行不行？就是‘無法五天的人’。”對方同意了。時隔多年，沙博理講起這段往事時形容自己當時心裏“偷笑”:“因為這一改，使書名與內容更一致了。outlaws比heroes更貼近‘綠林好漢’的意思。”後來這本書在美國出版，名字沒有再改回來。

某種意義上，盡可能深入地瞭解、掌握中國文化是－個挑戰，同時也是文學翻譯吸引沙博理的所在－－從中他可以看見中國，瞭解中國。“翻譯中國文學是我的職業，也是我的樂趣。它使我有機會去‘認識’更多的中國人，更多的地方去‘旅行’，比我幾輩子可能做到的還要多。”

“毛澤東不聽毛主席的話”

1983年沙博理從人民畫報社退休，同時又成為全國政協委員，並且連任六屆。這期間他隨著考察團走遍中國大江南北，積極就各類他看到的問題提出建議。同時他陸續出版了自己的研究著作《中國封建社會的刑法》、《中國學者研究古代中國的猶太人》等。從文學翻譯起步，沙博理瞭解中國社會的“觸須”一點點張開。

沙博理從來不避諱自己是個猶太人，甚至是“把作為‘猶太人’放在作為‘美國人’之前的”。因為研究猶太人在中國的情況，沙博理受邀成為最早訪問以色列的中國公民，當時中國與以色列還未建交。而對沙博理猶太人式的“精明能幹”，李霞印象特別深刻。“有一次，他跟我談到拖欠農民工工資的問題，他說，我覺得這個問題不難解決，為什麼老解決不了？政府可以在每個公司成立時收取保証金一類的東西，如果將來拖欠工資，政府可以拿這筆錢先支付給農民工，然後再追究公司的責任。”

沙博理在中國活得非常愉快，因為他得到了諸多尊重，同時又保持著自己獨立自由的性格和思維方式。“他不是中國哲學培養出來非常中庸的人，相反，非常有原則，觀點非常犀利。”有一次，中國外文局局長周明偉問沙博理對毛主席的看法。沙博理簡短地說:“毛澤東不聽毛主席的話。”這讓周明偉“心裏一震”:“他認為毛澤東思想是正確的，毛主席提出的哲學觀、社會觀、革命觀都是有道理的，但後期恰恰是違背了自己的一些思想。他的表達很形象，沒有把對毛主席的評價簡單化。”

為什麼選擇中國？

“人們會感興趣，想知道為什麼一個很典型的美國人，會想在中國度過他的一生。”1979年，沙博理在美國出版了《一個美國人在中國》的自傳，試圖回答這個他遭遇過無數次的問題，並且向世界介紹他眼中的中國。20年後，沙博理補充其間的見聞經歷，寫成《我的中國》，在美國發行時名字被改成《我選擇了中國》，態度更加直截了當。

盡管在1963年，沙博理就經周恩來總理批准加入了中國籍，但是他還是被人們當作“外國專家”，每年的春節、國慶總理宴請外國專家時，他總在被邀之列，並常常被安排坐在總理旁邊的位置。“他覺得很有趣，但也不計較，因為他知道這是人們對他成就的尊重和肯定。”周明偉說，但在沙博理心裏，他對中國人的身份其實是在意的。沙博理曾說，“隨著歲月的流逝，雖然我從未失去我身上的美國味兒，但我越來越感到中國是我的國家，我的家園，我的家庭。中國社會有一種從容舒適的溫暖和親切感，我希望永遠不要改變。”

2011年，鳳凰衛視授予他“影響世界華人終身成就獎”。這個獎以前都是授給華人的，像金庸、楊振甯、袁隆平，但沙博理是第一個以外裔中國人的身份獲此殊榮。他非常開心，站在臺上深情地說，“我對你們保証，只要我還活著，一定能大聲高興地說，我是一個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