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貧富差距問題一直為社會所關注，不同的學者根據不同的測算方法和調查資料也有過不同的結論。包括最近的一些熱點話題，其實背後都可以看到貧富差距、資源分配不公的問題。

今天推薦清華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李強的一篇文章，談中國的貧富差距問題。這是他4月26日在深圳創新發展研究院的一次演講實錄的節選。

1.怎樣看待中國的社會分層現象？

階級、階層核心是公平問題。

我覺得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的30多年裡確實對公平有一個反思，過去有一個想法，你拿太多、不均等就是不公平，後來鄧小平認為你得看為什麼不均等。馬克思強調社會主義階段按勞分配，叫作多勞多得，其實多勞多得不是絕對平均主義，多勞多得是講多勞動的貢獻大的應該多拿，反過來少勞的少得，沒有貢獻的二流子不應該去拿。今天更發展為按生產要素分配。這樣如果僅僅講「均等化」不是解決公平的辦法。

現在我們碰到了兩個問題：一是均等，另一個是公正。我們共和國在毛主席的時候，強調的是均等不均等的事情，也就是儘量把資源配製得均等一點。應該承認當時那一代的領導人不容易，這麼大一個國家，要把這麼多的資源通過行政體系配製給每一個人真的不是一件容易事，那個時有一個城裡配的副食本，過年過節的時候拿副食本一個人能領一包花生米，不過年不過節沒有的。應該承認，在一個社會裡能夠組織這麼強大的分配真不多見，那時候沒有出現太多的腐敗，如果腐敗太多早把這套體系腐蝕掉了不可能配製下來。那個時候就是在物質極端匱乏的情況下解決一個均等問題，讓大家差不多，所以我們看基尼係數確實差異不是那麼大。

但那樣一種配製叫公正嗎?在那樣一種配製下出現最大的問題可能是一個社會沒有效益了。反正就等著，到時候給包花生米，房子就等著熬年頭。我們曾經用那樣的方法去做，但是發現沒有效率，跟經濟發達國家的差異非常大。

然而，北歐的體制很有意思，德國離北歐比較近，也有點偏這種體制，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係數非常低，但居然也還有效益，這個結果使得我們大吃一驚，我們認為那樣平均分配的話不就沒效益嗎?結果發現也有這種體制，分配得挺均等但也不是沒有效益，這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問題是這些國家沒有碰到像我們國家這樣一種城鄉差異、地域差異巨大的國情，歷史包袱很重，有13.7億人口，等等這樣的諸多困難。我印象中去芬蘭調研的時候，芬蘭只有300多萬人口，我還開玩笑說你們芬蘭有300多萬人，我們北京大概是2500多萬人，我所在的海淀區就有450萬。北京一個區的人口比你們整個芬蘭人口還要多。所以，人多是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如果我們把關口一封閉，僅深圳過深圳的日子也挺容易的。但是13.7億人口流動起來困難就大了。

世界上有四種體制：我們認為第一種最壞，既不均等也不公正，第二種是均等但是不公正，第三是公正但不均等，第四是既均等又公正。

第二種均等的實驗我們做過，我剛剛說了連包花生米都平分了，平常想吃花生米沒有，商店裡就沒有這個東西,生產出來很艱難，因為好幾億人，過年過節每個人拿副食本就能夠領到一小包花生米，這是均等的。但是那個時候為什麼大家不好好幹活呢?那時候有一個概念叫「幹多幹少一個樣，幹好幹壞一個樣。」從經濟學理性人的角度來分析，聰明的人就不幹了，既然所有人得到都一樣，拼命幹了半天最後什麼都沒有得到，就沒有激勵機制了。

看來，目前可能選的只能是第三種「公正但是不均等」，當然這個不均等的差距也不要拉得差異太大。

十八大報告使用的概念是「權力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應該說這是改革開放以後最大的理念進步，就是終於意識到了一個社會極其複雜，人們理念上都希望有一個特別公平公正的體制，但如果簡單地把結果拉平，實驗證明是不成功的。

2.我國社會分層現狀

我們現在是什麼樣的一種分層狀況呢？研究分層狀況有好多種研究方法，我這裏用的方法叫做「國際經濟地位指數（ISEI）」。根據人口普查的資料，給每個中國人地位打分，用ISEI方法打分，打完分之後得出每個人的得分值。

根據ISEI值，農民得了23分，29-31分是建築工人、製造業工人等，33-38分是技術工人等，40-45份是行銷人員等。

我採用2000和2010年兩次人口普查資料，作出了當時的社會結構圖形，分析顯示我國的社會結構，正在從「倒丁字型結構」向「土字型社會結構」轉變。這個過程中，有四個大的群體變化比較突出：

第一個是得23分的農民，他們在五普的時候是63.2備，到第六次人口普查減少了16.71%，可見中國最大的問題還是在農村，中國如果想實現現代化，農民的問題必須解決，否則進不了現代化。六普的時候，原來的農民去哪裡了？農民打工去了，打工部分數量特別大，現在一般的說法是2.6-2.7億農民工。

第二個是29-32分這部分變化很大，這部分是典型的體力勞動者。體力勞動群體很大的一部分實際上是農民來的，五普比例9.8%，六普比例13.58%，上升了3.78%。前面說農民減少了16.71%，為什麼這裡才上升3.78%呢？要理解，過去是市民曾經承擔一部分的體力勞動，但是後來國企改革及各種轉制以後，城市戶口的人基本上脫離體力勞動了，農村來的人就把這塊填充了。所以，農民加入城市體力勞動者的數量比3.78%要大，因為城市人口退出他們進入，這部分是替代的關係。

第三個特別值得關注，即操作型技術工人群體得分33-40分，五普是11.2%，六普只有9.8%，下降了1.4%。中國對於技術工人有極大的需求，為什麼技術勞動者比例不但沒有增加，反而下降呢？這是中國最大的問題了。實際上背後有一個大的社會結構問題，即農民工的未來前景。如果農民工永遠是農民工，永遠進入不了術工人群體的話，社會轉型就無法實現。

第四個群體也是變化非常大的，就是經營銷售的白領。當然白領裡面有很多其他的群體，但是此次人口普查中白領增加最快的就是經營銷售人員。這個群體在五普中只占2.9%，六普中居然占到了13.34%，增加了10.44必，是非體力勞動上升最快的群體。該群體對市場運營貢獻非常大。

3.中國社會結構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我們發現處於社會下層的居民仍然數量太大，主要是農民的問題沒有解決，這是最大的問題。如果不計算農村，只計算城市的話，中國城市確實是中產社會了。但中國後面很大的問題都是在農村這一塊。農村社會結構還是倒丁字型的。

當然，鄉村與鄉村之間也是不一樣的，沿海的鄉村，例如江浙那些都不錯。問題比較突出是內陸的鄉村，基本上都是勞動力、人才淨流出。鄉村沒有發展動力，沒有後勁。這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我們在改革中到底怎麼辦，我們到底怎麼處理這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大城市與小城市的巨大差異。太家意識到的「北上廣深現象」，就是少數巨型城市與多數城市的發展差距越來越大。小城市的衰落和大城市的繁榮形成很大的反差，這種反差在世界各國也不太多見。

中小城市以中小資本為主，適合於多數中國人的生活。其實，中國中小城市的人數並不少，中國的人口多，一般在統計上把50萬和50萬人口以下叫做小城市，將50萬至80萬，甚至50萬至100萬的叫做中等城市。

其實50萬至100萬之間的人口，在別的國家算是大城市水準了。50萬、80萬這樣的人口規模，足以形成有集約化效益的城市規模了，這樣的城市足以形成自我運行、自我消費的現代城市了。但是，為什麼在我們這裡資本流失、人才流失，難以形成現代職業結構呢？情況比較複雜的問題，可能有財稅的問題。中國的財稅體制，國稅拿大頭，這對於國家的財稅集中起來做大事有利。但是，國稅再分配的時候，各省分錢，基本上被省會城市、大城市拿去了，流到小城市的捐流效應，很難得到資金。這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大問題。

中國目前形成的地區發展的差異之大，全世界都很罕見。社會發展的不平衡，導致人口拼命往東部和東南遷移。這就是為什麼700萬人在深圳這裡打工，而且也不一定能在這裡待下去，因為只有在這個地方能夠掙到錢，資本聚集這個地方集中，其他地方很難找到資本。

第三個問題是城市中，戶籍居民與外來打工族有巨大差異。外來打工者的社會結構是下層比較突出。所以，對中國來說，戶籍問題還是一個社會地位流動的嚴重障礙。農民工、打工族是奮鬥心最強的社會群體，應該為他們創造上升管道，嚴格的戶籍障礙是不公正的。

這確實是個難題，政策真不好出臺。比如深圳，600-700萬外來打工者，社會保障、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覆蓋難度很大。北京更難，北京市有上千萬外來人口，北京戶籍人口大概是1,200萬，外來打工族、農民工大概有1,300萬。而且這1,300萬裡面有各種外來人口，有農民工，也有大學生，也有外來老板，但是就是沒有戶口。沒有戶口一開始還可以，但是一到孩子上學就碰到大問題了，尤其是高考，非戶籍人□的孩子必須回原戶籍地高考，迄今仍然是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

4.貧富差距問題要防止兩種極端

改革開放以前，按照1979年世界銀行報告，中國城市家庭人均收入基尼係數0.16，在全世界從來沒有遞過這種資料，沒有一個民族說能把他財富配製成這樣。

基尼係數是測量貧富差距的通用指標，1表示差異度最大不可能再大了，0表示絕對均等。迄今0.16的基尼係數全世界只有在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見過，在北歐都沒有見過這種資料。只要有市場競爭就會有差異性,怎麼會出現幾乎均等的情況，所以這是很特殊的。

改革開放以後，基尼係數1988年0.382，1994年0.434，1997年0.4577，到了新

世紀，多數研究型的資料都證明：不低於0.5的水準。北師大李實教授的資料，是0.5到0.55之間，這個資料非常高了，大家知道超過0.5的話是一個非常大的差異度了。前兩年，西南財大甘犁教授課題組，調查城鄉家庭人均收人基尼係數0.61,這是很高的貧富差距了。

根據世界銀行的資料，世界上基尼係數前10位的國家，大多集中在南美、非洲這些地方。就是我們前面說過的，既不均等又不公正的現象，過去也有說法叫「拉丁美洲陷阱」，中國的發展要避免「拉美陷阱」。拉美的特點是資源特別豐富，人口又不多，那麼好的條件早就應該發展起來了。怎麼發展不起來呢？所以它制度有問題，體制有問題。

拉美貧富差距非常大，而且政治不穩定，政權更替、貧富差距、社會動亂、社會矛盾很深，一些非洲國家也有這些問題。上述貧富差距很大的國家對我們是個提醒，這樣的貧富差距造成社會發展沒有動力，貧富集|團之間矛盾很深，市場交換難以進行，巨大的底層集團沒有購買能力，造成經濟停滯。人們也稱之為「中等收入陷阱」現象。

下面這些國家是基尼係數最低的國家久奧地利0.231，丹麥0.247，瑞典0.25，.挪威0.252，芬蘭0.256，德國0.281，這也是世界銀行資料。這些國家的貧富差距為什麼非常小呢?它們的基本特點叫做高稅收、高福利。這些國家均等化的高福利覆蓋，福利保障水準很高，即使沒有工作也能得到很好的福利。

與之相比較，美國的貧富差距就比較髙。從資料上看，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的基尼係數也路攀升的。事實告訴我們，像美國這種數億人口的大國，建立廣覆蓋的社會福利保障體制是比較難的。而美國才3億多人，中國大陸有13.7億。所以我們必須考慮到，中國未來的覆蓋全體國民的社會保障體制難度非常大，千萬不要想得太容易了。

最近有一種呼聲，以收入差距、貧富差距為藉口，否定改革開放，這種說法是錯誤的。一個國家的政策必須有持續性，千萬不要再翻餅了，一個國家受不了這麼翻餅，只有政策具有持續性國家才能進步。一個國家的進步是在已經取得成果的基礎上不斷累積從而實現的。如果每一次都否定以前的成果，再翻過來重新走，就是前功盡棄。我們的貧富差距比較大，確實是事實，但是，也要看到，發達經濟體在現代化發展過程中貧富差距的攀升也是普遍存在的現象。如果看中國最新的資料，從2013年到2016年，我國城’鄉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基尼係數，表現出有微小下降的現象，至於這種趨勢到底怎樣發展，還有待觀察。

總之，在貧富差距的問題上，我們要防止兩種極端：

一種極端是財富被少數人壟斷，造成極大的社會不公。收人、財富分佈的極大的不公會造成經濟迴圈的斷裂，造成惡性循環，這是引發社會動亂、造成中等收人陷阱的重要原因。這是我們必須警惕的。

第二種極端是民粹主義盛行。這也是很可怕的，這種危險性在最近這段時間凸顯了。尤其中國是一個長期有民粹主義傳統的國家，很容易被煽動。什麼叫民粹主義呢？就是一種絕對平均主義的、.極端平民主義的思潮。這對中國是有害的，要阻止這個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