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至7月8日，第39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簡稱“世界遺產大會”）在德國波恩舉行，大會因中日韓本年度申遺都各有所獲而備受輿論關注，中國土司遺址、韓國“百濟曆史遺跡地區”和日本“明治工業革命遺址”均入選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名錄。然而，本次日本申遺伴隨著諸多複雜的政治因素，引起了中韓對曆史傷痛的回憶，從而使問題的焦點超越了世界遺產大會發放的“大禮”。在日本申遺過程中，日韓外交糾葛貫穿始終且餘波未了，中韓與日本的不同曆史觀在“明治工業革命遺址”申遺問題上產生了激烈碰撞。

尋找理由、精工細作、外交努力

日本“明治工業革命遺址”，全稱為日本“明治時代的工業革命遺產•九州、山口及相關地區”，大體涵蓋日本1850年至1910年的工業革命遺址，遍及長崎、福岡、佐賀、熊本、鹿兒島、山口、岩手、靜岡等八縣，包括煤礦、造船廠、鋼鐵廠，如日本長崎縣軍艦島“端島碳坑”、三菱長崎造船廠等23處遺址。日本此次申遺之所以能夠成功，主要有以下幾方麵原因。

首先，尋找“適當的”申遺理由。5月4日，日本向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機構申遺，從日本方麵給這個項目最初擬定的名稱，即“九州、山口的近代化工業遺產群——非西洋世界的近代化先驅”中即可看出端倪，即使在其修訂後的申遺文本中，也直言不諱地強調日本是“非西歐地區最早的工業化國家”，因此申報這個項目具有“世界史意義”。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在2013年9月17日舉行的記者會上是這樣解釋申遺理由的：“（遺址）體現了日本成為製造業大國的曆史，並且涵蓋了岩手縣釜石市的遺產，若申請成功將對（3.11大地震）災後重建援助做出巨大貢獻。”由此可見，日本的申遺理由一是強調日本是非西方地區最早的工業化國家，二是追溯日本昔日的輝煌曆史，即曾為世界史上的“製造業大國”。此遺址的挖掘似乎要說明這段曆史留下的“光輝記憶”。

實際上，日本明治維新的背景是，1854年，美國東印度洋艦隊用武力敲開了日本閉鎖兩百多年的國門，隨後西方列強陸續湧入日本。日本通過各種資訊源獲知印度的殖民結局和中國在西方壓迫下日益衰敗的狀況，為免重蹈覆轍，在江戶幕府末年就開始了小規模的變革，期間一大批日本精英人士遊曆海外考察學習。1968年明治政府掌政後，意識到日本與西方的巨大差異，推出了“富國強兵”、“殖產興業”、“文明開化”的興國政策，民間則掀起一場旨在吸取西方近代思想和製度的啟蒙運動和自由民權運動，上下共同努力想把日本建成一個可媲美西方文明的近代強國。

其次，對申遺項目“精工細作”。具體而言，一是切割時間段，規避負麵因素。日本明治天皇於1867～1912年在位，日本此次申遺也是以這個時間段為依託，以規避殖民朝鮮半島、發動侵華戰爭的負麵曆史。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相關成員國支持韓國主張，認為遺產群在時間上是一個整體，建議日本“全麵陳述所有的曆史”。日本不得不放棄強硬態度，派遣部長級高官和特使赴多國遊說，並與韓國圍繞強征勞工是否表述、如何表述的問題進行談判。之後日韓共舉行了四次磋商，但由於日本態度消極，雙方始終未能達成協議。甚至到大會開始後，因雙方僵持不下，世界遺產大會臨時決定延後審議日本申遺項目，以給雙方至少24小時的時間來解決分歧。考慮到自己的世界遺產委員會成員國身份即將於2015年底到期，日本最終決定讓步。二是模糊內容，巧立名目。複旦大學徐靜波教授認為，日本明治維新的所謂“工業革命”，並非如英國那種原發性、創造性的產業革命，而是模仿、學習西方近代技術和模式，在其本土進行的一場有計劃、有步驟的“近代產業的培育和建設工程”。這次大規模的近代產業培植、營造和發展過程，最終使日本在19世紀後半期實現了向近代國家的轉型。日本的產業培育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種是先由政府籌集資本，建立各種官營企業，然後在1880年前後，又陸續出售給三井、三菱等財閥，實現民營化。另一種是由陸軍省和海軍省主導的軍工企業，這在明治中期以後更為突出，如1896年建造的八幡製鐵所，其冶煉的鋼鐵主要供應政府的軍需。這些與軍工相關的產業，使日本近代產業發展從一開始就被烙上了對外擴張的軍事色彩。因此，日本申遺項目隻強調遺址的“產業”性，難免以偏概全，不能真實反映曆史。

再次，進行多方外交遊說。為確保申遺成功，從5月8日起至7月前，日本分別向相關國家派遣了內閣府、外務省、文部科學省共七名副大臣和大臣政務官，其中內閣府副大臣平將明和外務副大臣城內實造訪了德國、波蘭、芬蘭、塞爾維亞、哥倫比亞、印度、越南等十國；外務副大臣中山泰秀訪問了牙買加；外務省大臣政務官薗浦健太郎出訪了卡塔爾、黎巴嫩、阿爾及利亞、菲律賓等國。這些遊說官員是以首相特使身份出訪的。另外，日韓於5月22日在東京舉行了相關政府間對話，日本要求韓國冷靜應對。

戰爭曆史不應回避

在日本正式申遺前後，中韓都表示堅決反對。反對的主要理由如下：

一是在那段曆史中，日本曾強征中國和朝鮮半島的勞工。韓方指認23處日方申遺設施中包括七處日本強征朝鮮半島勞工的設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近六萬朝鮮半島勞工被迫在這些廠礦內從事非人勞作，以致大量人員死亡，其中三菱長崎造船廠等曾強製中國、韓國等亞洲國家勞工從事重體力勞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5月14日也表示，中方反對把日方申報的相關工業遺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日本方麵的解釋是，強製亞洲勞工的曆史隻是整個產業革命曆史中的短暫時期，不應影響西方科技傳到日本的曆史。日本駐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大使佐藤地7月5日對世遺會表示，日本在部分工業革命設施中曾強征朝鮮勞工，他用了“forced to work”（強製勞動）的表述，日本政府把這一表述譯成“被迫勞動”，淡化其強製性含義。日本《每日新聞》則稱，韓國方麵原主張使用“forced labor”（強征勞工），後同意按日本的意向改成“forced to work”（強製勞動），但要求日本在說明中寫明部分設施曾徵用朝鮮勞工。日本擔心若使用“強征勞工”的表述，韓國會再提賠償要求。

二是在那段曆史中，日本曾進行戰爭掠奪。中國媒體集中關注甲午戰爭及日俄戰爭前後日本的所獲。1894～1895年間的中日甲午戰爭和1904～1905年間的日俄戰爭是明治維新的兩大關鍵節點。通過甲午戰爭，日本獲得清政府賠償軍費共計白銀2億3150萬兩，相當於清政府三年的財政收入。另外，日本還從中國掠奪了大量的船隻、兵器、機器、糧食，其價值約一億兩白銀。難怪當時日本內閣的高官興奮不已地說：“在這筆賠款以前，日本財政部門根本料想不到會有好幾億的日元，（日本政府當時每年）全部收入隻有8000萬日元。所以，一想到現在有3億5000萬日元滾滾而來，無論政府或私人都頓覺無比的富裕。”

三是在那段曆史中，日本曾使用掠奪資源。甲午戰爭後，日本從中國的賠款中拿出近2000萬日元作為創設資金，從德國引進全套設備和技術，建立了二戰前日本最大的國營鋼鐵廠——八幡製鐵所。日本政府曾明令該製鐵所主要生產炮架、軍艦材料、速射炮彈坯料等軍火器材。二戰期間，日軍大量採用八幡鋼材製造戰艦、坦克等重武器。據有關檔案記載，1905～1945年的40年間，日本侵略者從中國撫順共掠走近兩億噸的優質煤炭；1938年侵華日軍占領湖北大冶，七年間掠走420萬噸優質鐵礦。這些原料主要供應八幡。

四是有遺址曾是二戰期間日本軍火的主要生產基地及戰爭相關人物的故地。長崎造船廠的所謂“榮光”指的是其所造的重要艦船都成了甲午戰爭的戰艦及二戰期間的重要戰艦，如參與淞滬會戰、珍珠港戰役等的艦船都出自這裏。同時，“打包”的遺址中包含了日本與戰爭有關的關鍵人物的故地。如山口縣的鬆下村塾號稱“明治胎動之地”，甲午戰爭時日本運兵通信負責人、第一任朝鮮總督寺內正毅及二戰甲級戰犯岸信介（現首相安倍晉三的外祖父）等都來自這裏。

日本能否兌現承諾是關鍵

鑒於上述，日本近代產業設施並非如東大寺、金閣寺那樣是純文化遺址，它與日本近代史緊密相連，與日本近代的擴張曆程交織，折射了太多複雜的負麵因素。因此，如何正確、客觀、全麵地闡述曆史，對有關各方都是極大的考驗。

世界遺產大會有“負麵遺產”申遺的先例。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係統中，主要有三種保護遺產名錄係統，即世界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以保護檔案文獻為目的的世界記憶遺產。其中，最有影響力的莫過於世界遺產。截至2014年底，全球共有1007項世界遺產，既有故宮、金字塔、泰姬陵等巧奪天工的奇跡及溝通不同文明的絲綢之路等文明紐帶，同時也包括塞內加爾戈雷島——曆史上著名奴隸貿易中心這樣的“負麵遺產”。

“負麵遺產”數量極少，爭議卻很大。其中涉及二戰的有兩項：一是波蘭境內的納粹德國奧斯維辛集中營，是舉世公認的負麵遺產、二戰歐洲戰場的罪惡象徵；二是廣島原子彈爆炸遺址，該項目的英文直譯成中文是“廣島和平紀念碑”（1996年申報），日本人直呼為“原爆點”，宣傳原子彈爆炸的殘酷，渲染其國民的悲情。殊不知，廣島是日本發動曆次侵華戰爭的軍力集結和發兵之地。二戰期間，日本最重要的軍工企業三菱重工等都設址於此，使廣島最終成為日本的“軍都”。年複一年的紀念活動使廣島作為日本“軍都”的一麵被遺忘，作為“和平象徵”的一麵被凸顯，邪惡與正義似乎被混淆得麵目不清。

正視明治維新和日本近代擴張的曆史具有重要的意義。明治維新可分成前期與後期兩部分，前期是日本提出“維新”觀念的重要時期，日本國家政策轉向西方，全力學習西方文明的時代序幕拉開。日本沒有像印度那樣向西方俯首稱臣，沒有像中國那樣淪陷為半殖民地，而是啟用西方技術、進行產業更新，迅速提升了國家實力，這是具有積極意義的。但明治後期以武力擴張為引導，加緊掠奪周邊國家資源，這就使“維新”的負麵因素更加突出，也是日本徹底學習西方經驗的“負資產”。這種“負資產”一直延伸，使明治工業的基礎設施完全被用作二戰的生產基地，人物、地點、生產線都成為戰爭的服務者。由此來看，明治維新的後期影響使其早期發展成果成了戰爭動力源，這不僅成為日本人民的沉重曆史包袱，也給亞洲國家和人民帶來了無盡災難和沉痛記憶。

作為後人來說，應該汲取曆史中的有益養分，減弱曆史中負麵因素的影響，為國家興盛和地區繁榮貢獻智慧，這對日本乃至周邊國家都十分重要。近幾年，很多二戰時期的日本老兵留下了慘痛回憶錄，這些回憶錄成為一個個鮮活的罪孽懺悔錄。他們用餘生來懺悔、來贖罪，這無論從個人還是國家來說，都是有積極意義的；相對於那些否認曆史的人來說，他們的誠實是對自己、對子孫的真正救贖。而無數個個人的累積，就會成為國家的縮影。既然個人是以這種方式走出了生命曆程的陰影，那國家不也是一樣嗎？光明的前景來源於正確的選擇。

兌現承諾，才能造福子孫。日本在世界遺產大會上表示，“將採取相關措施，讓世人瞭解相關曆史事實”，並提出“正在考慮設置一個有關朝鮮勞工的資訊中心”。根據世界遺產委員會的決定，日本必須在2017年12月1日前提交報告，闡述“對每一處遺址完整曆史理解”的具體落實情況，並在2018年世界遺產委員會會議上接受審查。日本能否誠實兌現承諾，國際社會將密切關注。同時，世界遺產大會後，韓日圍繞“強征勞工”問題也不斷滋生摩擦，韓國對於日本申遺後馬上變臉，在“強製勞動”的措辭上玩文字遊戲極為不滿。日本對韓國則顯示出更多的強硬姿態，來反製韓國對其申遺的“攪局”。韓日關係的走向也為日本“明治工業革命遺址”申遺的後續發展帶來不確定的影響。

（方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