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正元:國民黨“立委”登陸讀博

2014年7月的最後一天夜晚,國民黨“立委”蔡正元在臉書上宣佈加入臺北市長參選人連勝文團隊,擔任競選總幹事。他說自己“才薄德鮮”,只是“工頭”角色,但仍希望能幫助連勝文當選臺北市長。

其後不久,他卻意外出現在了北京,不過這一次和政治沒有太大關系。在清華大學,他忙著辦理入學手續,成為了法學院院長王振民的博士生。他是第一位前來大陸念書的國民黨“立委”。

8月31日晚,北京正下著滂沱大雨,這位身份特殊的准博士生接受了《中國新聞週刊》的專訪。他身著休閑Polo衫,一頭烏黑的頭發,完全不像一位年過花甲的長者。他告訴記者,頭天晚上來北京的飛機晚點,為此他在飛機上等了一個半小時,回到酒店已經“餓得要死,把房間所有的香蕉都吃光了”。

說這些的時候,他臉上帶著招牌的笑容。

不過,一打開手機上的Line(類似大陸的微信),他的笑容迅即消失。他向記者吐槽,“你看,才和你聊一會兒,這裏就有38條新消息了。”說著,他就進入了忘我狀態,自顧自地點起了手機查閱消息。

“這就是他的常態,吃飯時總是line不離手。”坐在一旁的他的北京朋友Winnie對記者說。

一邊是競選,一邊是功課,這位忙碌的政客如何左右開弓,既遊刀官場又好好學習?蔡正元說,為了保持平衡,在清華大學的第一學期,他只選修了一門課。

道地的台灣本省人

蔡正元來清華讀博士,和他的好友、清華大學台灣校友會會長李祖嘉不無關系。李祖嘉曾是清華大學EMBA學院的第一位台灣學生,現在也是王振民的博士生。她多次向蔡正元建議,“不管在哪里,要更上一層樓,對於大陸的國情與法制的瞭解是應該的。”隨後,她向王振民引薦了蔡正元。

在和王振民院長幾次見面的時候,蔡正元把自己在台灣主導“修憲”的整個過程講給了憲法學專家王振民聽。“憲法不是坐在那裏想就能想出最好的條款,而是政治事件積累下來的。制憲是有公式的,要去創造這個公式。”蔡正元說。

王振民聽完哈哈大笑,“那你就來這邊研究研究,把你的經歷寫成論文吧。”

於是,在今年2月,蔡正元收到了參加清華大學法學院筆試的通知。他一路過關斬將,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取了王振民的博士生,研究方向為憲法學與行政法學。

“我念書已經不再是為了就業啦,都一把年紀了。”蔡正元告訴《中國新聞週刊》,他希望能借這次讀書的機會關注兩個議題,“第一是兩岸的法制接軌問題,延伸台灣‘憲法’修改的經驗,把它寫成論文。憲政秩序接軌方面以前一直沒有人探索過,還在摸索當中。用小平先生的話就是摸著石頭過河。我覺得,我應該來聽聽大陸學者的看法。”

“立法要有創意。”他說,政治形勢和法律的問題卡在一起很難解決,所以需要新的解決方案。“我相信兩岸的接軌一定要有創意,用舊的思維找不到解決的答案。”

他關注的另外一件事是南海劃界問題。1947年,中華民國政府出版的《南海諸島位置圖》中,標繪了一條由十一段斷續線組成的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政府審定出版的地圖在同一位置上也標繪了這樣一條線,只是將十一段線改為九段線。

“關於十一段線,當年的歷史材料都在台灣,但台灣沒有人關注這件事。”蔡正元說,他以“立法委員”身份,發函給台灣“國防部”和“外交部”,請對方協助理關于南海十一段線的資料。檔案館的人不理解,“委員,這個資料從來沒有人去整理啊”。蔡正元則回答說,“我不管,每一頁都給我拷貝了。”最後,有關部門甚至動用了大型照相設備,共搜集了兩乎多頁材料。

提到這個議題,蔡正元說,“處理東海和南海問題要很有技巧.要小心翼翼。

不然子孫都要抱怨了,你們這一代人究竟都做了些什麼!”

得知他要“登陸”讀博,台灣媒體炸開了鍋。《蘋果日報》揶揄說,“蔡正元好認真,6l歲還到北京讀博士班”。

蔡正元說自己和《蘋果日報》是“亦敵亦友”的關系,多年來已經習慣了。

更多的台灣媒體則是質疑他和大陸的關系。過去,媒體常給蔡正元“抹紅”。對于這一點,蔡正元倒是一副滿不在乎的模樣,甚至是“你越說我越來勁”--在競選“立委”時,他雖然是以國民黨身份參選,但競選時的宣傳晶不使用代表國民党的藍色,而是使用“像共產黨一樣”的正紅色,“氣死那些說我的人”。

“賣台這種話,他們是搞錯了。”蔡正元語帶不屑,“我們北港蔡家在明朝宋年就去台灣了,比鄭成功還早,比他們都早。賣什麼台?”蔡正元說。

蔡正元的朋友李祖嘉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蔡正元對兩岸的事情很用心,“他是道地的台灣本省人,由他來關注這些可能會比外省人更有立場。”

“我是被騙來從政的”

來清華讀博之前,蔡正元的學歷已經稱得上華麗。他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碩士,哈佛大學政府研究所碩士。此前,他在台灣已經拿到了台灣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和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學士的學位。

在哥大繼續攻讀經濟學博士期間,華爾街的投資銀行找上門來,於是他放棄讀博步入職場。在那裏,他闖出了一片天地。用蔡正元自己的話說,就是“突然間變成了小暴發戶,早上高爾夫,晚上俱樂部”。才三十歲出頭,他就被派回台灣,成為台灣花旗資產管理公司的董事長。

不過,蔡正元說自己是“真正的無產階級”出身。他的母親沒念過書,父親也才小學畢業。蔡正元初中畢業後,因為成績不好,就去了廠裏當車床學徒,主要工作是負責倒金屬垃圾。

有一年中秋,工廠安排他送貨到市區。他騎著腳踏車把貨送到後,開始刮起了台風,他只好推著車往前挪,每走一步都可能被風吹倒。好不容易回到工廠後,廠方發了四塊月餅,他就把月餅包起來,揣在懷裏面打算帶回去給母親吃。沒想到,晚上九點回到家,懷中的月餅已經濕透了。

“我濕濡濡的心,頓時沉到那命運的深處。”

為了能盡快轉為正式員工,蔡正元決定報考高級工業職業學校,但26個英文字母都寫不全的他沒有考上。還好幸運之神眷顧,他被急缺生源的臺北市松三工農職校破格選中了。

在這所學校裏,蔡正元從一開始的考分“滿江紅”,到拿到獎學金,再到全校第一名,最後,他以全台灣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台灣師範大學。“那個感覺,就是自己也被自己嚇了一跳。”

回憶往事,蔡正元至今忘不了當年自己厚著臉皮找職高校長申請獎學金和打工機會的情景,“窮孩子就有窮孩子的變通之道。”蔡正元帶著自嘲說。

而當他步入政壇,參加“立委”選舉的時候,上述這段故事曾讓無數選民都把票投給了他。

直到今天,蔡正元還一直埋怨自己的二叔公,說正是因為他,自己才誤打誤撞進入了政界,“少賺了很多錢”。在那之前,他的夢想一直是“多賺點錢,40歲退休,到處去遊山玩水”。

上世紀90年代,台灣民主化進程開始加速。1996年,“總統”開始直選,“圖大”代表進行海選。臺北市內湖區相當於北京比較偏遠的郊區,蔡正元的二叔公秦老先生正是當地農委的理事長,負責推薦三位候選人。

秦老先生聽說自己的侄孫在國外“拜了佛大學回來”(蔡正元念的是哈佛大學),覺得很厲害,就去找他來撐門面。見到蔡正元,二叔公首先對他進行丁政冶啟蒙教育,並說自己出錢出入,蔡正元只要像演員一樣出個場就可以了,“叫你揮手你就揮揮手,叫你笑你就笑一笑,叫你去哪里接受訪問你就去哪里接受訪問,反正也沒有人認識你。”

蔡正元認為“這很簡單嘛”,就賣了二叔公這個人情,以為去站站白就行了,當選肯定是沒戲。可萬萬沒想到,竟然選上了。

他曾問過一些選民為什麼要投他的票,得到的答案是“妤像覺得比較帥,學歷比較好。”直到今天,蔡正元還言之鑿鑿:“我是被騙來從政的。”

就這樣,蔡正元當了四年“國大”代表,與此同時,他繼續兼任花旗銀行資產公司董事長的職位。等到“國大代表”任期結束,他說不想幹了。要回去做生意。

可是,隔了一年,秦老先生又來找他競選“立委”,這次的理由變成了“大家公認讓你來選‘立委”,於是,他又成為了國民黨臺北市內湖及南港區“立法委員”,而且一千就是四屆。

對於自己積極投身政界的原因,蔡正元以-貫的自嘲語氣解釋說,“這是面子問題,我們台灣人最愛面子。”不過,在朋友李祖嘉的眼裏,他是一個“有理想”的人,“對自己、對未來、對兩岸,有規劃,有理想。”

在國民黨內部,蔡正元算是中生代。他選舉經驗豐富,曾為連戰助選,還在連戰擔任國民党主席期間出任文化傳播委員會主委,因此常被人們歸為“連系”。但他自己卻不這麼認為,調侃自己是“內湖地方派系”。

“說起來我跟馬英九的關系妤像還比較深遠。”蔡正元說,他與馬英九同為哈佛大學校友,在美國時就已經相識。1998年,他曾協助馬英九成功當選臺北市長。

他與大陸的淵源則要追溯到198了年。當時,他作為美國華爾街的代表來到大陸,見到了時任上海市長朱銘基。代表團中只有他一今中國人,年紀也最小。朱鉻基問他,”你哪兒來的?”他回答,“我台灣來的。”“第一次回祖國?”“第一次。”“你多來看看,多來參與參與。”

出門時,會有兩個幹部陪著他。在他印象中,那時候上海的一些馬路上沒有路燈,電還不夠用;夏天很熱,老百姓們都在馬路上,很多男人光著膀子,動不動就撞人。後來他們去北京的全聚德烤鴨店吃飯,頭頂只有一個要亮不亮的小燈。他覺得大陸老百姓很窮,日子過得很辛苦。“那會兒,我是很失望的。”

不過,當時的情景也觸動了蔡正元的“無產階級情懷”。他脫口而出說,“真正偉大的主義是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這讓一路陪同的兩位幹部突然變得特別緊張。

後來,他因為工作關系頻繁來大陸,許多大陸的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