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行談判，打破僵局

從1949年到1959年，是中蘇關係的「親熱」期。當時，蘇聯需要中國作為它在東方的主要屏障以及與美國打交道時手中一張重要的牌；中國則需要蘇聯作為自己抵禦西方的主要依託以及貸款、經援和軍援的主要來源。1958年以後，接連發生的「長波電臺」、「聯合艦隊」和「炮打金門」等事件，中蘇兩黨之間，特別是毛澤東與赫魯雪夫之間出現了裂痕。

1960年到1968年，是中蘇關係的「冷戰」時期。中共發表了「九評」，蘇共則公佈了「國際共運總路線」，雙方互相「口誅筆伐」，批判的火力異常猛烈。

1969年到1978年，是中蘇關係的「熱戰」時期。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雙方在邊境地區劍拔弩張，1969年還在東段的珍寶島和西段的鐵列克提接連發生了不小的武裝衝突。中蘇間人員往來中斷，雙邊的業務交往也只限於一點貿易及每週各開一個航班和一趟列車。對此有人評稱：「在中蘇關係的‘黑隧道’裏，既見不到光點，更看不到盡頭。」

從1979年到1989年，是中蘇關係的回暖期。此時，蘇聯開始調整對外政策，逐步緩和對華關係。然而中蘇關係正常化的道路不可能是平坦的，這就需要有一位元高人站出來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值得慶倖的是，鄧小平同志恰在這個時候站了出來，他抓住時機，對蘇聯採取了一系列重大行動。

1979年4月3日，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一項決定：《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於1980年2月14日期滿後不再延長。同時重申，要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與蘇聯「保持和發展正常的國家關係」，並建議兩國政府特使（副外長級）就改善兩國關係一事舉行談判。對此，蘇方也給予了積極的回應。

談判於1979年9月25日至12月3日在莫斯科舉行。在長達70天的談判中，中方根據小平同志的指示，始終要求蘇方採取切實措施，消除從北、西、南3個方向對中國的威脅。蘇方則只泛泛地談論了一些兩國關係的一般性原則以及發展雙邊關係的一些具體交往。談判雖無果而終，但在雙方長期中斷往來的情況下，兩國政府特使能坐下來舉行政治談判，這本身蘊涵的重大的政治意義，就不可等閒觀之。

召開新聞發佈會回應「勃氏絕唱」

中蘇關係的轉機出現在1982年3月24日。蘇聯最高領導人勃列日涅夫特意選擇在離中國不遠的塔什干公開發表講話，向中方發出了改善關係的重要信號。他在講話中雖然對中國進行了攻擊，但又明確表示：他們從未否認過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完全承認中國對臺灣的主權，反對「兩個中國」；同時準備就改善中蘇關係問題與中方舉行談判。由於勃列日涅夫在這次講話230天之後就去世了，因此這個講話被稱為了「勃氏絕唱」。

小平同志馬上注意到勃列日涅夫講話所傳遞的資訊。他馬上打電話到外交部，指示立即對這一講話作出反應。

1982年3月26日，外交部首位新聞發言人，錢其琛發佈了一個只有三句話的簡短聲明：「我們注意到了3月24日蘇聯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發表的關於中蘇關係的講話。我們堅決拒絕講話中對中國的攻擊。在中蘇兩國關係和國際事務中，我們重視的是蘇聯的實際行動。」聲明念完後，沒有提問，也不回答問題。這次的發佈會就這麼結束了。

這簡短的聲明，第二天發表在《人民日報》頭版的中間位置，表明消息雖短但很重要。聲明在國際上立即引起了廣泛注意，西方五大通訊社和其他一些媒體紛紛報導，並發表評論。有外電指出，這一謹慎而含蓄的聲明，預示著對抗了20多年的中蘇關係，有可能發生變化，並使世界局勢為之改觀。

4月16日，小平同志又請當時在中國訪問的羅馬尼亞領導人齊奧塞斯庫給勃列日涅夫捎口信，提出蘇方應先做一兩件事看看。他還強調說：「從柬埔寨、阿富汗事情上做起可以，從中蘇邊界或蒙古撤軍也可以。」

這一年夏天，小平同志還請陳雲、李先念等中央領導同志到家裏進一步商討對策。他提出：要採取一個大的行動，向蘇方傳遞資訊，爭取中蘇關係能有一個大的改善。但是這種改善必須是有原則的，條件是蘇方應首先做點事才行。他所說的「做點事」就是「三個撤軍」。幾位中央領導同志一致贊成小平同志的意見。隨後，小平同志又提出：為了不引起外界的無端猜測，可以派外交部主管司司長以「視察使館工作」的名義，前往莫斯科向蘇方傳遞資訊。

8月10日，蘇歐司司長于洪亮啟程赴莫斯科。啟程前，外交部根據小平同志指示起草了一份說帖。

在說帖中，中方指出，中蘇兩國關係不正常狀況已經存在多年，中蘇兩國人民都不願意看到這種狀況繼續存在下去。現在是為改善中蘇關係做一些事情的時候了。當然，問題不可能在一個早上就解決，但中方認為，只要中蘇雙方都有改善關係的誠意，完全可以通過協商，逐步實現公正合理解決的目標。

當年秋天，中蘇雙方就關係正常化問題在北京舉行了副外長級的磋商。

利用「葬禮外交」推動兩國關係改善

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因病突然去世。小平同志當機立斷，決定派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黃華作為中國政府的特使赴莫斯科參加弔唁活動。

14日清早，中國駐蘇使館收到了黃華離京前在首都機場發表的書面講話稿。這篇講話稿是出自曾多次為毛澤東和鄧小平撰稿的胡喬木之手。胡喬木按照小平同志口授的內容，很快就把講話稿草擬了出來。

這篇講話稿只有七八百字，看後讓人感到吃驚：勃列日涅夫這個昔日被中方批判為「蘇修頭目」、「新沙皇」的領導人，如今卻得到了相當正面的評價，被稱為「蘇聯卓越的國務活動家」，說他的逝世「是蘇聯國家和人民的重大損失」。講話中還指出他逝世前不久，「曾在多次講話中表示將致力於改善中蘇關係」，中方對這些講話表示「讚賞」。

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提法，與錢其琛8個月前在新聞發佈會上所講的內容相比，又前進了一大步。這是小平同志的一個「大手筆」。

11月14日中午，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黃華飛抵莫斯科。這是中國領導人將近20年來首次踏上蘇聯的國土。在中蘇間人員往來長期斷絕的情況下，此舉在國際上立即引起了廣泛關注，被稱為「鄧小平對蘇共新領導發動的一次『葬禮外交』」。

黃華在莫斯科逗留了3天半時間，受到超規格的禮遇。他與蘇共中央新任總書記安德羅波夫進行了友好交談，還遵照小平同志的指示，主動約見了蘇聯外長葛羅米柯。這是20多年來兩國外長的首次會見。小平同志發動的這場「葬禮外交」，對中蘇關係的改善起到了重大推動作用，表明兩國之間的「政治氣候」從「烏雲密佈」開始轉「陰」再轉「晴」。

消除「三大障礙」推動兩國關係正常化

從1982年10月起，談判班子的幾個工作人員跟隨錢其琛副外長在北京、莫斯科兩地穿梭，就中蘇關係正常化問題與蘇方進行政治磋商。

1985年3月，年僅54歲的戈巴契夫接任蘇共中央總書記一職。

1986年夏天，戈巴契夫的一番講話，成為中蘇關係正常化進程中的一個重要的轉捩點，也為邊界談判的重新啟動打開了大門。1986年7月28日，戈巴契夫特意跑到遠東符拉迪沃斯托克發表講話，說蘇聯願意同中國研討降低邊境地區的軍事力量水準問題，正式宣佈蘇聯將從阿富汗撤軍，稱正在討論蘇軍撤出蒙古的問題，還表示同意以主航道中心線劃分兩國界江的原則。這年9月，鄧小平在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記者邁克•華萊士的採訪時指出：「戈巴契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講話有點新東西，但他的步子邁得並不大。蘇聯對中國政策究竟怎麼樣，我們還要繼續觀察……如果戈巴契夫在消除中蘇間三大障礙問題上走出了扎扎實實的一步，我本人願意同他見面……

根據小平同志的指示，中方於1987年2月與蘇方恢復了中斷多年的邊界談判。邊界談判與政治磋商同時進行，二者相輔相成，都是中蘇關係正常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方的談判一直是在小平同志的關懷和指導下進行的。雙方都總結吸取了經驗教訓，本著實事求是、互諒互讓的精神，平心靜氣地具體討論邊界線走向問題。在談判一開始，蘇方就爽快地贊同中方提出的劃界主張。緊接著，蘇方又同意中方的建議，成立一個聯合劃界專家工作組，在地圖上一公里一公里地劃定邊界線走向。

小平同志在中蘇關係正常化方面表現出了非凡的智慧，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有人曾把中蘇關係正常化的進程比作鄧小平與蘇聯最高領導的「長期對弈」，並指出這是一人對4人，即小平同志為一方，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和戈巴契夫4人為另一方，所進行的「不對稱對弈」。結果這盤棋鄧小平贏了。

最高領導人會晤，中蘇兩國重新結好

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兩國關係正常化的政治磋商取得重大突破，中蘇高級會晤的時機業已成熟。

中蘇雙方商定，兩國外長於1988年12月初和1989年2月初進行互訪，為鄧小平與戈巴契夫的會見做準備。

1989年5月15日，戈巴契夫開始對中國進行為期4天的正式訪問。

5月16日上午10時，戈巴契夫來到人民大會堂東大廳，鄧小平迎上前去，兩人面對100多位元中外記者熱烈握手，大廳內響起熱烈的掌聲。

在持續近3個小時的會晤中，鄧小平首先提到了3年前請人轉達的關於希望中蘇之間消除三大障礙實現關係正常化的口信，戈巴契夫回答記得此事，並說，這對我們的思考是一個促進。

小平同志莊重地表示：「中國人民真誠地希望中蘇關係能夠得到改善。」他建議利用這個機會宣佈兩國關係從此實現正常化，並開門見山地指出：「我們這次會見的目的是八個字：結束過去，開闢未來。」

接著，小平同志扼要地回顧了中俄、中蘇之間近一、二百年來的風風雨雨。在談及20世紀60年代的中蘇論戰時，小平同志說，20多年後回過頭來再看那段歷史，「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現在我們也不認為自己當時說的都是對的」。小平同志接著強調說：歷史上的賬已講過了，這些問題就「一風吹」了，我們都應該「把重點放在未來」。

時年只有58歲的戈巴契夫坐在85歲高齡的鄧小平身旁，聚精會神地聽著，不時邊記、邊點頭，連連說：「對」，「是的」，「同意」，「完全贊同」，顯得畢恭畢敬。他偶爾也插幾句話，比如，當小平同志憶及3年前請人給他帶口信的事，他便「幽默」了這麼一句：「三大障礙」3年時間，正好一年解決一個，並表示：這些年沒有白過，弄清楚了不少問題。

面對俄中關係三四百年的風風雨雨和蘇中關係三四十年的恩恩怨怨，戈巴契夫講了三層意思：一、對俄中、蘇中關係中某些問題的成因，蘇方有自己的看法。二、對兩國間在不太久遠的過去所產生的某些問題，蘇方「也感到有一定過錯和責任」。三、同意過去的問題就講到此為止。

就這樣，在小平同志的不懈推動下，經過10年艱辛努力，中蘇關係由此實現了正常化。

（孟蘭英／文）