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粗放型、數量型，靠低成本驅動的“舊常態”正在成為過去，而集約型、品質型，靠著創新驅動的“新常態”正在慢慢展開。

十八大以來，中國經濟進入了改革的攻堅期。這三年多，各項改革的穩步、有序推進，中國經濟逐漸進入了“新常態”。

2015年，中國經濟增速首次“破七”，但依然保持了6.9%的增速。對於如此龐大的經濟體而言，這依然可以看作“中高速”增長。更重要的是，這種基於改革因素推動的更穩定、更有品質的增長是“新常態”的題中之義。

這三年多來，經濟領域的改革成績有目共睹，改革“啃掉”了很多“難啃的硬骨頭”。在思想的層面，我們正在破除“唯GDP論”，突出了人民幸福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重要性。在宏觀的角度看，我們堅定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信心，服務業、高科技、先進製造業得以發展，增長變得更有品質；通過簡政放權，進一步釋放了市場活力，降低了企業的各項成本，推動了新一輪創業熱潮。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經濟改革的過程中，加強中央在金融資源掌握、國企管理領域的權威是完全必要的。唯有如此，才能夠破除既得利益集團、權勢小團體對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阻礙，推動市場真正在資源的配置中發揮“決定性作用”，為下一步改革打好基礎。

明確“供給側”改革大方向

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首次提出供給側改革。習近平指出：“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品質和效率。”

作為中國經濟轉型的現實需要，供給側改革已在中國各階層中形成了共識。甚至可以說，這是在經濟發展路徑方面，中國人又一次重大的“思想統一”。

供給側，是相對於需求側而言的。一直以來，拉動中國經濟有“三駕馬車“之說，它們分別是投資、出口和內需。簡而言之，它們都指向了對產能的購買和消化，所以它們被看作是需求側的。

“三駕馬車”拉動經濟的增長模式，顯然不可持續。作為“投資”這駕馬車的支柱，當前樓市庫存積壓嚴重，行業下行趨勢明顯，這駕“馬車”前行乏力。出口方面，歐美都在去杠杆，外部市場疲軟。而內需領域，考慮到多數中國人的實際消費能力和中國產能、產品結構不合理性，同樣不甚樂觀。

供給側到底是什麼？拿“馬桶蓋”來說，有人調查稱，日本馬桶蓋其實是中國工廠代工，只是貼了日本牌子。這說明中國產業部門的“供給”，無法滿足國內消費者的需求—國內品牌無法贏得消費者信任，加之國內商貿流通的成本也較高，所以導致國內品牌在性、價兩方面綜合來看，都遠不如“日本牌”的中國貨受歡迎。

除“低端”的馬桶蓋，高端產品同樣反映了中國供給側的大問題。一項統計資料顯示，目前，全球77%的手機是中國製造，這很讓我們“驕傲”，但其中只有不到3%的手機晶片是國產。在手機產業鏈上，晶片是成本最高的環節之一。但光是晶片一樣，我國每年進口需要消耗2000多億美元外匯，超過了石油，是第一大進口商品。

可以看出，無論是“低端”還是“高端”，我們都存在“供給不足”。在中國的很多產業部門，品牌和技術都嚴重缺乏，國民和企業的需求都無法得到滿足，這是很明顯的供給側問題，靠需求側的“三駕馬車”顯然是無法解決的。

在雷根政府時代的美國，經濟學家將“供給經濟學”簡化為一句話：供給自然創造需求。對中國而言，其實道理也是一樣的，只要產業部門有好的供給，比如優質的產品、前沿的技術，那麼一定能在國內找到需求，從而推動“供需”雙方的良性互動和整個經濟結構的改善。

結構性改革啟動有重點

大方向明確，具體措施也在有條不紊地推進。習近平指出，推進經濟結構性改革，要針對突出問題、抓住關鍵點。

習近平提到的4大關鍵點包括：要促進過剩產能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要降低成本，幫助企業保持競爭優勢；要化解房地產庫存，促進房地產業持續發展；要防範化解金融風險，加快形成融資功能完備、基礎制度扎實、市場監管有效、投資者權益得到充分保護的股票市場。

在去除過剩產能方面，中央的決心毋庸置疑。2015年10月，中央財辦主任劉鶴在廣東考察時提到，加快淘汰僵屍企業，有效化解產能過剩。目前，發改委等部委以及一些地方政府已出臺具體措施。在發改委的多項措施之中，將以鋼鐵、煤炭等行業為重點，中央設立專項資金，對地方和企業化解產能過剩進行獎補，這個獎補的資金主要用於人員的安置。

近年來，很多中小企業長期苦於融資成本上升。十八大以來，央行綜合運用了價格型和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通過降息、降准或者定向降准等方式，釋放流動性，降低企業綜合融資成本。實際上，近三年，央行降息的頻率超過了以往大多數時間，對改善中小微企業的融資現狀、降低其融資成本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互聯網金融的蓬勃發展既調動了群眾的創業熱情，也不斷改善了中小微企業的融資困境，拓寬了它們的融資管道。

在直接融資領域，改革步伐同樣不小，股票發行註冊制一直在穩步推進。作為其中關鍵性的一步，《證券法》在2015年進行了實施以來的第二次大修。修訂草案明確了註冊程式，取消股票發行審核委員會制度，規定公開發行股票並擬在證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由證券交易所負責對註冊檔的齊備性、一致性、可理解性進行審核。

金融體系是經濟的樞紐，金融體系的穩定也是改革成功的重要保障。在化解銀行風險方面，監管積極推進了銀行信貸資產的證券化工作。資產證券化的過程，本質上是把銀行的風險分散，同時也讓其他有著較高風險偏好的金融機構能獲取更高收益，反過來也促進了它們做大做強。最終，形成一個多層次的、職能完備的、有利於中小企業融資的金融體系。

在推動結構性改革的過程中，發揮市場主體的主動性、積極性，尤其是企業家的創業精神尤為重要，這就要求政府要“少管”。十八大以來，政府的簡政放權的幅度、頻率超過了以往。

原定5年內砍掉國務院各部門1/3行政審批的目標，兩年即告完成；2014年以來，國務院分5批取消272項職業資格許可和認定事項，總量減少近一半；2015年5月，“非行政許可審批”這一概念也徹底退出歷史舞臺；修訂政府核准的投資專案目錄，中央層面核准項目累計減少76%；工商登記實行“先照後證”，前置審批事項85%改為後置審批。一系列的簡政放權，對推動企業再投資、普通人創業起到了關鍵作用。

城市化提升人民幸福感

城鎮化是中國經濟發展不可忽略的重要一環，城市是產業的空間載體和人的居住場所，它的科學發展也關係到中國經濟發展的品質，以及人民群眾的幸福感。

2016年2月，習近平對深入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作出重要指示：要堅持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用的發展理念為引領，以人的城鎮化為核心，更加注重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更加注重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更加注重環境宜居和歷史文脈傳承，更加注重提升人民群眾獲得感和幸福感。

總書記的話無疑為下一步的城鎮化指明了方向。目前，發達國家城鎮化率平均在80%左右。此外，與我國人均收入水準相當的國家，其城鎮化率也在60%左右，可以看出，我國的城鎮化空間依然巨大。但是，新一輪的城鎮化或者說城市化，更應該汲取前期城市化的一些教訓。

城市的大規模崛起，讓中國也患上了“城市病”。但實際上，“城市病”的病根並不在於城市本身，而在於城市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異化，比如房地產對城市發展的“綁架”，讓城市化有服務於房地產的苗頭。城市交通設計的不合理，這背後的因素固然複雜，但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產業和居住的長期空間錯配。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些地方政府和地產商“合謀”的“造城運動”。

但這種局面將越來越有所改觀，在去年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上，高層對中國城市化的未來方向定了調。會議強調，將在“建設”與“管理”兩端著力，缺一不可，從而轉變城市發展方式，完善城市治理體系，解決城市病等突出問題。

根據中央的精神，簡化來說，未來城市發展的標準只有兩個：一是宜居，二是宜業。

目前，一些大城市最廣為詬病的問題是“堵車”，堵車的直接結果是增加了人口的通勤成本。路上花時間，看起來是小事，但損耗了勞動力的“可勞動時間”，而且也降低了個體的幸福感。這樣的城市，既不“宜居”，也不“宜業”。

另一種城市化模式—產城融合理念也在形成。產城融合，是新型城市化的典範。它指的是以城市為空間基礎，以產業為保障，驅動城市設施的更新和配套服務的完善，以達到產業、城市與人之間的和諧。

目前，隨著中國經濟結構的轉型，特別是IT、先進製造業的崛起，在深圳、上海等城市，已經有大批這樣的新型產融結合的城區在崛起。

這種未來趨勢，也體現到了中央城市工作會議的要求之中。會議要求，必須統籌空間、規模、產業三大結構，提高城市工作“全局性”。各城市要結合資源稟賦和區位優勢，明確主導產業和特色產業，強化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產業協作協同。

為下一步改革打好基礎

在這一輪經濟改革之中，不能不說國企改革。在上世紀，國企的改革是政企分離和“由大變小”。一是去除行政化，將國企從職能部委分離，實現政企分離。二是拆分國企，試圖推動同一行業，不同國企主體之間的內部競爭，從而提高企業的經營效率和技術實力。

但過去的一些歷史經驗表明，這種模式並未從根本上解決國企的激勵問題，反倒出現了部分國企的利益集團化。在國企反腐的大潮之中，一大批石油系統腐敗官員的集中落馬，已經說明了這個問題。另外，同一個行業，分散的國企在國際產業的競爭舞臺之上，有時會出現互相拆臺、惡性競爭的現象，這本質上是在損耗國民的財富。

因此，舊有的國企競爭格局和監管模式越來越不適應新的國際大企業競爭格局，亟需有所變革。

十八大以後，中國國企改革進入了新階段。其中，“由小變大”的改革模式尤其值得關注，南車和北車的合併，以及核電巨頭的整合，拉開了新一輪改革序幕。

在專家看來，這種整合可以帶來兩方面的好處。一方面，在當前的國際產業競爭格局下，解決內部低效競爭、外部惡性競爭的問題，既有利於中國產能和技術的輸出，更有利於中國大企業的技術創新。

另外，改革也客觀上加強了中央政府和監管部門對國企的監管，防止了國資的流失，破除國企可能存在的利益集團化現象。某種意義上講，這給下一步改革打好了基礎。

總體而言，這三年多以來，隨著各種結構性改革措施陸續出臺、落實，中國經濟結構有了改善，發展品質有了提高。

統計資料顯示，2015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增長6.9%，25年來首度低於7%。但是，6.9%的增速在國際上仍是一枝獨秀，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在25%以上。更重要的是，經濟結構明顯改善。2015年，中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50.5%，比上年提高2.4個百分點，高於第二產業10.0個百分點。

與此同時，國內需求結構也進一步改善，這是經濟發展品質提升的重要標誌。2015年，全年最終消費支出對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貢獻率為66.4%，比上年提高15.4個百分點。

在區域結構上，各地區協調性發展目標逐步實現。中、西部地區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上年分別增長7.6%和7.8%，分別快於東部地區0.9和1.1個百分點。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經濟粗放型、數量型，靠低成本驅動的“舊常態”正在成為過去，而集約型、品質型，靠著創新驅動的“新常態”正在逐步展開。

（譚保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