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1世紀以來，國際格局持續調整，地區安全、反恐等國際安全問題反復升溫，中國對外關係更加密切、海外權益迅速增加。在此背景下，中國國家安全形勢面臨諸多新特點新趨勢。2014年，習近平主席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正式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概念，要求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並構建國家安全體系。如今，總體國家安全觀已經成為中國國家安全工作的基本指導思想。總體國家安全觀提出的背景，正如習近平在提出這一概念時所指出的那樣：“當前我國國家安全內涵和外延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豐富，時空領域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寬廣，內外因素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複雜。”

堅持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導維護國家安全，是中國發展面臨複雜國內外因素的必然要求。

複雜安全形勢需總體統籌

首先，在傳統安全領域，雖然暫無如世界大戰或“冷戰”那樣的安全威脅，但中國依然面臨現實的傳統安全壓力。中國不僅面臨國家統一問題，還與周邊國家之間存在領土主權、海洋權益等方面爭議。全球性大國增加在亞太地區的軍力部署，個別鄰國擴充軍備並大幅修改防務政策，這些都使加劇了中國的傳統安全風險。

其次，在非傳統安全領域，恐怖主義等非傳統安全風險迅速增加。在國際上，開始于本世紀初的反恐戰爭並未能消除恐怖主義威脅，反而造成從阿富汗到北非廣大地區的劇烈動盪，並滋生出“伊斯蘭國”等極富威脅的恐怖主義組織。2015年11月13日發生的巴黎恐怖襲擊案，更讓國際社會認識到，國際反恐事業仍然任重而道遠。在中國國內，“三股勢力”等恐怖主義威脅仍未完全消除，恐怖主義活動仍時有發生。這些都使得中國必須面對不同以往的非傳統安全威脅。

再者，在綜合安全領域，中國經濟社會的迅速發展，使得中國對外部世界依存加深，外部世界經濟波動等因素已經可能對中國國家安全構成現實影響。同時，中國國內的經濟、文化、科技、資訊等事業發展同樣面臨安全問題，一旦處理不好，均可能對國家安全造成重大威脅。例如，在經濟領域的能源安全、金融安全等方面，已有的國際案例充分說明，能源危機、金融動盪等對於國家的影響可能並不亞於一場衝突甚至局部戰爭。而在資訊安全領域，大規模、有組織的網路攻擊已經能夠造成國家關鍵基礎設施的癱瘓，並給人民生命財產造成重大損失。

針對上述局面，從高層部署看，必須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託，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在實踐中，總體國家安全觀要求既重視外部安全，又重視內部安全；既重視國土安全，又重視國民安全；既重視傳統安全，又重視非傳統安全；既重視自身安全，又重視共同安全。

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提出，標誌著中國開始以總體統籌的思路應對國家安全領域的各類問題。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金燦榮就此認為：“總體國家安全觀打通了國內安全與國際安全、傳統安全與非傳統安全的界限。”隨著中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成立與運行，隨著《國家安全法》等法律政策的具體制定，總體國家安全觀將逐步落實于中國國家安全工作之中。

破解挑戰需深層“藥方”

新時期國家安全面臨的問題錯綜複雜，各個領域相互交織，涉及深層體制、機制的問題較多，涉及深層利益劃分的問題較多。綜合應對上述安全風險，不僅需要頂層設計和總體統籌，還需要通過全面深化改革，解決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

比如，在非傳統安全領域，除了需要強力部門加強反恐工作之外，思想、文化與輿論工作同樣極為重要。在輿論方面，恐怖主義威脅的重要方式就是通過輿論造成的大眾傳播影響，輿論對於恐怖襲擊的報導，本身就可能成為恐怖襲擊效果的一部分。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副院長于鐵軍以美國為例指出，恐怖襲擊的特點是對普通民眾的無差別殺傷，其目的在於製造社會民眾的普遍恐慌，並試圖撕裂族群關係、製造族群矛盾，為恐怖主義的蔓延創造條件。在2001年“9•11”事件之後，美國人普遍感到更不安全，感到受到更嚴重的恐怖主義威脅。但實際上，在“9•11”之後，恐怖主義給美國民眾帶來的直接傷亡有限，美國的大部分反恐傷亡是在海外的阿富汗戰爭與伊拉克戰爭之中。從美國的情況來看，輿論工作與反恐工作如何協調、如何形成合力，有很多工作要做。

而在思想文化領域的深層，如何構建國家認同，對反恐鬥爭具有極強的意義。在恐怖主義試圖擴張勢力的目標人群中構建國家認同、文化認同，並普及現代社會理念，將根除恐怖主義的傳播土壤，具有對恐怖主義“釜底抽薪”的作用。

再如，要應對傳統安全問題，不僅需要加強國防建設，也需要國家及外事部門對於外交工作的規劃和落實。一方面，周邊外交的順利開展，中國與其他國家共同利益的大幅增加，建立地區安全架構等，都可能減少傳統安全風險；另一方面，推動構建新型大國關係，也同樣可能避免傳統安全領域的風險過快蓄積。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院院長王緝思認為，如果美國尊重中國的國內秩序，中國不從根本上挑戰現存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雙方各自著力解決國內問題，並實現“共同進化”（co-evolution），則兩國可以避免戰略對抗。同時，應當防止中美兩國出現“新型對抗”，即通過有形或無形的針對對方的國際聯盟、反聯盟、軍備競賽等方式進行對抗。

類似於此，在總體國家安全觀的各個具體領域中，幾乎每個領域都具有其綜合性、複雜性，都涉及多個“條塊”、諸多部門，都需要考慮深層次的矛盾與利益。這意味著，在落實總體國家安全觀的過程中，需要從國家安全的高度設計和推進相關領域的全面深化改革。

雖然其間工程浩繁，但換來的卻是國家的長治久安，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總之，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提出，既是中國發展的客觀需求，也是中國決策者對於國家安全指導思想的重要發展。面對新時代國家安全面臨的新挑戰，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導，中國必將能夠走出一條有中國特色的安全道路。

（劉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