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際來看，伴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加速興起，新的生產方式、產業形態、商業模式和經濟增長點日漸形成，主要發達國家紛紛將創新提升至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層面，以圖維護本國傳統優勢地位，因此“新一輪綜合國際競爭已逐漸轉變為創新實力的競爭”。

顯然，未來一段時間，尤其是“十三五”期間，要實現國民經濟的成功轉型發展，確保我國在國際競爭格局中佔據有利地位，就必須堅定不移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最大程度激發創新活力。

“全面創新是以科技創新為核心，從系統的角度全方位、多層次地詮釋創新活動。”中國電子資訊產業發展研究院院長羅文認為，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是一項系統性複雜工程，創新活力的激發不能僅依賴狹義的科技創新，而是需要推進全面創新。之所以強調全面創新，既是根植於我國以往推動創新的經驗總結，更是著眼於時代背景變動對推動創新的新要求。

一是創新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現實需要。創新成果的產業化受市場環境、國際因素、人才機制、融資機制、轉化體系等因素影響。技術創新轉化為對經濟發展的推動力，需要體制機制改革、引入國際資源、發揮企業主體作用等全方面的改進。

二是提升我國自主創新能力的內在要求。影響我國自主創新能力提升的因素有：企業研發主體作用沒有發揮，基礎性、共性技術研發的體系不健全，部分關鍵技術國際市場的依賴度高等，需要統籌技術、制度、國際資源等方面，統一謀劃。

三是資訊化時代背景下創新模式呈現多元化。資訊化、全球化背景下，在生產和其他經濟運行過程中湧現了越來越多嶄新的生產方式、工藝、組織模式，創新有了更多樣化的表現形式。

現在，中央的精闢闡述與專家的分析都已清楚地表明，“十三五”期間，在具體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過程中，會著眼于創新鏈條的每一個環節，會推動科技創新、產業創新、企業創新、市場創新、產品創新、業態創新、管理創新等，這有利於加快形成以創新為主要引領和支撐的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使中國經濟進入一個新的良性發展週期。

把准一個薄弱環節：

農業現代化滯後

“把13億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實現“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的目標，離不開農業的現代化。在糧食產量連續增長超過十年之後，中國農業發展到了一個十字路口，過去主要依賴資源環境的農業增長模式已經走到極限。

5月27日，在浙江召開的華東7省市黨委主要負責同志座談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同步推進新型工業化、資訊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薄弱環節是農業現代化。要著眼於加快農業現代化步伐，在穩定糧食和重要農產品產量、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有效供給的同時，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加快農業技術創新步伐，走出一條集約、高效、安全、持續的現代農業發展道路。

針對“三農”問題的深層次矛盾，黨的十八大強調要“促進工業化、資訊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明確“城鄉發展一體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十八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明確了七個方面的農業改革措施，包括完善農村土地制度、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健全農業支持保護體系、加強農村金融保險支持、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積極推進農業對外開放等。

這些改革措施，著眼於夯實農業基礎、補上農業現代化這個短板，加快推進體制機制改革，從根本上破除制約“三農”發展的制度瓶頸，釋放農業發展潛力，形成更加健康、開放和可持續的農業格局。

農業專家認為，農業現代化是各種現代化的基礎，是國家安全的重中之重，沒有農業現代化，就沒有國家糧食安全，何談其他現代化。改革開放以來，雖然農業發展取得長足進步，農民收入持續較快增長，但當前我國現代化建設中最薄弱的環節仍然是農業現代化滯後，經濟社會體制中最突出的矛盾仍然是城鄉二元體制障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中最嚴重的制約仍然是城鄉發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過大。

補足短板，必須加快農業生產現代化的步伐。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韓俊談到，當前我國推進農業現代化面臨著兩大挑戰：一是我國的資源環境約束已經達到極限，化肥、農藥、塑膠薄膜過度使用等問題越來越嚴重；二是當前我國農產品價格已經逼近甚至超過國際農產品價格。

在此背景下，怎麼確保糧食安全？怎麼提高農業可持續健康發展的能力？怎麼確保未來我國農業的國際競爭力？這些都會是“十三五”規劃在加快農業現代化方面要回答的重要課題。

韓俊認為，解決上述農業發展問題的關鍵是，我國要開啟一個現代農業發展的新時代，摒棄過去靠資源、靠環境，追求量的發展模式，轉移到靠數量、品質和效益並重的軌道上。

具體來看，圍繞建設現代農業，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必須深入推進農業結構調整，強化農業科技創新驅動作用創新農產品流通方式，提升農產品品質和食品安全水準；圍繞促進農民增收，加大惠農政策力度；圍繞城鄉發展一體化，深入推進新農村建設；圍繞增添農村發展活力，全面深化農村改革。

把准一個繁重任務：

打贏扶貧攻堅戰

按照新的扶貧開發標準，全國還有7000多萬貧困人口。也就是說，在六年左右的時間裏，中國要實現年均減貧1000萬人以上。面對2015年的減貧目標，國務院副總理汪洋曾表示，“減貧目標繼續定在1000萬人以上，表面看數量沒有變，但由於減貧難度邊際遞增，完成任務需要付出更大努力。”

消除貧困、改善民生、實現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我們黨的重要使命。改革開放以來，經過全國範圍有計劃有組織的大規模開髮式扶貧，我國貧困人口大量減少，貧困地區面貌顯著變化，但扶貧開發工作依然面臨十分艱巨而繁重的任務，已進入啃硬骨頭、攻堅拔寨的衝刺期。

6月1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貴州召開部分省區市黨委主要負責同志座談會時，再次對扶貧開發工作作出重要部署。這也是繼5月27日在聽取7省市黨委主要負責人對“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意見和建議後，最高領導人時隔不到一個月，又一次強調扶貧開發的緊迫性。

直面扶貧攻堅艱巨任務，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採取超常舉措，拿出過硬辦法，按照精准扶貧、精准脫貧要求，用一套政策組合拳，確保在既定時間節點打贏扶貧開發攻堅戰。

形勢之緊迫，原因在於“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關鍵是貧困的老鄉能不能脫貧。”在中央高層的判斷裏，我國經濟總量不斷擴大，到2020年時全國完成主要經濟指標問題不大，但要全面完成扶貧脫困任務就很不容易。扶貧工作事關全局，做不好，不但貧困群眾不滿意，人們也會懷疑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真實性。

面對這一形勢，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副組長、辦公室主任劉永富曾指出，對新常態下的扶貧開發得有新的認識，要將扶貧開發作為補好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短板，維護全面建成小康目標真實性的重大問題，增強緊迫感、責任感、使命感。

對於下一階段的扶貧開發工作，受訪專家認為，要實現不讓困難地區和困難群眾掉隊，就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精神，牢牢把准扶貧攻堅這一繁重的任務，時不我待地抓好扶貧開發工作。

一要強化扶貧開發工作領導責任制，把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地)縣抓落實的管理體制，片為重點、工作到村、扶貧到戶的工作機制，黨政一把手負總責的扶貧開發工作責任制，真正落到實處。

二要把精准扶貧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只有做到扶持物件精准、專案安排精准、資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戶精准，做到對症下藥、精准滴灌、靶向治療，才能真正啃下扶貧硬骨頭。

三要形成扶貧的強大合力。要堅持專項扶貧、行業扶貧、社會扶貧等多方力量、多種舉措有機結合和互為支撐的“三位一體”大扶貧格局，健全東西部協作、黨政機關定點扶貧機制，廣泛調動社會各界參與扶貧開發積極性。

四要把扶貧開發同基層組織建設有機結合起來，鼓勵和選派思想好、作風正、能力強、願意為群眾服務的優秀年輕幹部、退伍軍人、高校畢業生到貧困村工作，真正把基層黨組織建設成帶領群眾脫貧致富的堅強戰鬥堡壘。

面對人類社會史無前例的減貧實踐，聯合國開發計畫署署長海倫•克拉克也感歎道，中國將她的人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從貧困中脫離了出來，“我們呼籲各國分享中國的減貧經驗。”

把准一個區域性難題：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

7月1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吉林省考察期間，聽取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和“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意見和建議時強調，無論從東北地區來看，還是從全國發展來看，實現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都具有重要意義。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已到了滾石上山、爬坡過坎的關鍵階段，國家要加大支援力度，東北地區要增強內生發展活力和動力，精准發力，扎實工作，加快老工業基地振興發展。

東北老工業基地曾是新中國工業的搖籃，為建成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為國家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作出了歷史性的重大貢獻。然而，由於體制性和結構性矛盾日趨顯現，經濟發展步伐相對仍較緩慢，這一地區與沿海發達地區的差距在擴大。

其中，表現最為突出的是：經濟總量仍呈下降趨勢、結構調整任務十分艱巨、深化國企改革戰略重組困難重重、裝備製造業持續發展面臨考驗、資源型城市持續發展缺少政策保障、就業民生和社會保障壓力大，諸多風險依然存在。

今年上半年，東北三省經濟增長繼續滑落，其中遼寧上半年GDP以2.6%的增速排名全國墊底，黑龍江以5.1%的增速排名倒數第三，吉林上半年GDP以6.1%的增速排名倒數第四，凸顯出當前東北經濟面臨著巨大的發展困難。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目前東北地區發展遇到新的困難和挑戰，這其中有全國“三期疊加”等共性方面的原因，也有東北地區產業結構、體制機制等個性方面的原因。

為此，他提出“四個著力”的要求，強調推動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須著力完善體制機制、著力推進結構調整、著力鼓勵創新創業、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堅決破除體制機制障礙，形成一個同市場完全對接、充滿內在活力的體制機制，是推動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的治本之策。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積極發現和培育市場，進一步簡政放權，優化營商環境，從放活市場中找辦法、找臺階、找出路。

習近平總書記具體分析說，東北地區工業結構比較單一，傳統產品占大頭、“原”字型大小“初”字型大小產品居多，這種狀況改變得越快越主動。結構優化要多策並舉，“加減乘除”一起做。要把裝備製造業做大做強，加快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大力發展服務業，改造提升傳統產業，擴大基礎設施建設，積極發展民營經濟。要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把推動發展的著力點更多放在創新上，發揮創新對拉動發展的乘數效應。要減少政府對市場的不合理干預和對市場主體的不合理管制。要加快發展現代化大農業，積極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使現代農業成為重要的產業支撐。

針對“十三五”期間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這個區域發展難題，他特別強調，不創新就要落後，創新慢了也要落後。要激發調動全社會的創新激情，持續發力，加快形成以創新為主要引領和支撐的經濟體系和發展模式。要積極營造有利於創新的政策環境和制度環境，對看准的、確需支持的，政府可以採取一些合理的、差別化的激勵政策。要改善金融服務，疏通金融進入實體經濟特別是中小企業、小微企業的管道。

他同時指出，抓民生也是抓發展。要在保障基本公共服務有效供給基礎上，積極引導群眾對居家服務、養老服務、健康服務、文體服務、休閒服務等方面的社會需求，支持相關服務行業加快發展，培育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使民生改善和經濟發展有效對接、相得益彰。

據瞭解，目前制定完善過程中的《全面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若干意見》會與“十三五”規劃目標相協調。這意味著東北老工業基地已經進入第二個十年振興階段的新出發點。

“振興東北是個複雜的系統工程。”國家發改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所長肖金成認為，“十三五”期間，東北地區要重振雄風，不能只靠大投資、大項目、大基建的堆積，“只有在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創新上實現大的轉變，歷史積累的影響長遠發展的結構性、體制性矛盾基本得以解決，東北老工業基地才能重振旗鼓。”

把准一個改革方向：

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中國社會經濟發展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關鍵是把准了改革方向。對“十三五”規劃而言，成不成功，關鍵同樣也在於是否把准改革方向。

5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考察期間，聽取對“十三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意見和建議時指出，“改革是培育和釋放市場主體活力、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的根本動力。要圍繞破解經濟社會發展突出問題的體制機制障礙，全面深化改革，增強改革意識，提高改革行動能力，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形成對外開放新體制，加快培育國際競爭新優勢。”

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施芝鴻說，全面深化改革，凝聚了我們全黨全社會思想共識和行動智慧，特別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深化改革的時間表、路線圖，描繪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藍圖、新願景、新目標，是對全黨全社會積極投身全面深化改革的一次總部署、總動員。

新一輪全面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中國長遠發展奠定更好的制度基礎。韓保江說，這也是“十三五”規劃貫徹全面深化改革戰略佈局的要旨。其中，重點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十三五”國家發展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常務副理事長鄭新立說，應當看到，雖然經過多年改革，在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方面取得了歷史性進步，但是，由於生產要素的市場化程度和市場發育程度都比較低，當前市場對資源配置的作用遠遠沒有發揮出來，降低了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益和效率。

他具體從表現突出的領域介紹說，由於社會體制改革滯後，對社會事業、公共服務領域形成遮罩，資金等生產要素難以進入，造成經濟和社會發展一條腿長、一條腿短，諸如交通擁堵、進養老院難、入幼稚園難、停車難等，都是由於社會資金進入難帶來的。

由於城鄉一體化改革滯後，形成城鄉之間的市場壁壘，阻礙了生產要素在城鄉之間的雙向自由流動，一方面是城市大量閒置的資金、技術、人才等要素難以進入農村市場；另一方面是農村大量資源由於不能市場化而難以吸引投入，農民猶如“捧著金碗要飯吃”，制約了農業的現代化和農村的發展，導致城鄉差距不斷拉大。

由於地區之間的行政分割，嚴重扭曲了生產要素在地區之間的配置，形成了城市與周邊地區發展水準的巨大落差。在城市內，人口和產業高度密集，土地、淡水等資源嚴重短缺，房價不斷攀升；而在臨近地區，經濟發展落後，投資嚴重不足，資源大量閒置，削弱了城市對周邊地區的輻射帶動作用。

由於生態文明體制改革滯後，阻礙了生產要素對生態環境的投入，直接導致大面積霧霾天氣和水資源嚴重污染。核心問題是沒有找到共用性公共產品的價值補償機制。如何儘快形成環保產業的投資激勵機制，吸引社會資金投入，使環保產業成為新的投資熱點和經濟增長點，亟待進行市場化改革。

由於文化體制改革滯後，文化產品的市場交換價值難以實現，制約了社會資金對文化產業的投入，使廣大人民文化創新的智慧和能力受到壓抑。只有通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在弘揚核心價值觀的前提下，引入市場觀念，強化商品意識，使文化產業投入能夠取得合理回報，我國文化繁榮的局面一定會早日到來。

鄭新立強調，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牛鼻子”，“十三五”規劃緊緊抓住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環節，就能帶動和影響各方面的改革，不斷取得改革的新進展、新成就。

就全面深化改革的策略方法上，韓保江認為，在任務繁重的“十三五”時期，既要把握好改革方案的方向和要點，還需要對一些矛盾問題多、攻堅難度大的改革內容，科學組織試點，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全面推廣，“這就特別需要堅持問題導向，抓實問題，開實藥方，提實舉措，才能使各項改革舉措落地生根。”

把准一個法治經濟的要義：把經濟社會發展納入法治化軌道

7月20日，針對“十三五”期間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必須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治體系，加快法治經濟和法治社會建設，把經濟社會發展納入法治化軌道。”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考察期間強調，“要加強對領導幹部的法治教育，對社會領域出現的各種問題，要善於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來解決。要樂見群眾用法、支持群眾用法，使人民群眾成為社會主義法治的忠實崇尚者、自覺遵守者、堅定捍衛者。”

在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薛瀾看來，習近平總書記之所以多次強調治國理政的法治思維，就在於中國社會發展和經濟發展一樣，正在步入新常態，突出表現為“社會利益分化、價值觀念多元、社會組織快速發展”。面對新常態的社會建設格局，傳統的社會管理方式失靈，法治社會和法治經濟已成為全面依法治國戰略的核心議題之一。

市場經濟的本質，是一種契約經濟，交易的平順，信用的扎實，“無形之手”的穩健，都離不開法治的規範和庇護。因此，市場與法治被稱為現代文明的兩大基石：經濟發展主要關注社會財富的生產，法治則保障財富的交易與分配。隨著現代市場經濟的發展，兩者又緊密融合、相互影響，使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然是法治經濟”已成為全社會共識。

然而，不能不承認，隨著經濟發展深入、市場主體多元、企業競爭激烈，因法治相對薄弱導致的各種弊端也頻頻發生，產權侵犯、商業賄賂、壟斷、不公平競爭，都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難以容忍。尤其在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後，更加需要大力加強法治建設，確保各項重大經濟改革在法治軌道上順利推進，以法治的力量為經濟提質增效、行穩致遠提供重要保障和動力。

正是基於這個背景，薛瀾認為，“十三五”期間，會加快法治經濟和法治社會建設，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框架下，進一步處理好政府、市場、社會的相對功能和定位，構建完善良性社會運行的基礎條件。這些條件包括基本法律體系、積極向上的社會價值體系、成熟的市場機制及有效的政府管制等。

“需要將建設法治市場經濟擺在突出位置。”“十三五”國家發展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遲福林說，“當前，中國正處於市場經濟發展的關鍵時期，經濟生活中各種矛盾問題凸顯，‘十三五’期間，我國經濟轉型發展處於歷史關鍵節點。加快推進法治市場經濟進程，完善市場經濟法治建設，釋放市場經濟的新紅利，不僅能為保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長奠定堅實基礎，而且將為走向公平可持續發展提供法律保障。”

比如，建設法治市場經濟，用法治劃清政府與市場的作用邊界，形成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法治規範；建設市場決定下的有為、有效、有力、有責的法治政府，實現政府職能法定化。與此同時，通過法治來保障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全面釋放市場活力、社會資本活力和創業創新活力，推動中國從中等收入國家邁入高收入國家。

山東大學經濟研究中心法經濟學研究所所長魏建認為，強化市場經濟的法治基礎，將為中國經濟帶來投資、消費、創新等方面的促進。如以法治倒逼壟斷行業改革，保障開放、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以法治更好地保障弱勢群體利益，實行嚴格的各類市場監管制度，釋放消費潛力；產權保護等方面的法治建設也將推動創新能力的提升。

針對“十三五”規劃，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莫紀宏提出，在行政審批、簡政放權之後，“十三五”期間，最重要的是加快以法治為主的市場監管。而在由行政為主的市場監管向法治為主的市場監管的轉型過程中，行政體制將作出重大改革，比如監管的權力，將相應分散到不同政府部門，監管主體的法律地位需要進一步明確。

展望未來，“全面依法治國”今後將與經濟新常態、社會新轉型結合在一起，為中國經濟轉型掃清障礙。只有把“有形之手”所有可能的行動，全部納入法治的框架，“無形之手”才能收放自如、創造活力，才能“逼出”一個清廉的政府、“逼出”一個更好的市場經濟。

把准一個對外開放的重點：培育國際競爭新優勢

“必須深化全方位對外開放，妥善應對外部環境變化，推動互利共贏、共同發展。”7月20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就研究制定“十三五”規劃的建議中，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六個必須”之一，就是深化全方位對外開放。

在此前3月底召開的博鼇亞洲論壇2015年年會上，他就向中外企業家代表表示，“中國將越來越開放，中國利用外資的政策不會變，對外商投資企業合法權益的保障不會變，為各國企業在華投資興業提供更好服務的方向不會變。”明確了中國將繼續堅持對外開放，世界各國及各國企業將獲得新的合作契機。

經過過去的30多年的對外開放發展，2014年中國GDP總量突破10萬億美元大關、外貿總額達到4.3萬億美元，傳統的外向型經濟模式“功德無量”。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經濟研究院院長桑百川說，傳統外向型經濟模式畢竟是一種有欠缺的開放型經濟模式。如今中國經濟已進入新常態，中國經濟的內部結構、需求和世界經濟形勢都在深刻變革，中國對外開放自然也就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十三五”時期，我國發展的環境、條件、任務、要求等都發生了新的變化。專家們認為，新的發展現實，要求中國更加積極主動地深化全方位對外開放，逐步形成完善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以對外開放的主動，謀求中國經濟發展更長遠的新“改革開放紅利期”，贏得中國經濟發展和國際競爭合作的主動。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博鼇亞洲論壇2013年年會上的主旨演講所闡述的世界發展大勢，“世界各國聯繫緊密、利益交融，要互通有無、優勢互補，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在謀求自身發展中促進各國共同發展，不斷擴大共同利益匯合點。”

這其中，習近平總書記向全世界宣導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兩大戰略，就是未來中國全方位深化對外開放的積極體現。桑百川認為，推進“一帶一路”不僅具有協調區域發展、促進可持續發展、實現共同富裕的經濟意義，而且具有維護社會穩定、促進民族團結和保障國家安全的政治意義，是“十三五”時期深化全方位對外開放的重中之重。

與此同時，今年中國推動自貿試驗區建設迎來一次集中爆發，上海自貿區試點推廣到了廣東、天津和福建，築起全方位對外開放新高地。自貿區建設可以爭取全球競爭新優勢。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副院長李光輝說：“更加主動地推進自貿區建設，積極參與重大貿易談判和全球貿易規則制定，提出于我有利的中國方案，是一項關係我國核心經貿利益的戰略選擇。”

“十三五”規劃應該考慮的我國推進對外開放的重點在哪里？在桑百川看來，創新外商投資管理體制，建立促進走出去戰略的新體制，優化對外開放區域佈局，加快實施“一帶一路”戰略，自貿區形成與國際投資貿易通行規則相銜接的制度創新體系，拓展國際經濟合作新空間等，都是大有可為的。

在專家們看來，即將到來的“十三五”時期，“一帶一路”和自貿區建設無疑會大放異彩。新時期的深化全方位對外開放，既能為實現中國夢創造有利國際環境，也能夠放大命運共同體的正面效應，讓周邊以及更多的國家搭上中國經濟發展的快車或便車，實現互利共贏，共同發展。

把准一個從嚴治黨要求：核心力量的組織重塑

2014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的江蘇講話，在“三個全面”基礎上，增加了“全面從嚴治黨”，使得新時期我國治國理政的總方略從“三個全面”發展為“四個全面”。專家們認為，歷史地看，這是對我們党的建設經驗的總結，凸顯了党的建設的重要性，需要我們認真學習和把握。

7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研究部署“十三五”規劃問題時又一次強調：“必須貫徹全面從嚴治黨要求，不斷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執政水準，確保我國發展航船沿著正確航道破浪前進。”

施芝鴻認為，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在從嚴治黨上進行了新的探索，提出了全面從嚴治黨的綱領性口號，這既契合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對加強党的領導和党的建設的迫切要求，也體現了我們黨在面臨長期、複雜、嚴峻的執政考驗、改革開放考驗、市場經濟考驗、外部環境考驗這“四大考驗”，面臨更加尖銳地擺在全黨面前的精神懈怠危險、能力不足危險、脫離群眾危險、消極腐敗危險這“四大危險”的高度清醒和自覺。

“堅持全面從嚴治黨，就是要‘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使我們党永遠立於不敗之地。”從這個背景講，施芝鴻認為，“全面從嚴治黨”的科學內涵主要有四個方面：

一是內容無死角。就是要覆蓋党的思想建設、組織建設、作風建設、反腐倡廉建設和制度建設各個領域。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要堅持思想建黨和制度治黨緊密結合，這是很有現實針對性的。現在，党的建設中一個比較明顯的問題是輕視思想政治工作，往往以為定了制度、有了規章，就萬事大吉了，有的甚至已經不會或不大習慣於做認真細緻的思想政治工作了，還有的甚至認為組織找自己談話是多此一舉。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對廣大黨員幹部既要靠教育，也要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剛，要同向發力、同時發力。

二是主體全覆蓋。就是要強化党的建設包括黨風廉政建設的主體責任，黨委(黨組)書記作為第一責任人，既要掛帥，又要出征，對重要工作親自部署、重大問題親自過問、重要環節親自協調、重要案件親自督辦，以上率下，層層傳導壓力，逐級落實責任。在鞏固省區市、中央和國家機關落實主體責任成果的基礎上，把責任落實到地市一級。

三是勁頭不鬆懈。做到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糾正“四風”沒有休止符，堅持查處腐敗問題零容忍的態度不變、猛藥去屙的決心不減、刮骨療毒的勇氣不懈、嚴厲懲處的尺度不松，讓那些想搞腐敗的人斷了念頭、搞了腐敗的人付出代價。

四是把守紀律、講規矩擺到更加重要位置。保持黨的團結統一，既要靠共同的理想信念、嚴密的組織體系、全黨同志的高度自覺，又要靠嚴明的紀律和規矩。紀律不嚴，規矩不彰，從嚴治党就無從談起。黨章等黨內規章制度，黨的紀律，國家法律，是全黨必須遵守的規矩；党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和工作慣例，也是十分重要的黨內規矩。人不以規矩則廢，黨不以規矩則亂。

“‘十三五’時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定性階段，在貫徹落實‘四個全面’的戰略佈局中，‘全面從嚴治黨’就是核心、是關鍵。”陳雨露說，“如果‘全面從嚴治黨’搞不好的話，那麼‘全面深化改革’就不可能成功，‘全面依法治國’就不可能實現，進而必然導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戰略目標受阻。”

“全面從嚴治黨是對國家治理核心力量的組織重塑。”他說，党作為中國發展的領導核心，在解決“四個全面”這一總的主要矛盾的時候，重要的是要把“領導核心”建設好、發展好、發揮好，“這是總抓手。”

（《瞭望》編輯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