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欲借“入常”甩掉歷史包袱

1993年安理會改革工作組成立至今,還沒能就任何一個改革方案或設想達成一致意見,其原因就是各會員國在具體改革方案上存在嚴重分歧,沒有一個方案或設想能獲得足夠多數支持

今年是聯合國成立70周年,世界各國將在紀念這一重要歷史事件的同時,重提聯合國改革這一問題,這也將是今年聯合國峰會日程上的主要議題之一。

專家認為,聯合國成立70年來,國際力量對比和國際關係格局已發生重大變化,國際社會面臨許多新的挑戰和威脅,聯合國改革勢在必行。中國支持聯合國改革,但改革應是全方位的,不應簡單化為安理會改革或安理會“擴常”。

中國積極主張構建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合作共贏的新型國際關係體系,在安全、發展、人權三大領域均衡推進聯合國改革,維護和拓展發展中國家的正當權益。

G4借聯合國成立70周年發起新一輪“擴常”攻勢

聯合國是二戰勝利的產物。1945年6月25日,來自50個國家的代表在美國舊金山一致通過了《聯合國憲章》(以下簡稱《憲章》)。同年10月24日《憲章》生效,標誌著一個由主權國家組成的國際組織正式成立。

聯合國成立70年來,會員國個數從51個增至193個,其中三分之二的成員是發展中國家。安理會成員由11個增至15個,其中美、俄、中、英、法作為聯合國創始成員國,是安理會擁有否決權的5個常任理事國。

2003年,美國繞過安理會單方面發動伊拉克戰爭,安理會因此被批“功能不健全”,來自聯合國內部的改革呼聲越趨強烈。2005年,視“入常”為戰後夙願的日本聯合德國、印度、巴西組成“四國聯盟”(G4),借聯合國成立60周年之機發起了第一輪“擴常”攻勢,不過最終失敗。

在10年後的今天,從G4的新一輪“擴常”攻勢來看,各國表現也不盡相同。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國際戰略研究所所長陳須隆說,G4是安理會改革的“得勢方”,由兩類構架構成。一是以日德為代表的二戰後重新崛起的戰敗國中的發達國家,它們是國際關係中的“修約派”,急於通過“入常”而徹底甩掉歷史包袱,圖謀在國際體系中東山再起;二是以印度、巴西為代表的部分新興大國,它們是國際關係中的“激進派”,急於通過“入常”而獲取政治大國身份。“得勢方”的共同點是,傾向於採取激進的政策與做法,欲畢其功於一役。

沒有“擴常”方案得到足夠支持

儘管G4主導的“擴常”行動勢頭很猛,但國內外專家普遍認為,當前聯合國各會員國及主要集團在安理會改革問題上的訴求不盡相同,有的甚至嚴重對立。有些國家提出的“增常”方案遭到其他國家的強烈反對,表明其爭議很多,遠不夠成熟。1993年安理會改革工作組成立至今,還沒能就任何一個改革方案或設想達成一致意見,其原因就是各會員國在具體改革方案上存在嚴重分歧,沒有一個方案或設想能獲得足夠多數支持。而提出較大爭議的方案,將使安理會改革進程難上加難。

另一方面,聯合國改革除了受到會員國利益和力量對比變化的驅動外,也受到世界意識形態和思潮變化的影響,其分歧主要表現在:重主權,還是重幹預;是重人權,還是重發展;是傾向于一種集中式的強聯合國作用,還是傾向於一種“鬆散式的弱聯合國作用”。

不同力量和不同思想派別之間在向聯合國施加影響上進行競爭,包括會費大國、主要捐助國、非政府組織、私營部門等。跨國公司也在積極參與中。因此整個聯合國改革的討論過程,正如第69屆聯合國大會主席庫泰薩和在安理會改革及振興聯大問題方面的顧問穆金巴在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所說,安理會整個政府間談判一直充斥著各個集團、各個國家重申各自已知立場的發言。他們希望下一輪談判能夠取得進展,但並不指望能有什麼進展。

近年來,安理會在提高工作效率與擴大工作透明度等方面的改革取得了積極的成果,但安理會改革涉及安理會擴大、否決權、工作方法、地區代表性,以及安理會與聯大等機構的關係這五大核心問題。其中,僅安理會擴大問題就涉及擴大類型、擴大規模、席位分配、推選方式、任期長短等方面。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的是得到以會員國廣泛共識為基礎的“一攬子”解決方案。安理會的改革方案應該是一個全面並能兼顧各方利益的方案,而不是一個改革後造成的問題比解決的問題還要多的方案。

中方主張優先增加發展中國家發言權

聯合國是二戰勝利的產物,是當代國際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對聯合國改革的立場,也體現出對當代國際秩序的態度。在中國看來,安理會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應是優先增加發展中國家、特別是非洲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要讓作為聯合國主體的中小國家,有更多機會進入安理會參與決策,並增加其代表權,發揮更大作用,從而切實反映多極化進程不斷深入這一國際現實。

2014年9月,中國外長王毅在紐約聯合國總部會見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和第69屆聯合國大會主席庫泰薩時表示,聯合國需要改革,這種改革應是全方位的,在安全、發展、人權三大領域均衡推進,尤其是增強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正當權益。

王毅外長今年2月23日在聯合國回答記者提問時說,中國是當代國際秩序的參與者、維護者和改革者。這就是說,儘管美國繞過安理會發動伊拉克戰爭,嚴重影響了聯合國及其安理會權威,但是《聯合國憲章》仍然沒有過時,安理會的作用依然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重視,廣大會員國對聯合國的期望有增無減。

有關專家認為,當代國際秩序既未“崩塌”,亦非完美,但需要重塑。面對世界多極化和全球化的潮流,國際秩序也需要與時俱進。中國倡導的是改革完善,而不是另起爐灶。改革的方向是,推進國際關係民主化和法治化,維護占聯合國會員國絕大多數的發展中國家正當權益,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推動國際秩序朝著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發展。

消除霸權主義是改革最大難點

二戰後的70年中,世界經歷了美蘇兩霸爭奪、蘇聯解體、東西德統一,以及冷戰後出現的科索沃危機、巴爾幹衝突、烏克蘭危機等,國際政治秩序處於不斷變化過程中,聯合國也在不斷應對新矛盾新挑戰中改革前行。

專家認為,聯合國的積極意義和作用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第一,在維護世界和平中發揮重大作用。《聯合國憲章》確定了三項宗旨,分別是“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發展國際間友好關係”、“促進國際合作”,這為戰後各國處理國際關係制定了規則。

第二,安全領域創造性地推動世界和平與安全。冷戰結束後,安全概念發生變化,防止大國間戰爭轉向預防國家內部衝突。復旦大學聯合國研究中心主任張貴洪認為,聯合國最重要的創新就是維和行動,《聯合國憲章》中並沒有關於維和的條款,維和行動是聯合國在實踐中創造的,成為聯合國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一個重要機制。

第三,發展領域推動世界經濟發展。聯合國通過發展十年、千年發展目標、國際經濟新秩序、全球契約、可持續發展等舉措幫助落後國家發展,對促進世界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起到了積極作用。

第四,人權問題越來越受重視。2005年,聯合國設立“人權理事會”,把人權作為聯合國的三大支柱之一,提出“保護的責任”,創建“普遍定期審查機制”,以確保聯合國全部會員國履行人權義務和承諾的情況得到審查。70年來,聯合國及其專門機構和工作人員共11次獲頒諾貝爾和平獎。

儘管聯合國在處理國際事務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世界大戰得以避免,但局部戰爭和各類衝突從未間斷,聯合國描繪的美好藍圖仍未實現。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新華社聯合國分社前社長錢文榮認為,戰後國際社會實際存在兩種國際秩序:一種是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即大小國家一律平等,國家主權不能侵犯,內政不能干涉,不能任意使用武力,要和平解決世界問題。另一種是建立在強權政治、霸權主義基礎上,由大國操縱奉行單邊主義的國際秩序。兩種秩序的鬥爭至今存在,且越來越尖銳。

“聯合國由於沒有經費和軍隊等自身弱點和局限性,在許多問題上難以擺脫大國操縱的影響,因此消除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是聯合國改革的最大難點。”錢文榮說。

(王蔚、陽建、顧震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