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飆:將軍大使推動改變援阿政策

耿飆是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批駐外大使,也是著名的「將軍大使」。在新中國成立後,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阿爾巴尼亞和中國之間有過一段特殊的關係。但是這種特殊的關係卻建立在一種畸形的援助基礎之上。耿飆出任中國駐阿大使後,這種狀況才引起國內的重視並最終得以解決。毛澤東稱讚「耿飆敢說真話,反映真實情況,是個好大使」。

將軍大師出使阿爾巴尼亞

阿爾巴尼亞位於歐洲巴爾幹半島西部,西瀕亞得里亞海,面積28700平方公里。1944年11月29日全國解放,1946年1月11日,正式宣佈為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1949年11月23日與我國建立外交關係。建交後兩國、兩黨領導人有多次往來。阿爾巴尼亞的黨政領導人霍查、謝胡、巴盧庫等多次到我國參加有關會議和慶典、進行訪問等。周恩來總理先後于1963年、1965年和1966年三次率代表團訪問阿爾巴尼亞。

從1961年開始,阿爾巴尼亞同蘇聯的關係惡化,處於非常困難的境地。六十年代初,在國際共產主義大論戰中,由於阿爾巴尼亞勞動黨與中國共產黨處在「同一戰壕」,中阿兩黨、兩國人民之間的「革命友誼和戰鬥團結」得到了進一步增強。1966年10月25日,毛澤東主席簽署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致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第五次代表大會的賀電》高度讚頌了這一友誼。賀電中說:「英雄的人民的阿爾巴尼亞,成為歐洲一盞偉大的社會主義明燈。」「‘海記憶體知己,天涯若比鄰’。中阿兩國遠隔千山萬水,我們的心是連在一起的。」從此,「歐洲一盞偉大的社會主義明燈」即指阿爾巴尼亞,而「海記憶體知己,天涯若比鄰」即指中國與阿爾巴尼亞的友誼。在一系列國際鬥爭中,阿爾巴尼亞堅定地支援中國。中國1971年能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就是得到了以阿爾巴尼亞為首的23國的支持。

1969年4月,「文革」開始後被打倒的著名「將軍大使」耿飆,在中共「九大」上得以「解放」,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

耿飆是我軍一員著名戰將,長征途中任著名的紅一軍團第二師四團團長,和團政委楊成武一道,強渡烏江,奪取天險婁山關。1935年1月遵義會議後,作為紅一軍團第一師參謀長,耿飆率部參加四渡赤水、再克遵義、南渡烏江,從雲南境內巧渡金沙江等重要戰役戰鬥。1950年初,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十九兵團(即著名的楊羅耿兵團)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的耿飆,走上了外交工作崗位,先後擔任中國駐瑞典王國大使兼駐丹麥、芬蘭公使,駐巴基斯坦大使,外交部副部長,駐緬甸大使等職,成為著名的「將軍大使」。

1969年5月6日,中共「九大」閉幕後不久,周恩來總理專門找耿飆談話。周恩來告訴耿飆,中央決定派他去擔任駐阿爾巴尼亞大使。過幾天,中央還要派黃鎮去法國複任大使。周恩來強調說,派中央委員去任大使,表明我國對發展中阿、中法關係的重視。周恩來還告訴耿飆,中國和阿爾巴尼亞關係很好,阿爾巴尼亞是當前我國外交的重點國家之一。鑒於耿飆是中共「九大」後派出的第一個大使,周恩來希望耿飆儘快赴任。

為了更好地執行中央的對阿政策,耿飆請周總理對駐阿爾巴尼亞使館的工作方針作指示。周恩來把中央對阿方針歸納為十六個字:「加強團結,友好合作,增進友誼,並肩作戰。」周恩來強調指出:「加強中阿兩國的團結合作,對整個外交工作的開展有著重要意義。」重任在肩,耿飆感到如履薄冰,將周總理上述指示牢牢默記在心。

1969年5月16日,中國新任駐阿爾巴尼亞大使耿飆抵達阿國首都地拉那。阿爾巴尼亞外交部副部長馬利列到機場迎接。對於馬利列,耿飆並不陌生。在耿飆擔任外交部副部長期間,馬利列曾任阿爾巴尼亞駐華大使,彼此很熟悉。馬利列對耿飆的到來表示熱烈歡迎。耿飆是中共「九大」後派出的第一個大使,阿爾巴尼亞政府對此很重視,對耿飆破格接待。

援阿物資浪費嚴重引起了耿飆的憂慮

在到阿爾巴尼亞工作以後,耿飆除了發現阿國對於中國調整對美關係表示不理解外,還逐漸發現了一些令他擔憂的問題,尤其是中國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問題。新中國成立伊始,中國援助抗擊法國殖民者的越南,後來又援助東歐的阿爾巴尼亞。

與西方的援助不同,中國對外援助時自己的經濟情況非常困難。1954年以來,中國政府給阿爾巴尼亞的經濟、軍事援助將近90億元人民幣。阿爾巴尼亞全國總人口才200萬,平均每人達4000多元。對於阿爾巴尼亞這樣的小國來說,這已經是一個相當可觀的數字了。中國援助阿爾巴尼亞的化肥廠,年產20萬噸,平均一公頃地可達400公斤,遠遠超過中國農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數量。在阿爾巴尼亞方領導人看來,向中國伸手要援助,似乎是順理成章的事情。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霍查曾經坦言:「你們有的,我們也要有。我們向你們要求幫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幫助一樣。」阿爾巴尼亞另一位領導人、部長會議主席謝胡甚至說:「我們不向你們要,向誰要呢?」1962年,阿爾巴尼亞副外長馬利列到中國要求糧食援助。馬利列開始找到外貿部部長李強,沒有結果。後來馬利列直接找到國家主席劉少奇,使這一問題得以解決。

當年,中國因為缺糧從加拿大進口了大批小麥。幾艘載滿加拿大小麥的中國輪船正在大西洋駛往中國。接到中央的命令後,這幾搜輪船立即改變航向,調頭駛向阿國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麥。伍修權曾心痛地說:「中國人慷慨呀!這時,中國的饑荒還沒有結束,正是中國百姓大批餓死的時候!」據說,外交部的工作人員一見阿爾巴尼亞的代表團要來,就心裏發毛。

1969年,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訪問阿爾巴尼亞時,曾當面質問謝胡:「你拿我們那麼多東西打算什麼時候還?」謝胡竟然回答說:「根本沒有考慮過還的問題。」當謝胡陪同李先念訪問阿中南部費裏區時,他的談話幾乎句句不離要求中國援助,說阿爾巴尼亞需要有自己的「鞍鋼」,還需要有像樣的機械工業,還要中國援助開發海上油田。謝胡還說:「在下一個五年計劃裏,將完全用中國的設備和材料。」李先念當即表示:「你們計畫你們的需要,我們考慮我們的可能。」

經過在阿爾巴尼亞一些地區實地調查,耿飆深感憂慮,因為阿爾巴尼亞在經濟建設方面,求大求全,戰線拉得過長,非生產項目搞得過多。1969年,阿方非生產建設專案的投資就占國家總投資的24%,造成勞動力嚴重缺乏。根據阿方自己的計算,在第五個五年計劃中,僅按1968年11月20日中阿簽訂的協定,中國援阿新項目的建築和投產就需要增加4.6萬名技術工人和普通工人,約等於阿國當時產業工人的38.3%。

另外,在阿爾巴尼亞,還存在一種向歐洲發達國家生活水準看齊的思想,他們不考慮自己的實際情況。阿方在向中國提出援建電視臺時說,計畫在阿全國實現電燈照明後,做到每個農業社都有電視。當時的中國,連北京、上海這樣的大城市,黑白電視機還很少見。阿方領導人存在上述不切實際的想法,他們向中國提出了不少極不合理的援助要求。例如,中國幫助阿方建立了紡織廠,但阿方沒有棉花,中國還要用外匯買進棉花給他們。阿方製造出了服裝,卻硬要賣給中國,倒過來賺中國的錢。

還有一件事對耿飆觸動很大。有一次,阿爾巴尼亞副總理查爾查尼向耿飆提出,要中國幫助更換阿國某化肥廠的主要設備。該化肥廠是中國援建的,本應使用中國生產的機器設備,但阿方不要中國的機器,指定要用義大利的,中方只好用外匯從義大利買來機器安裝上。現在這台機器壞了,查爾查尼還要我們從義大利買機器來更換。耿飆當即拒絕了這個不合理要求。

在援助物資的使用上,阿方浪費極其嚴重。耿飆通過實地調查看到,阿爾巴尼亞馬路邊的電線杆,都是用中國援助的優質鋼管做的。他們還把中國援助的水泥、鋼材用來到處修建烈士紀念碑,在全國共修建了1萬多個。中國援助的化肥,被毫不愛惜、雜亂無章地堆放在地裏,聽任風吹雨打而無人過問,耿飆對此感到非常痛心。

敢說阿爾巴尼亞的「壞話」

耿飆憂心忡忡,他認為,我國對友好國家進行援助是符合國際主義原則的,但必須注意兩點:一是要按照我國的能力,量力而行;二是要根據對方的實際需要和運用援助的能力。像現在對阿爾巴尼亞這樣「有求必允」的援助辦法,對於中國來說就是把錢物倒進一個無底洞,加重了我國的經濟困難。對阿方來說,慣成了依賴別人、處處向別人伸手的懶惰習慣,不利於他們自力更生發展經濟。

耿飆打算把這種情況向國內作一彙報,但是又存在種種顧慮。當時國內極「左」思潮氾濫的情況下,說「歐洲社會主義明燈」的「壞話」無疑會帶來極大的風險,會給江青等人以口實。但一個共產黨員、革命幹部和特命全權大使的政治責任感,終於讓耿飆撇開個人得失,給當時外交部主管歐洲事務的副部長喬冠華寫了一封長信。

在信中,耿飆詳細反映了上述情況,並提出了自己的意見。耿飆在回憶錄中寫道,中國對阿爾巴尼亞援助是主客觀不一致,即主觀願望是好的,是為了幫助阿搞好經濟建設,但客觀效果並不好,不但沒有使他們的經濟得到發展,反而助長了他們的驕傲、懶惰和依賴思想。鑒於此,耿飆提出國內在援助阿爾巴尼亞的規模、內容和方法,均須重新考慮,通盤修改的建議。

喬冠華看信後,對耿飆如實反映情況表示讚賞,對耿飆提的意見也表示贊同。但在當時情況下,喬冠華對此事也無能為力,只是將耿飆的信轉報中央。後來耿飆回國後遇到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他對耿飆說:「耿飆,你膽子真不小,敢說阿爾巴尼亞的‘壞話’!你是第一個提出這種意見的人。我對這件事也有意見,但一直沒有說話的機會。」

周恩來後來和耿飆談話時,也提起耿飆寫信的事。他告訴耿飆,毛主席看了耿飆的信後說:「耿飆敢說真話,反映真實情況,是個好大使。」

畸形援阿關係的結束

耿飆所提關於改變援助阿爾巴尼亞政策的意見,後來中央終於實施。當然,這一政策的最終實施,和中阿關係的決裂有著直接的關係。引起中阿關係惡化的國際因素,是阿方對於中美關係的改善持偏見立場所致。

1971年7月,美國總統特使基辛格秘密來華。當月16日,中美兩國同時宣佈尼克森總統將于1972年訪華。考慮到兄弟國家對此可能產生誤解,所以周恩來總理除了向其他兄弟國家的領導人通報有關情況、作解釋外,很快就約見了阿爾巴尼亞駐華大使羅博,說明這是中美之間的「談判升級」,是美國「找上門來的」。特別強調中國「反對帝國主義的基本原則不動搖」,不會拿原則作交易。

羅博大使回國彙報後,返回北京時向周總理遞交了霍查簽署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寫給毛澤東主席的信。信中對中國調整對美國政策表示強烈不滿,認為中國的決定「突然」,指責中國沒有同阿爾巴尼亞「預先磋商」。信中說:「你們要在北京接待尼克森的決定是不正確的、不受歡迎的,我們不贊成、不支持你們這一決定。」信件詳細闡明了阿勞動黨反對的理由。認為中國的做法「在原則上和策略上都是錯誤的」。中阿之間出現了重大的政治分歧。

對於毛澤東主席1974年提出「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阿爾巴尼亞領導人也堅決反對,認為三個世界理論是宣揚和推行種族主義,是「反革命和沙文主義的理論」,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機會主義的變種」。阿對中國發展同羅馬尼亞的往來,以及改善同南斯拉夫的關係和邀請鐵托訪華,也表示極其不滿,對中國進行攻擊。這些使已出現嚴重政治分歧的中阿關係更是雪上加霜。

1974年10月,阿爾巴尼亞領導人謝胡寫信給周恩來,提出在阿爾巴尼亞實施第六個五年計劃期間,要求中國提供約50億人民幣的經濟援助。中國政府對此持謹慎態度,認為阿方要求援助的數量過大,中國感到力不從心,也不利於阿爾巴尼亞自力更生地發展國民經濟,決定少給一些援助,只給10億元的貸款。阿方對此很不滿意。1976年11月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以後,阿領導人霍查等人公開攻擊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歪曲和攻擊毛澤東主席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嚴重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即使這樣,中國政府還是以中阿人民的友誼為重,繼續向阿提供援助。1977年至1978年7月以前,中國向阿爾巴尼亞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物資近30萬噸,幫助阿方建成和基本建成10個項目等。

阿領導人在政治上加劇反華,背棄雙方簽訂的中國援助阿爾巴尼亞的協定,誣衊和陷害中國專家,有計劃、有步驟地破壞兩國經濟和軍事合作,使中國的援助工作無法進行下去。鄧小平複出後,在外交領域作出的第一個重大決策,就是果斷地結束中阿關係的畸形狀態。1978年7月7日,中國外交部照會阿爾巴尼亞駐華使館,告知中國被迫停止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並接回中國專家。

中國援阿專家和技術人員,奉命于7月21日全部回北京。在中國學習的阿爾巴尼亞學生和實習生,也分別於7月13日和7月20日回國。這樣,長達20餘年之久的畸形的中阿援助關係,終於劃上了一個並不圓滿的句號。

(何立波/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